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60年的变革及启示

合作医疗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国60年来,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两个发展阶段.回顾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60年的发展变革历程,总结和分析其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完善的制度设计是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主体功能与作用的充分发挥是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适宜的制度环境是确保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我国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述评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学术界对我国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研究概况。介绍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的历史资料、出版著作以及学术论文,分析和总结了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合作医疗制度评析、赤脚医生的研究、传统合作医疗制度与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比较研究、对合作医疗制度本身的研究、医疗政策研究等问题,指出了集体化时期农村医疗卫生制度研究的方向。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的比较研究

从覆盖丰、公平性、可及性、人口健康、医疗卫生费用五个指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可以发现:正在实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绩效虽尚未完全显现,但部分主要指标较高;计划经济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缋效次之;而转轨时期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最低.导致不同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与农民的不同行为方式.今后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绩效,应该着力引导医疗卫生费源向农村配置;完善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范政府财政投入机制;做好城乡一体化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有效衔接.     

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存续背景研究

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是20世纪50~60年代被创造出来并加以推广,成为特定条件下解决中国广大农村农民基本医疗保障的一个重要制度。然而,这一制度毕竟是中国特殊背景下的产物,这种特殊背景可以归纳为: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一元化政治权威模式。今天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尽管借用了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制度形式,但是它却是在极为不同的背景下推进的,因此讨论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存续背景,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今天应当注意的实践问题。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起源及其法律性质分析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合作社。从立法精神、规范设计与制度实践的角度来看,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目的和宗旨,以互助合作提供医药服务为原则,具有合作社性质。其在强调社会公益性同时,兼顾分红的经营性,体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赋予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公益事业和经济组织双重属性的特色。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起源时期的制度建设和法律规范,值得我们今天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时加以借鉴。     

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变迁的回顾与展望

回顾了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变迁,分析了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问题与经验,进而研究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目标与方向,针对当前形势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可能遇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思路.     

我国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出路何在

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 ,是解决农村基本医疗保障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中国“二次合作医疗”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 ,提出按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构建多层次的农村合作医疗模式的新思路 ,最后强调国家在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中的责任以及给合作医疗制度立法正身的紧迫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筹集机制研究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农村医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资金的筹集与保障是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核心问题.通过深入分析中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运行现状及原因,提出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筹集机制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综述

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农村卫生保健工作的一项大胆摸索和有益尝试,它为保护和增进农民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开展对农村传统合作医疗制度的研究,对回应我国当前正在开展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论政府在构建新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中的责任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同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它是政府扶持、农民互助共济的大病统筹基金制度。我国试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因此,要准确界定政府角色,明确政府的责任,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契机,改善农村医疗保障状况,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儒家伦理与传统医德

中国传统医学道德深受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在注重道德教化和崇尚纲常伦理的儒家文化氛围中,孕育出源远流长的优秀医学道德,使得医家与儒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缘关系。“仁爱救人”、“医乃仁术”便是儒家仁爱思想的体现。仁爱原则既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也是传统医德思想的核心。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自卑和焦虑--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溯源

20世纪的中国文论处在中国传统文化和欧美近现代文化因素构成的“文化场”内。中国文化在20世纪中的“低势态”与西方文化的“高势态”的悬殊差异,形成了特别的自卑心理和焦虑心理,这种心理分别在“五四”时期和新时期的40年左右的时间中得到充分的表现,20世纪中国批评的历史几乎就是西方各种批评流派在中国轮番上演的历史。这也是造成中国文论“失语”的历史和现实的关键原因。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中西近代崇高的价值功能与祈向

在中西近代美学史上,相继出现了崇高这一审美范畴.中国近代崇高理论,由于历史、社会诸多原因的影响,其主客对立性发展不够充分,而其统一性却一直占主导地位.西方近代崇高在其历史发展中,主客对立很明显,很彻底,因此其统一性就比较微弱.尽管中西崇高在近代存在着如此差异性,但从现代性的发展态势看,它们都将会以统一性作为未来的祈向.     

中医兴衰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

近代以来,医疗领域发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现代中国"是如何出现的,医疗史可以看成政治史的一种表述方式。中医在1949年前后的兴衰是和民族国家观念相联系的过程。作为传统文化,抑或封建文化的残余,中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意涵。从废止中医案到赤脚医生制度,中医的兴衰与政治运动、"国家"界限的确立密切相关。     

脚气本义与腺鼠疫史话

晋唐“风毒脚气”是与鼠疫有关的急症。19~20世纪之交的鼠疫流行与同期发现的beriber或Vitamin B1缺乏病,经有关学术团体“帝国医疗”(impirial medicine)、“殖民地医学”(colonial medicine)的误导而指鹿为马,将其误释为营养不良的慢性病。我们依此为中医史、疫病流行史、中医灸刺法起源和中医理论的渊源找到了新的切入点,也为研究东西方医学交流和近代中日鼠疫流行史提供了新的佐证。     

当代文学的前史与当代文学的建构

没有现代文学就没有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在建构过程中所不断滤及、遴选以及建立起来的关于文学史的规范,同样在当代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中国当代文学虽然已经建构成一个学科,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知识体系,但一套相当完备的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也同样是指导当代文学的理论。战争年代,一切为了战争的思想在文艺界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于是,文艺艺术从语言到形式就出现了一个如何把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转译"为革命的政治内容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中来的问题。进入共和国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创造出适于中国革命特点的民族形式,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大特色。文学史的"历史建构"在这一政治文化背景下有了"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非主流"作家在不断的滤及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被淘汰。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