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苏与反共──蒋介石1923年苏俄之行论析

访苏与反共──蒋介石１９２３年苏俄之行论析白冶钢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李敖曾经指出：“今天钦定的蒋介石的传记与论述，无一不把这独裁者描写成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钦定的蒋介石言论与全集．也无一不展示这独裁者反共抗俄的先知先觉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蒋介石从...     

报导文学的理论探索——台湾报导文学研究之一

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首先倡导,台湾文坛上出现了一股“报导文学热”,还不断进行评奖,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那么,台湾为什么会出现这段报导文学的繁荣时期?台湾对报导文学的认识如何?它的功用、特征是什么?它属于什么范畴?指导创作的理论是什么?过去的几年中,在台湾的新闻界、文学界以及高等院校中,对这些问题曾展开过热烈的讨论。研究和探讨这些理论,对了解台湾报导文学的历史与发展,是不无益处的。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

当代台湾文学的人文主义脉流朱双一对于当代台湾文学思潮，人们常以“现代派”和“乡土派”的二分法加以描述。近来，有人注意到由官方所主导的所谓“三民主义文艺”也应以尊重历史的态度承认它的存在。①然而，对于时隐时显地贯穿于当代台湾文学全过程的又一重要脉流──...     

论《芙蓉镇》的艺术特色

首届茅盾文学奖公布时曾听到有人议论说:“古华的《芙蓉镇》能够获奖,很不简单!”表示了对评奖工作的肯定和对小说本身的赞赏.但是,获奖作品不只一部,为什么单独提出《芙蓉镇》?它有哪些独特的地方?它的获奖又说明了什么?这些问题常常萦绕在我的脑际. 《芙蓉镇》不是那种卷帙浩繁的长篇巨制,称不上是什么史诗式的作品.它不过是只有     

《世说新语》“容无韵非”解

《世说新语·赏誉篇》“有人目杜弘治”条,刘孝标注引《语林》以明《世说》所本,云:“初若熙怡容无韵非,盛德之风,可乐咏也。”通行本漏了“非”字,徐震堮先生《世说新语?恪吩?“影宋本‘韵’下有‘非’字,亦不可解,疑有讹夺。”“容无韵非”之所以费解,一是由于它以形容词作宾语,二是由于它用“韵”字作动诃。关于以形容词作宾语,《世说》中常见。如孙绰称支遁“拨新领异”(《文学篇》)。“容无韵非”正好展示了晋代名士的两种不同风格。     

有关“抗战文艺运动”的一点感想

读茅盾写于一九三八年二月的《“抗战文艺展望”之发端》,有点点感想。 《发端》涉及了抗战文艺运动形成的时限问题,其中有这样两句:“抗战以来,我们有抗战文艺作品,然而没有抗战文艺运动！”意思很清楚:在“展望”抗战文艺的当时,抗日战争虽早已全面展开,但抗战文艺运动却还没有形成,抗战文艺作品的出现,并不表明抗战文艺运动的“存在”。 对这一论断,《发端》有所解释。“所谓‘抗战文艺运动’,不是多出些文艺刊物,多发表些作品之谓,而是就现实中看清了何者是中心问题,问题的实际怎样,然后由此而决定文艺工作的方案。有了这样的方案,然后文艺工作者不会在心中浮起了‘我的工作     

从一九五七年对“干预生活”作品的批判谈起

一部《重放的鲜花》放在我们面前。今天,当我们百感交集地再次捧读它们的时候,这批作品那积极“干预生活”、尖锐地反映重要社会课题的胆略、勇气和率直、泼辣的战斗风格,就象火焰似的烧灼着读者的心。读着它们,人们在激动之余,不禁想到:文艺作品揭露生活的“阴暗面”有什么错误?作家“干预生活”又有何不对?为什么一九五七年要把这批作品批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将其多数作者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翻阅一下当年的批判文章,我们发现:在紧锣密鼓的讨伐声中,姚文元的     

《中国革命史》教研组开展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近几年来,在《中国革命史》教学过程中,有些学生提出了一些疑难问题,例如:如何认识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的影响?我国当前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洋务运动是否一样?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为什么行不通?国民党搞一党独裁,共产党是否也是搞一党专政?中国为什么不能搞多党制?如何看待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经济差距?“和平演变”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警惕和抵制“和平演变”?等等。为了肃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中国革     

《红楼梦》的续书及佚稿研究概论

一、假作真时真亦假——为什么要研究续书和佚稿自从胡适、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产生以来,研究《红楼梦》的人大致都承认如下事实:百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红楼梦》并不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分为前后两截:前八十回是曹雪芹的原著,后四十回是别人的续书,而且前八十回也被续书作者作了许多修改。尽管也有人说前八十回也不是曹雪芹所作,而是所谓“石兄”旧稿;说一百二十回都出自同一个人手笔,但这些都是少数人的意见,并不能推翻“新红学”考证的     

“扇上的烟云”——重评《画梦录》

《画梦录》连《代序》共收十七篇散文,只是八十多页的小书,但却风靡一时,获得1937年大公报文艺奖金,“成为当时散文的经典.”《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委员会指出:“在过去混杂于幽默小品中间,散文一向给我们的印象多是顺手拈来的即景文章而已.在市场上虽曾走过红运,在文学部门中,却常为人轻视.《画梦录》是一种独立的艺术制作,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堪称当时散文的优秀代表作.《画梦录》在卅年代多次再版,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是,《画梦录》描画了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深沉的寂寞,     

“宿命”、“血缘”及其它——《雷雨》散论之一

四十八年前,23岁的大学生曹禺,在巴金的帮助下发表了处女作《雷雨》.翌年,《雷雨》在日本东京的舞台上首次公演.这部显示着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创作战斗实绩的作品,以它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中外读者和观众.在国内,国民党的禁演,“四人帮”的摧残,都无法扼杀它的艺术生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话剧的百花园里,她是一枝光采耀人的开不败的花朵. 自然,也不必讳言,多年来,文艺评论界从没停止过对《雷雨》“局限性”的谈论.其中,谈论最多的要算是“宿命论”了.自从三十年代有人提出曹禺是用“宿命论”错误地解释了《雷雨》悲剧的社     

坚守思想文化战线的岗位——读散文《站崗》

涂怀章同志的散文《站岗》,是一篇很有革命现实意义的作品,发人深思,值得一读。 《站岗》通过一对师生对短诗《春雨》的讨论,反映了当前思想文化领域内斗争的一个侧面,热情地歌颂了坚守思想文化战线岗位的工农兵学员辛柱子,提出了“不能在意识形态战线上撤岗”这一重大问题上。 在这篇散文中,教员“我”所介绍的《春雨》明明有“催眠曲的味道”,为什么获得了“我”的共鸣呢?原因之一是被作品中一些表面词句和艺术技巧所迷惑,以为批判了文艺黑线以后出现的作品全都是好的。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流毒还没有肃清的反映,忘记了意识形态领域中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忘记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其次,这首诗获得“我”的共鸣,还由于世界观、艺术观没有改造好,不理解革命的现实和时代精神。因之“在思想战线上撤了岗”。     

试论《李有才板话》

赵树理同志说:《李有才板话》是写农民诗人李有才“作快板的话”的。应当怎样去认识这部小说的重要成就及其历史意义呢?本文就这个问题试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请同志们指正。 为人民文艺写史 据说,在《李有才板话》等三篇小说发表的当时,有人就指出: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描绘了有些基层干部是混入党内和政府里的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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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话 谁敢得罪 在一次政府会议上,赫鲁晓夫声色俱厉地指责斯大林的错误。突然,听众席上有人打断了他的讲话。 “你也是斯大林的同事,为什么你当时不阻止他呢?” “谁在这样问?”赫鲁晓夫怒吼。会场没有人敢动弹一下。于是,赫鲁晓夫轻声说:“现在你该明白这是为什么了吧?”     

《文艺论集》的成书与版本衍变

《文艺论集》是郭沫若一部重要的学术论文集,也是其著作中版本衍变最为繁复的一部著作集.《文艺论集》的编选成书,是郭沫若将自己文章、作品辑录成集的一个有些“另类”的个例,那差不多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而此时,在“悬想”独自建立一个“文艺论”理论体系的郭沫若,正经历着思想和人生道路的剧烈变化.这些情况对《文艺论集》的版本衍变自然发生了影响,它们既有文本上的,亦有文本之外的.这是《文艺论集》版本研究需要关注和考察的内容.同时,这对于疏理考察郭沫若著译作品中大量存在的非常棘手的“盗版本”问题,也会提供某种启示.     

評“空白論”

1967年在一次集会上,白骨精江青居心叵测地问道:“从1871年到列宁留下多少作品?文化大革命前留下多少作品?”狗头军师张春桥,立即阿谀逢迎地答道:“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这中间一百多年是个空白”。“四人帮”炮制的这个“空白论”,不仅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全盘否定,而且是对整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恶毒诬蔑和直接背叛。剖析这个“空白论”,对于我们认清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利用文艺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的反动本质;对于我们恢复和发扬无产阶级文艺的革命传统;对于我们坚持马列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都是十分必要和颇有教益的。     

不要拆毁那“通达彼岸的‘桥梁’”——和林志浩同志讨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再评价问题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七九年第4期发表的林志浩同志《通达彼岸的“桥梁”》一文(以下简称林文),重新评价了三十年代出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同志的杰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下简称《序言》) 林文对《序言》的所谓“不足之处”作了所谓的“具体的分析和说明”,以指出它的所谓的“缺陷”。然而,林文的这些批评,对整个《序言》的再评价,是不公正的。     

法国《费加罗文学报》讨论新小说派

最近法国《费加罗文学报》上有三篇文章讨论了新小说派的问题,很能说明法国公众对这些作品的看法,现将这些文章的内容摘要介绍如下:《费加罗文学报》第917期(1963年11月14日)上刊登了多米尼克·日阿迈题为《1963年小说家玩的什么把戏?》一篇文章。文章一开始,作者提到远在他服兵役时,就有人教导他连最小的事也要问问“在哪里?”,“在何时?”,“什么?”,“怎样?”等问题。可是,对于这些无疑是太简单的疑问,1963年的作家也不能予以答复。不是缺少“在哪里?”,便是没有“什么?”,不是“怎样?”没有说清楚,便是“在何时?”没有讲明白。更不用问“是     

试论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兼评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

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及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问题,学术界很少论及。本文考察了台湾地区民族关系在历史上的嬗变及其特点,评析了台湾当局民族政策的两大组成部分——所谓“蒙藏政策”和“山地政策”,并对８０年代以来岛内兴起的“原权运动”的性质、原因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台湾地区的民族关系具有不同于祖国大陆的典型特点;国民党台湾当局的民族政策是以反共和敌视大陆为出发点的本末倒置的错误政策,是台湾少数民族沦为“弱势族群”的根本原因;而“原权运动”的兴起,则标志着台湾少数民族的觉醒,同时也给岛内未来民族关系的发展增添了变数。     

驳《为文艺正名》

《上海文学》评论员《为文艺正名》(以下简称《正名》)一文,专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下简称“工具说”)的,可没有一个论点或论据对准了这一说法本身,根本没有将它驳倒;文风也不大好,不实事求是,连形式逻辑也不大讲。这里,我谈一些看法,错了,请同志们和《正名》作者批评、指正。诚如《正名》所说:“工具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界就开始形成和流传”,而把“文艺”与“工具”联系起来,说文艺可以作为斗争工具的,在我国,最早的大概是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