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卫所中的藩王护卫军

藩王护卫军是明代漕运卫所运军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被纳入到漕运体系中。承担漕运任务的徐州左卫、东昌卫、任城卫、豹韬左卫和龙虎左卫等与藩王护卫军关系密切，所涉及的藩王府包括楚王府、蜀王府和鲁王府。鲁藩护卫军在调为漕运卫所运军过程中，与楚藩和蜀藩护卫军，呈现出了不同的模式与统辖关系，既体现了漕运卫所与藩王护卫的复杂关系及漕运卫所的特质，又反映了明代皇帝对藩王的态度与政治策略动向。同时，将藩王护卫军改调漕运卫所和同城分立卫所是明王朝裁撤藩王护卫军后的两种安置方式，亦是削藩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      

西晋藩王政治研究

魏晋更替后,晋武帝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藩王,地方上出现了与西汉初郡国并行制相似的行政管理模式,藩王们又入主中央权力中枢,担任太尉,尚书令等,参与最高决策;又通过持节、都督诸军事等方式,掌控着中央﹑重要边关军镇和统兵征伐四方等军政大权,形成了西晋的藩王政治。藩王势力作为封建王朝中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和社会阶层,在西晋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和作用从来没有停止过。     

王府文官与明初中央集权

王府文官制度的设立与完善,是朱元璋等明初诸帝,在实行"分封建国"的政治背景下,力图强化中央集权,加强对藩王控制的一项重要举措。朱元璋通过对王府文官的倚重、保障其政治前途等一系列措施,在加强对王府文官有效控制的同时,也极大促动了王府文官"忠君"大于"事王"的基本政治取向的形成,并在靖难之变中较为突出地展现出来。不过,由于明初藩王势力的相对过大,使王府文官系统对藩王的约束还主要停留于规谏层面,而未能形成更为完善的制衡与制约机制,因而也就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藩王势力对皇权的挑战。     

不同流俗的外藩王爷论略

在《红楼梦》的最后情节中,王仁贾环等人合谋将巧姐聘嫁于外藩王爷。藩王查知底里系世代勋戚之后,坚令回绝。此举既使故事有大起大落的跌宕韵致,又塑造了藩王品高德邵的美好形象,寄寓了作者对少数民族官员以独钟厚爱的殷殷深意。     

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

明代王府文官之设为例行辅导宗藩之外，又为中央政府削弱藩王力量之目的而得以加强与完善。在此目的得以达成之后，王官的政治地位便接踵衰落，具体表现为其迁转的困难。针对王官在其体系内部的迁转，朝廷先后设置了官员出身、任职时长、藩王奏保和抚按荐举等三项标准，限制大部分官员升迁至内部序列的顶点。同时，吏部又以不考绩，从而不能迁转的方式限制王官向外迁转。明后期出现允许王官外迁的制度，但因为该类官僚的劣质化，终究在实践中没有开放其外迁。明代王府文官迁转制度最终发展为限制该类官僚迁转的制度，其合理性在于帮助明末吏部解决过频、过多的官僚人事流动。     

《艺文类聚》纸背文书所见明代山西巡抚及巡按考释

上海图书馆藏《艺文类聚》纸背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至万历二年(1574年)山西藩王宗禄文书,记载了巡抚山西都御史孟、杨、万、王,巡按山西御史陈、宋、饶、桂监察王府宗禄发放事宜。通过文书与传世文献的结合,明确了嘉隆万年间巡抚山西都御史与巡按山西御史具体为何人。山西藩王宗禄文书为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提供了明代山西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监察山西藩王宗禄发放的细节性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其一,为明代巡抚都御史与巡按御史监察职能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其二,为巡抚都御史、巡按御史等监察官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     

康熙平定三藩中的西北三汉将

一、西北形势安危与平藩战争全局的关系康熙十二年(1674年)十二月南方的藩王之一,兵力最强的吴三桂叛变了。其起因由于撤藩,先是藩王尚可喜称病请归老辽东,以子之信继镇,康熙帝玄烨只准归老撤藩,不准其子继镇。继而吴三桂与另一藩王耿精忠也请求撤藩,以此窥探朝旨,康熙即下谕三藩并撤。于是,吴三桂首揭叛旗,战争爆发。清初在南方的藩王势力总共四部:平西王吴三桂镇云贵,平南王尚可喜镇广东,靖南王耿精忠继其父继茂镇福建,另定南王孔有德镇广西。后有德被明将李定国围困桂林,自缢,部属由共婿孙延龄统辖。吴三桂一反,耿、孙及可喜子之信相继俱叛。与共同时,各地汉籍将领纷纷脱离清朝,战火燃遍南北各省。吴三桂即在发动之月,杀云贵总督甘文焜、云南巡抚朱国治,降贵州巡抚曹申吉、提督李本深,进占湖南沅州、辰州     

明前期统治政策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戏曲发展总是与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明代戏曲发展也是如此。通过对明代前期的统治政策对明前期及其后戏曲发展影响的分析,找出明前期禁戏政策、科举制度、独尊程朱理学、纵容藩王沉迷声乐、禁官僚狎妓等一系列政策与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空白、藩王戏曲家的出现、戏曲文人化、娈童妆旦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戏曲的发展。     

秦王李茂贞与秦王陵

秦王李茂贞是唐末地方割据政权的藩王，其所建立的岐秦政权偏居西秦近60年，在唐末五代的政治舞台上有重要影响。通过近年来对秦王王陵的考古发掘和对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秦王陵兼具唐陵葬制和宋金墓葬的特点，在中国帝王墓葬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论《普济方》的编辑学价值

论《普济方》的编辑学价值阎现章在中国古典医学编纂史上，明人曾整理汇辑出版了两大部很有影响的医学集大成文献：在方剂学方面，明初周藩的第一任藩王朱领衔编辑了集中国１５世纪以前方书之大成，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最大、最为完备的一部方书─—《普济方》，这部书至今仍...     

明世宗祭礼改制对嘉靖政治、经济的影响

嘉靖时期明世宗对国家祭礼进行了全面的变革 ,旨在追崇其父兴献王 ,塑造帝系正统 ,为自己藩王入主大统“伦序当立”的合法性作礼义上的论证。祭礼改制伴随着大批郊、庙等祭祀之所的建设 ,大兴土木 ,劳民伤财 ;同时 ,祭礼改制也激起了官僚体制内部的权力之争。可以说 ,嘉靖祭礼改制对当时政治、经济产生了深刻影响。     

“非王禄则军饷”——明代山西赋税征收特征与弃农从商趋势的形成

明代山西太原府、大同府和潞安府分别是晋王、代王、沈王的封地。这些藩王权倾一方，世袭罔替，食禄而不治事，成为地方财政一大负担。王朝中后期，宗藩扩大了对民田的强占兼并，农民不断失去可依附的土地。此外，山西毗邻北方边境，地方政府需要负担繁重的赋税粮饷以维持边防开销，每逢战时状态，还要加派征收。以上因素导致田地不足耕，粮税不足缴，当地百姓逐渐成为自由劳动力。为了获得足够的岁禄和军饷，在财政白银化的趋势下，山西加速实行赋税折银制。白银流通带来的商品经济发展促使解放双手的百姓弃农从商，加速了晋商群体的形成。通过对明代山西历史文献资料和经济数据的寻究探赜，以期还原晋商起源的历史轨迹、社会背景、发展要素以及农—商身份的转换过程。     

论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世界观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其心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创始和奠基阶段。本文拟就其悟道的由来、契机、内容及在其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一些探讨。一、“龙场悟道”的由来“龙场悟道”并非偶然，王阳明生活的明代中期，存在着严重的社会危机。此时，社会矛盾激化，统治者腐败不堪，皇帝荒废政事，大权旁落，宦官擅权，藩王叛乱；农民起义不断；再加上边患频仍，使得明王朝政局混乱、内外交困，岌岌可危。正如王阳明所说，“今天下波颓风靡，为日已久，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在社会思想领域，自南宋以来，程朱之学被钦定…     

论汉初统治者的哲学思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刘邦初定西汉天下，总结秦亡的教训，确定实施黄老无为政治，促使文景时期生产力得到发展，经济得以恢复乃至走向繁荣。由此而引起国内藩王强大，北方匈奴屡犯边境，直接威胁西汉中央集权的巩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观点，成功地内削诸藩，外抗匈奴。但因而连年用兵，耗尽民力，人口减半，生产力又再遭到破坏，汉武帝命他的大臣卫青辅助汉昭帝复行无为政治，使得西汉的社会矛盾不断地得到化解，社会繁荣时期延续百多年，及至汉宣帝时期。本文用这段史实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也就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的规律。     

藩王僚佐与南朝政治

南朝的皇位更替有着明显的规律,即由藩王或异姓登位的皇帝,其皇位都比较稳固,而由太子登位的皇帝,其皇位多不稳固,而且这两类皇帝大致是交替登位。这种现象与宗王出镇制密切相关。宗王出镇制对门阀势力的兴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门阀士族因为在方镇由府主下降为僚佐,其政治地位也随之降低,而地方势力及寒人则能随着出镇宗王的上台而得势。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嘉靖初年大礼之争与皇权的强化

嘉靖初年的“大礼之争”,表面上是在争“考”争“庙礼”,实质上是皇权与阁权之争。嘉靖由藩王入登大位之时,左右无植根之党,皇权弱于阁权。在母妃蒋氏支持下,他利用干进之臣张璁、桂萼辈排陷阁臣,抑制阁权,从而不仅取得了争“考”、争“庙札”的胜利,而且大大强化了皇权。“大礼之争”影响了嘉靖皇帝的性格形成,改换了明代中叶的政治面貌。     

汉字竖写有玄机

古人之文,直行竖写,确有可能导致某些粗心的人把上下结构的字错看成两个字,或将紧挨着的两个独体字瞧成一个字,由此而产生的误会不一而足. 明永乐皇帝朱棣,以藩王起兵,成功之后,对效忠建文帝朱允炆的官员深恶痛绝,像大儒方孝孺,尽管谋臣姚广孝事先一再恳求他高抬贵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但终于也被灭了九族.     

明朝伊藩王世系补正

明帝国建立初期,朱元璋封第廿五子朱(木彝)为伊王,至永乐六年就藩洛阳。明代后期,神宗朱翊钧又封其子朱常洵为福王,至万历四十二年就藩洛阳。两代藩王所营宫室“崇台连城,拟帝阙”。但历经沧桑,王宫建筑多不复存,惟伊王府宫城南门之三座砖砌门洞尚在,即今洛阳老城西大街旧府洞。福王之藩洛阳,在伊王府的基础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谱系管见——兼论其与蒙古统治者的关系

高昌畏兀儿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在蒙元时期较早归顺成吉思汗并与蒙古统治者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蒙古统治者在畏兀儿地区建立机构管理和控制畏兀儿地区.由于西北藩王的叛乱迫使畏兀儿人内迁,畏兀儿亦都护也迁居永昌堡.亦都护谱系的变化反映了元廷政局的变化.由撒连的斤、火赤哈儿之死到帖睦儿补化、太平奴之死,无不反映了元廷局势的变动对亦都护家族的影响.内迁之后,畏兀儿亦都护变成了元廷丧失原来领地的特殊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