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评价

《死亡之思与死亡之诗》评价童梓在西方，死亡是哲学的源头，是孕育伟大悲剧精神的母体。而在东方，在中华民族这块黄土地上，人们执着于现实人生，执着于对生命的拥抱和享乐，所以，对死亡的思考远不及西方人深刻。如儒家的祖师爷──—孔夫子就曾说过“未知生，焉知死”...     

超越死亡的智慧 --《死亡意识》透视

人世间最能催心裂肺的莫过于死,人们惧言死以至遮蔽了关于死亡的智慧。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有关“生”的话题多如牛毛,相比之下关乎“死”的话题却凤毛麟角。的确,直面死亡需要勇气,承担死亡需要智慧,挖掘关于死亡之大智大慧的重任自然地被哲学承担了,孙利天所著《死亡     

论中国传统死亡观对第三代诗人的潜在影响

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第三代诗人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死之“思”——《蛙》与《时时刻刻》的比较阐释

文学中,死亡母题是人类在现实中意识到人必有一死之后建构的死亡诗学。20世纪以来,随着死亡的艺术化处理和哲学思考进一步发展,中西文化中的死亡表达方式呈现“和而不同”的态势。莫言的《蛙》和迈克尔·坎宁安的《时时刻刻》便是一例。莫言把生死之际“此在”的可能性以“延生”的生育方式提供“向死而在”的“在”的可能性,坎宁安则通过三个历时共“在”的“向死”个体,表达个体濒死的能动性、选择性和责任感。虽然两个文本中主人公的畏死和濒死的体验不同,却在“延生”和“向死”的文学话语上表达了异质同构的“死”之思。对于活着的人来说,死亡永远处于“尚未抵达”的恒久状态,面对生命的绝对紧迫性,敞现向死而生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是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现实,是人类无法逃遁的难题中最为反思性的主题。     

《周易》德福思想论

《周易》是我国一部古老的哲学著作，其中的德福思想内涵丰富，对儒家哲学产生深远影响。“以德祈福”使人们更加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以期德福共享。“继善成性”说也被后来的儒家学者吸收并发展。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死亡观研究

道家死亡观为中国传统死亡文化的重要组成.道家死亡观以自然主义道论为理论前提,富有超越性,反对以儒家为代表的"悦生恶死"的传统死亡观,以"生死齐一"实现对死亡恐惧的心理克服和超越;以与"道"的相合程度指出"安时处顺"和"不死不生"超越死亡的两种境界及对应的操作途径.道家死亡观以对儒家的消解为特色,与儒家互补而存在.     

论《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建构中的作用——以郭店简、上博简引《诗》论《诗》为中心

《诗经》诠释在早期儒家哲学展开过程中作用独特而重要.出土文献中引《诗》论《诗》内容为研究提供了重要而可靠的新材料.简本《缁衣》的“子曰诗云”模式是“子曰”加“诗云”的格式,形式上的“引诗为证”实为作者深于《诗》教而使“子曰”与“诗云”相互发明的著述方式.竹帛《五行》之引《诗》实已将《诗》句融入到对“五行”说的阐发中,《诗》句构成了思想阐发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民之父母》之以《诗》句作为话题而展开儒家政治哲学阐发的方式在传世文献中也时有所见,是早期儒家通过《诗经》诠释建构哲学的另一种文献形式.《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儒家《诗》学专文,其出土使早期儒家经学范畴上的“《诗》学”清晰起来,对深入探讨早期儒家《诗》学与哲学之关系有重要启示.总之,这四篇文献分别代表早期儒家《诗经》诠释的一种形式,共同表明早期儒家《诗经》诠释在其哲学建构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老子哲学中的生死观

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专题论著或教科书里,大都把老子的思想及其特征置于他的“道”之下来加以理解,这样就多少忽略了老子哲学中关于生死问题的思考内容。我倒是倾向这样认为:老子哲学中的“道”,乃是对于人生存在的生死问题的体悟与思考的结果,也是老子企图对人类的生死行为作一本体、形上探索的产物。一老子向往远古时代“小国寡民”的社会及其生活,可能不是因为“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的缘故,而是因为“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民重死而不远徒”的考虑。因为在这样一个鸡犬之声相闻却重死、安土而不喜往来的宁静社会里,可以把人的生命活动固定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把死亡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因素的僵持性结合起来,从而能够避免死亡对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结构、个体生命价值意义的摇撼和振动。倘若人们情愿、乐意把自己的既生之后、将死之前的生命活动限止在一个毫无人为痕迹的自然境界里,人们自然就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崇本息末 拯救儒家伦理理想——王弼“以无为本”的伦理学说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阐释王弼的贵“无”哲学。认为王弼关于“德”、“道”关系的论述是其全部哲学的出发点 ;而他的“本末有无”之辩则是“道德”论的形而上学基础 ;“崇本息末 ,以无为本”的观点则是他哲学发展的必然结论。王弼的伦理学为先秦以来的儒家伦理理想摆脱繁琐虚伪的经学 ,开辟新境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它上承先秦儒家 ,下启宋明理学 ,是儒家伦理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     

新理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本文所要论述的“新理学”指的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但其含义不限于作者所著《新理学》一书,而且包括作者“贞元之际”所著《六书》形成的“新理学”整个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之用“新理学”命名,正如作者所说:“《新理学》这部书是我在当时的哲学体系的一个总纲”,所以这个名字“另外一个意义是指我在四十年代所有的那个哲学思想体系”(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二四六页)。在我国本世纪三十年代中,出现了两部论述中国儒家哲学的很有价值的哲学著作:一部是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识论》,另一部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新理学》。前一书的价值是印度佛教哲学和中国儒家哲学的会合,而归向于中国儒家哲学;后一书的价值是西     

海明威笔下的“死亡”及其文化意蕴

“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苏格拉底曾经把哲学定义为“死亡的准备”,“死亡”作为“生存”所面对的挑战也在不断地为人类所认知,而文学作品则成了人类自身最可贵的创伤与死亡的经历的记载。在众多关注人类命运的有良知的作家、艺术家里,海明威以他独特而冷峻的目光选择了“死亡”作为惯常表现的题材,并把对死亡的深刻认识引入自己的生命意识之中,把“死”与“生”相对照,写作了人生存的险恶与艰难,肯定了人为生存而作的种种努力,以及接受死亡、超越死亡的勇气和在精神的荒原上重塑自我的人格     

儒家修身传统与中国哲学重建——来自《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的思想启示

陈立胜先生《从“修身”到“工夫”——儒家“内圣学”的开显与转折》一书试图回到源远流长的儒家修身传统来重建中国哲学。在这部具有典范意义的著作中，陈立胜先生以其恢宏的历史眼光和深邃的哲学洞见，把儒家修身传统划分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德行培育时代、唐宋变革之际的心灵操练时代、清末民初的“过渡时代”、当今“人机之辨”的新时代，并借着“轴心时代”论中国哲学的起源，对中国哲学的定义、中国哲学的主题、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均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具体的论述中，该书主要围绕儒家修身传统中的“反省”技术、“知-情-意”的基本领域、“内圣”的终极关怀三个面向展开。可以说，陈立胜先生在该书中的学术努力，不仅穿越了中国哲学重建的双重思想屏障，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颇为自觉的“做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意识，已然呈现出一种“通向世界的中国哲学”的新气象。     

“身心修炼”:彭国翔的儒家功夫论研究

当代中国哲学界出现了“哲学的功夫转向”,“功夫论”很好地概括了儒家对修炼、践行和生活方式的关注。彭国翔抓住“身心修炼”这一核心问题意识，对儒家传统功夫论进行系统研究，构建了“理想人格—具体功法—特点价值”的整体研究框架，在与西方古代哲学基调、释道两家功夫论的比较中突出儒家传统功夫论的存在合法性。在文献方面注重新材料的发掘和应用，并善于通过数据分析使其研究的实证色彩得以增强。儒家传统功夫论研究将在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由“哲学的功夫转向”走向“功夫的哲学转向”。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对儒家哲学的继承与超越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是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以德治国”的方针具体化、规范化、制度化的体现。它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儒家哲学的精华 ,尤其是对儒家哲学中公民道德的有关思想 ,而且又去其糟粕 ,是对儒家哲学的发展和超越。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

《老子》“中”“和”思想发微郝明朝崇尚中正和谐是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代，即成为一种风尚．它不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亦是道家经典《老子》的重要思想内含。但儒家的中和理论—一中庸之道为人所共识，《老子》的“中””和”思想却很...     

儒学的德性价值论

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建立在“天命之调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一哲学基础上。“天——性——道”这一以人为中心的环状结构,体现出儒家的人本哲学思想。儒家的价值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人生价值观上形而上学基础“天命”是其终极价值源泉;作为价值尺度的“德性”为其核心;“修齐治平”是其价值实现的途径。     

儒家仁爱精神与高校德育工作者道德建设

伦理与宗教、政治、哲学融为一体的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体,仁学则是儒家学说之核心。几千年来,儒家“仁爱”精神成为我们一种民族精神,对中华民族思想道德建设及社会文明进步发生重大作用。笔者认为挖掘并弘扬儒家“仁爱”思想之精华,对加强我们自身思想道德建设,做好德育工作,也将大有裨益。一、弘扬儒家“仁爱”精神,爱国爱民,做忠诚的爱国主义者“仁”作为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孔子对其有多方面的阐述并赋予丰富的道德内涵。而“仁”的核心是“爱人”,笔者以为,“仁爱”精神贯穿于儒家忠、孝、悌、恕、恭…     

死与思——死亡现象的文化分析

思之死总是伴随着死之思。对死的领悟意味着在的澄明。当哲学和文学毫不隐讳地把“死”这个触及人类灵魂深处的奥秘揭示出来时,人们才猛然发现,“死”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许多文化现象的活的源头。中国历来重死。从产生无数伤逝悼亡之作的文学艺术到强调不着意生死处堪破生死的佛家冥想;从沉缅于“在世”之烦忙的日常意识到注重节操的政治一伦理文化,都可以看出人们对自身命运的终极的关怀。人们对死的种种思索、名目繁多的丧礼、各式各样的墓葬可以使我们发现中西文化的心理差异以及表现这些差异的文化壁垒,找出使中西文化     

从“生死互渗”中领悟死亡智慧──评郑晓江《生死两安》

最近得到南昌大学哲学系郑晓江教授的新著《生死两安》，这部１８万字的书是他在台湾的讲演整理成稿后由广酉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出版的。我读《生死两安》，感觉该书虽写生死，而重点是论及死亡学，尤其是死亡哲学。死亡是个“黑箱”，任何活着的人都不能经验死亡，因而人们对死亡进行把握的较好方式是哲理智慧的领悟。读罢《生死两安》，的确能给读者以“死亡智慧”的启迪。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三个方面：１．直面死亡。死亡本来是每个人不可逃避的人生归宿，生死问题本来是每个人都应掌握的人生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