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道统思想的现代转型与洋务事功

张之洞是晚清儒家道统复兴阶段代表人物之一.他以仁礼兼重的道观、“中体西用”的功用观构成其道统思想.其“中体西用”功用观秉承龚、魏、曾诸公“经世致用”的精髓,以其首创的现代意义而居现代儒家道统论开基立业之功,并以此成为“返本开新”说之滥觞.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儒家的修齐治平、“经世致用”到现代儒家“中体西用”的转变,而推动此进程的决定性物质力量是洋务事功.督晋期间与李提摩太的交往,启动了张之洞对“洋务”的接触、认识,而后在广东、湖北的成功洋务实践,更直接促成了其功用观的转变,并进而实现了其儒家道统思想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张之洞“中体西用”功用观定立了儒家道统论现代功用观即新外王说的基调,从而使其道统思想在晚清道统复兴阶段起到了理论枢纽的作用.     

徐复观的中西文化观

徐复观是 2 0世纪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其学术生涯中对中西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他认为中西文化在渊源、文化取向、内容方面都有所不同 ,并且各有成就和弊端。他主张中西文化应该扬长避短 ,互相学习 ,反对文化上的大民族主义和全盘西化论     

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各知识群体的中西文化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 :“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 ,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 ;“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 ,复兴中国传统文化 ;“《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 ,从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五四时期各知识群体中西文化观评析

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列强入侵中国,东西方文化也发生了激烈冲突,到五四时期更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论儒家对现代化的调适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充满反抗而又不断调适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该文侧重讨论儒家的调适。对儒家调适的阶段、动因、方式、方向和前景作了分析。该文以“现代化共识”的形成和“新儒家”的诞生为界,区分了儒家调适的早期和晚期,认为“新儒学”形成以前,儒家的调适以“中体西用”为主要的调适方式。“新儒学”形成以来,儒家的调适以“创造性转化”为主要的调适方式。     

根本改变与全盘承受

对于中国文化何去何从,梁漱溟用批判的态度分析了中西印三种不同的文化,指出印度文化的不适宜性,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应该结合,用新的中体西用论来融合两种不同的文化,但是他主张中国文化要有根本的改变,重新阐发了儒家核心思想＂刚＂的态度。     

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西方文化冲击儒家思想的历史个案的回顾

本文回顾了张之洞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冲击及对中华现代化的贡献，以此个案探讨了儒家思想与中华现代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张之洞提出“东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以折衷新旧，融和东西文化，在当时形势下，不失为补弊起废、曲折地继续改革的权宜良策。指出“中体西用”论具有固本、变通、自强、御侮的性质，它是从救亡御侮的实践中摸索得来；张之洞的主张是中和的，具有强烈的融合中西学术之意识；他根据“中体西用”精神，推展新式教育，从事工业建设，把它实现于教育和实业改革中；他主张利用西方的科技、资金和人材，亦合乎振兴中国工业之目的。最后提出，盲目西化是经济发展落后国家的通病，而张氏主张学习西方，又坚持不损害固有伦理道德，更不可有违自主权益，贯彻中体西用的原则以追求工业化，此一方向是正确的     

“今胜于昔”是革命派的理论——学习先秦儒法斗争史的一点体会

“今胜于昔”还是“今不如昔”,从来就是儒法斗争的一个焦点。法家代表人物是厚今薄古派,主张“今胜于昔”,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革命派的理论,是进步的历史观。儒家都是厚古薄今派,大喊“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反动派的理论,是复古倒退的历史观。林彪与历史上的反动派同声相应,唱着“今不如昔”的复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 ,西方强势文化的撞击 ,使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封建官僚集团里改良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逐渐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近代文化思想 ,在改良派受到压制的时候 ,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在野知识分子的革命派就发展起来了 ,民主、共和的文化思想 ,是中国划时代的文化思想。五四产生了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现代文化就从五四开始。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分化出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革命文化 ,以胡适为首的学院派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派文化 ,这三派文化都源于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文化思想。     

贺麟早期政治思想述略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贺麟是现代新儒家的又一重镇。从总体上看,现代新儒家都非常重视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精神,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体,来对待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具体来说,其代表人物无论是哲学见解还是政治主张,均明显不同。以寻求中国文化和现实政治的出路为例:梁漱溟摒弃了各种外来文化模式,主张以乡村建设为基础,重建儒家政治的新秩序;张君劢却极力推崇西方民主,热衷于议会政治;熊十力沉溺于哲学思考,对现实政治表现出不屑一顾或尽力回避的态度;冯友兰则在坚信社会制度可变而基本道德不可变的     

评殷海光的中国文化观

本文认为,殷海光突破了早期西化派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历史局限,能够以更为理智、平实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中国文化,在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首次尝试确立了一个既超越全盘西化派和极端保守派两极对立的思维格局,又在一定的意义上力图超越“中体西用”等调和论调的中国文化观,成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化派中国文化观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环节。其不足之处在于：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具有“理智一层论”的价值取向,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依然缺乏内在的体认和完整的了解     

现代新儒学的本质是道德决定论

现代新儒家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三大学派之一,它试图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提出一条切实可行的方案。而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理念是坚持思想文化决定、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其表现为:在方法论上他们都是"中体西用"论者,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们所坚持的"中体"就是传统儒学的道德学说或心性之学,"西用"虽已不同于洋务派的西艺、西技,但本质是一致的,仍是19世纪"中体西用"理论的现代翻版。此外,由于现代新儒家的绝大多数学人都是道德决定论者,这也决定了他们在相当程度上不仅不是现代化发展的动力,而是巨大的障碍。     

评法兰克福学派的乌托邦革命论

法兰克福学派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流行较广、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这个学派的一些著名代表以“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者”自居,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和革命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展望,并以此为依据,借口时代发生了变化,宣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已经过时,主张用一种“新”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重新提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就是他们的乌托邦革命论.     

“返本”与“开新”——现代新儒家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新儒家基于对西方文化特征的考察、对中国文化价值的省思以及对中国文化历史传统的回顾,提出的＂返本开新＂主张,是针对激进反传统思潮和国粹派的顽固立场的一种理性回应。尽管现代新儒家在＂返本开新＂问题上表现出继承有余而超越不足的倾向,但是他们在中西文化融通的过程中对民族文化自身价值的开掘,对于修正＂五四＂时期国粹派的一元化、全盘西化派的虚无主义以及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褊狭,有着重要意义。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     

瞿秋白哲学论战代表的文化方向

本文通过对瞿秋白与“东方文化派”、“玄学科学派”、“实验主义派”以及“孔孙道统论”的哲学论战的阐述 ,说明了瞿秋白所代表的先进文化方向 ,即哲学上代表历史唯物论和辩证法方向 ,政治上代表新民主主义的反帝反封建的方向 ,民生上代表被压迫、被剥削的工农大众的利益     

近代中西文化冲突融合规律浅探

中西文化冲突融合 ,是历史的必然 ,其发生发展是曲折繁复的。在“求强”“求富”思想的驱动下 ,有识之士相继倡行“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国魂民气”、“民主科学” ,使中西文化融合不断趋于符合历史发展规律。重温这一历史进程中各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及主张 ,无疑会对总结历史经验 ,汲取历史教训有着重要意义     

论张岱年与现代新儒家

张岱年先生致力于儒学研究,但不认同现代新儒家的儒学复兴论;张岱年先生是新时期儒学研究的杰出代表,但明确表示自己不是新儒家;张岱年先生对现代新儒家是否存在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认识过程,强调对新儒家的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与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等大陆现代新儒家有着较深的友谊和深度的学术交流,高度评价现代新儒家的学术贡献;与现代新儒家的唯心主义研究立场方法、"返本开新"的价值取向及重建儒学体系的文化向度不同,张岱年先生提出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文化观,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主张借鉴汲取西方文化的优良成果,将其精华融合贯通,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综合创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续）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反映,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虽已飘逝,但它在历史幽深处的回音仍值得我们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