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研究

 运用恒常条件相关（CCC）和动态条件相关估计方法（DCC）,本文考察了中国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系。研究发现,从1999年开始,随着中国金融深化程度和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高,金融经济周期与真实经济周期的动态关联程度持续上升。金融因素对经济周期的影响越来越显著,货币政策对真实经济的引导效果进一步强化,金融经济周期在中国表现愈加明显。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平抑经济波动时,不能仅以真实经济指标作为参考,还应参考金融经济指标。     

环境规制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了吗?

选用2003—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级数据,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的空间相关性与环境规制强度的门槛值后,构建了空间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母国技术创新的影响。结论表明,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在环境规制强度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一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显著提升了技术创新能力;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有所减弱。因此,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中国应该动态调整环境规制强度,为最大程度地获取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住宅非市场化供给、房价波动与经济波动——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采用面板协整技术,利用1999—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表明：住宅非市场化供给和住房价格波动之间存在较强的负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增加,能够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上涨幅度;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住宅非市场化供给的变化能够通过住宅价格的变化,最终会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影响经济波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房地产市场发育程度的差异,对住宅非市场化供给、住房价格波动与经济波动三者之间的区域关系造成显著影响。     

金融开放背景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检验与机制分析

文章基于金融机构商品投资决策机制的微观视角，通过构建包含商品金融化因素的DSGE模型，考察商品金融化在不同金融开放程度和金融市场效率下的经济缓冲效应。研究发现，适度的商品金融化在商品价格外生冲击下具有经济缓冲效应，而过度商品金融化将引起资本投资收益率下降，导致投资持续负增长和经济波动加剧；金融开放的调节机制和金融市场效率的稳定机制分别非对称地影响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其中，在越接近完全金融开放的环境下，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显著；而越低的金融市场效率会导致商品金融化的经济缓冲效应越不稳定。     

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

本文使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起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却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基于不同要素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1)二者之间存在显著长期互动机制,但短期互动机制并未显现;(2)二者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分别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3)在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密度较高、规模较小、垄断程度较低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强度的短期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调和这一矛盾的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文章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能源企业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探究绿色金融、碳排放规制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关系。研究显示：绿色金融能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碳排放规制在绿色金融影响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碳排放规制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驱动作用越强。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金融通过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益、优化资源配置结构,进而促进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因此,提出构建“常态化”的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规范化”的碳排放治理机制、加快“科学化”的创新基地平台建设、加快“精准化”的资源配置结构升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低碳”发展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提供经验证据。     

FDI对中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门槛效应检验

文章以1997-2015年中国30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构建普通面板基准模型,实证检验了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东部和中部地区FDI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表现出“污染光环效应”,且东部大于中部;在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显著的“污染天堂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模型就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影响的区域差异进行非线性的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在不同的经济发展、人力资本、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下,FDI对我国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当门槛变量越过相应的门槛值时,有利于FDI降低碳排放强度作用的发挥.     

外部环境、企业创新与政府补贴

文章以各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化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发展水平等因素来刻画企业所在地的外部环境状况，基于2010—2015年我国473家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模型，从外部环境视角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创新质量及创新风险的非线性作用效果。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发生改变。产权保护制度越不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而在产权保护制度越完善的地区，政府补贴越有利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强度。在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市场化程度以及高金融发展水平环境下，政府补贴可有效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度，但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并无显著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并不会影响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强度及创新质量的作用效果，但会显著影响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风险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容易加剧企业创新风险；反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的补贴资金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此外，当企业所在地的第三产业产值占该地区GDP的比重低于或等于32.5%时，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当其高于67.7%时，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规避创新风险...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京津冀为例

文章基于2000—2018年京津冀地区13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引力模型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构建空间杜宾模型重点考察了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从空间上看,分区现象明显,联系强度呈现以北京市和天津市为中心随着地理距离增加而逐渐减弱的空间分布格局;在短期内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显著,长期内推动作用明显,综合来看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抑制作用明显,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显著提升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环境规制对周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效应。     

金融市场冲击与经济波动经验分析

文章运用修正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建构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的汉密尔顿模型,并据此给出了区域金融发展、金融市场冲击与区域经济波动的作用逻辑框架;以此为基础,利用经验数据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动态逻辑关系,并获得了关于区域金融发展、区域市场冲击与区域经济波动的相关结论.     

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减排”还是“增效”

文章构建了一个关于环境规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的“污染减排”和“提质增效”效应。研究结论显示,中国城市的环境规制具有“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在考虑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异质性讨论揭示出：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在东、中、西三个地区均得到验证;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在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得到明显增强,但仅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而尚未形成“创新效应”;通过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可以有效改善环境规制“只减排、不增效”的经济效应;经济发展与能源效率呈U”型变化趋势,并且中国正处于“U”型结构的左侧,而库兹涅茨环境曲线并未得到中国城市数据的支持。     

金融周期、金融波动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本文应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2005-2017年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随着金融周期所处阶段的变化,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显著的非对称性双重门槛效应,主要体现为如下两点：首先,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平稳期和萧条期时金融波动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但从影响系数值的大小来看,处于膨胀期时最大,是后两者的2倍之多,处于平稳期时最小且并不显著;其次,分区域的稳健性检验表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双重门槛值出现得早,且两个门槛值间的区间要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区域宽28%。这些结论说明,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波动的容忍弹性会随着金融周期所处的阶段而变化,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放大经济增长对金融波动的容忍区间,但也会加速金融周期处于膨胀期时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这使得当前我国存在着进一步发展金融水平和严控金融风险的矛盾,对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与形成机制分析

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研究既是现实经济运行状况的真实反应,也是经济危机监测与预警机制的前提与基础。利用CF滤波法对1978—2010年间中国经济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进行去势处理,考察了产出的周期波动特征,并以此参照系对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运行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特征明显,前后共经历了五轮经济波动。根据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间和经济周期波动特点,可以将1978—2010年划分为改革探索时期和改革深化时期。就前者而言,经济周期波动的核心特征是高增长与通货膨胀,政府调节经济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调控的重点是如何抑制需求的过度扩张;就后者论,经济波动的核心特征是流动性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与通货紧缩,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以间接宏观经济政策为主,调控的重点转变为启动内需。经济周期波动特征、政府调控方式和调控重点的演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结构、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变化。     

地方主导企业特质冲击的颗粒经济效应与区域经济影响

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水平重要标识的微观因素,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的影响需要关注。本文基于Gabaix(2011)的"颗粒假说"探讨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上市公司(地方主导企业)的特质冲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量,分析颗粒经济效应产生的原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结果表明:31个省份中有14个省份当地主导企业的特质冲击显著影响当地宏观经济波动,具有颗粒经济效应;将省级经济体扩大至各省份临界经济体、各省份所属经济区域,发现其中一些省份的主导企业对区域经济体的经济波动仍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量;不同企业群体对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的解释力量有所差异,从而为各省份宏观经济波动识别了一系列更为重要的微观起源。经济发展中应该对微观企业生产波动给予重要关注,尤其是地方主导企业,从而引导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宏观经济平稳运行。     

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促进了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吗？

基于我国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测算财政分权水平和财政分权效率,结合两阶段关联网络DEA测算绿色创新效率、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绿色技术成果转化效率。结合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分析了财政分权、环境规制对我国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财政分权水平、财政分权效率和环境规制都是推动我国绿色创新发展的积极因素,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间接影响;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不注重绿色研发的短视行为。从不同时段看,财政分权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影响发生了变化,一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财政分权加大了经济刺激政策对绿色创新发展的挤出效应,但这在新时代以后得到缓解;二是2013年以后地方环境规制水平提升过快,在一定程度上反而不利于绿色创新。从发展处于不同分位的地区看,财政分权对高、低分位地区绿色创新发展支持都稍显不足,但提高财政分权效率则能显著带动高分位地区发展;环境规制只在高分位地区促进了绿色创新发展,但对绿色创新效率较低的地区而言,过高的环境规制并没有实际意义。     

区域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利用1991—2009年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对金融发展规模、结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金融规模在中、西部地区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在东部地区却表现出负方向的作用;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仅在东部地区呈现出显著为正的影响。进一步采用面板数据VAR模型探讨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需求跟随"模式发生在东部地区,"供给导向"模式在西部地区产生,而中部地区没有出现明显的金融发展模式。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协动性关系研究——基于GARCH-M模型的风险度量方法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不仅存在风险,而且风险会随着居民持有不同金融资产的比重、家庭外部宏观经济的波动而变动。通过构建GARCH-M模型,引入宏观经济变量(GDP增长率、CPI、利率),并计算在险价值VaR,分析宏观经济指标波动与家庭金融风险的协动性关系。研究认为,家庭金融收益主要受利率影响,家庭金融风险主要受GDP和CPI影响,而且家庭金融风险具有集聚性,并会影响利率的变化。     

金融中介发展与经济增长:中国案例研究与国际比较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echnology and causality analysis technology, we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rediarie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Evidences from the multivariate VAR system show that (ⅰ)as far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scale and economic growth is concerned, what Robinson (1952) declared is right, "where enterprise lead finance follows"; (ⅱ)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intermediaries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view of many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s can be supported by China case.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实证研究

 在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从国内的研究现状来看，大多数实证研究侧重于金融的资本积累功能，较少讨论金融的要素配置功能。为了间接度量我国金融发展的资源配置效率，我们利用Battese &; Coelli (1995)提出的随机边界模型以及中国1978-2004年的跨省份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效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时空特征；金融发展只是通过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并未促进我国技术效率的全面提升，这一结论与Rioja和Valev(2004) 等人的发现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