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历史观

历史是不可解构的,但历史观却必须被解构。历史学无法解构历史,却可以解构历史观。历史学不能只去解释历史观,更应该去解构历史观。我们只有通过实施解构历史观的有效行为,才能真正把历史观的地位确定下来。所以,解构历史观,实质上也就是确定历史观     

论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观及其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的本质区别

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观的创立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伟大变革,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人类思想史的重大贡献。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观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历史观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以实践思维方式思考人和社会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学说,而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是以人本思维方式思考有关社会历史问题的学说。因此,回到马克思恩格斯构建实践历史观的方法论道路上,反思两种历史观的本质区别及其根本原因,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践历史观,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新历史观(1)

新历史观是相对于旧历史观而言的，它超越形形色色的历史观模式。新历史观将整个历史作为现实本身来理解，就其本质是一种本体论。新历史观具有双重功能，即哲学的和史学的：其史学价值在于证明历史对时间的优先性；其哲学价值在于证明历史对于历史事实的超越性。新历史观与历史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弹性空间，这就是史学观的理性建构。另外，新历史观的根基是历史感，即新历史观往往以历史感的形式表现出来。     

论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

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始终很特殊。只有在平等的权利的基础上，历史学与历史观之间才能进行自由的思想对话；不应该迷信历史观。历史学的正常存在，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历史观的自由存在，只有以此为前提，历史学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以此来推动和支持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历史学必须对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加以明确拒绝，必须对权力化的历史观加以思想解构     

论元历史观

元历史观试图对各种历史观模式加以理性分析和思想解构,从而为建构更多、更好、更新的具体历史观而提供一种规则和创造一种理念。“具体历史观”与“抽象历史观模式”是元历史：观所确定的一对核心范畴。元历史观在解构“唯心史观”这一历史观模式的同时,也就把唯物史观从自身这套历史观模式中解救出来,从而既使“唯心史观”不复存在,又使唯物史观仅仅作为一种具体历史观而存在。     

论“历史观决定论”

一、问题的提出“历史观决定论”不同于“历史决定论”。后者是一个历史观范畴,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观范畴。所以,我们的论题就不是从历史观的层顶上展开的,而只是从史学观的层面上展开的。同时,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在历史观的层面上来讨论“历史决定论”是否合理,而是在史学观的层面上来分析“历史观决定论”是否荒谬。因为,“历史决定论”既是一个历史观的问题,也是一种具体的历史观;同样,“历史观决定论”既是一个史学观的问题,也是一种特定的史学观。而且,从逻辑上看,“历史决定论”和“历史观决定论”二者之间也不存在有一种必…     

马克思实践历史观的超越及其现实意义

马克思对哲学历史观变革的关键是实践思维方式的确立,思维方式的变革是马克思哲学历史观对以往哲学历史观超越的实质.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使历史第一次获得了坚实的基础,克服了以往历史观的虚幻的主体性,使得历史观的时空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确立了历史的辩证决定论.马克思实践历史观在当代往往被误解为经济决定论,并受到了非决定论的强烈挑战.     

旗帜鲜明地对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教育

历史观实质上反映的是一个人的价值观及政治观.当代大学生历史观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说明了加强正确历史观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要使大学生确立正确的历史,最主要的途径就是旗帜鲜明地进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教育,用唯物史观占领其思想阵地.     

论新史学(2)

三、新世纪的新史学我所理解的新世纪的新史学应包含有两块基石和两大支柱。两块基石是新历史观和新史学观，两大支住是新史学理论和新史学批评。新历史现是一种本体论的历史观，新史学观则是一种本体论的史学观。（一）新历史观新历史观是一种较之于所有传统历史观都更为...     

论西欧中世纪社会历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西欧中世纪(公元476年——1640年)是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统治的时期。尽管人们通常把它称为人类历史上的“黑暗时期”,但它毕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况且这一时期也有其光辉灿烂的时刻——“文艺复兴”;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观及其发展,对于我们探索人类社会历史观的发展及其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观大致集中表现为理性宗教的社会历史观、异端的社会历史观和人文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人道主义历史观颠覆了神道史观的“神”和“上帝”观,建构起历史的“人性”观念,但历史本身却被当作是一个“人-→非人-→人”的人性完善或复归之路。唯物史观则将人道主义历史观的“人”和“人性”从抽象的思辨世界“拉回”于“粗糙的物质生活”,把“人”、“人性”都放置于现实的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来解析,结果就发现（借助于费尔巴哈哲学）,不是“上帝”和抽象的“人”、“人性”建构着我们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和交往活动在建构着我们的历史,从而建立起科学解释历史的观念,实现了对人道主义历史观的超越。     

胡绳论“中间势力”

胡绳关于中间势力的观点,是其晚年在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成果。科学地揭示了中间势力的内涵,较为系统地总结了中间势力的政治主张以及他们动摇分化的特点和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解构与建构——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

毛泽东诗词表现的历史观,有历史的发展过程:青年毛泽东主要直观解构旧历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的历史解构观进入了辩证否定阶段;同时,毛泽东从实际斗争需要出发,开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构,完成了辩证唯物史观的确立。但是,毛泽东晚年的历史观出现了二元对立矛盾。     

民国时期史学革命对美术史研究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史学革命运动对当时的美术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促进了传统美术史学研究在较短的时间内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对民国时期史学革命三个不同阶段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对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加以论述,包括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疑古思潮的影响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美术史写作的影响等。     

皇室·反战·神道:吉田茂的皇国史观研究(上)

吉田茂的皇国史观包含着皇室中心论、天皇无罪论、否定对美战争论、神道观等内容.吉田茂的这种历史观不是战前日本皇国史观的简单承继,而是有新的发展,如象征天皇制下的皇室中心论和新时代的国家神道观.战后50年代吉田茂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政界的主流历史观,影响至今.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

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即由于种种社会历史原因,大量普通女性和底层民众往往被排除在主流历史建构过程之外,但是书写历史的神圣性常让人们遗忘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妇女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相比于文字材料,口述材料的特殊价值在于对讲述者主体性的尊重和恢复,以及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起来的研究双方的平等关系。     

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思想资源探析

任何一种先进理论的形成都是有其思想资源的,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同样如此。从对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系统分析,以及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理论进路的考察,不难发现,马克思的历史观主要是在批判和继承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古典政治经济学家、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复辟时代法国历史学家等在历史观方面取得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传统这些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历史观的理论,理所当然地构成马克思历史观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实践性和历史性:马克思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离开实践去理解是不能真正解决的,其感性自然观是实践的、社会历史的自然观。他认为自然与历史是辩证统一的,历史是"自然的历史",历史先行地包含着自然的前提和内容;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而自然也必须是历史中介了的自然。历史与自然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中介构成了人类的现实世界。马克思的自然观对自然界诉诸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理解时,它内在的同时也在诉诸一种社会历史性的理解,即实践性和历史性是马克思感性自然观的理论特质。     

一个"最大公约数"的理论契约--关于"重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理论思考

中国现代小说史"历史客体"的"虚构性"、"差异性"与"流变性"并非分析述史对象的终极法则,而是一种"重建"历史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当前策略".作为当前一切"重写"与"重评"的主导原则及其操作方法,结构观念的"开放性"、情节手法的"本体路线"与话语方式的"兼容"原则正是迈向中国现代小说史"巨构"之作的真正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