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村民自治背景下的权力博弈

作为传统的一把手,村支书一直执掌村中决策和管理大权。然而随着村民自治在农村的强力推进,村委会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村民直选的村主任作为村庄的法定代表,要扮演“当家人”的角色,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与传统村庄权威村支书的权力再分配问题,即政务村务治理权的力量博弈。实际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关系的协调与否,不仅同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村支书与村委会主任的个人影响力有直接关系,而且同现实状况关系密切,博弈结果因而呈现多样化。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党“政”关系——当代中国农村村民自治中的博弈

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发展 ,中国农村出现了村级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权力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 ,以村级党支部为代表的体制性权力和以村民自治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权力正在进行着一场博弈。出现村党支部和村委会这种紧张关系的原因是各方面的 ,其中最根本的是制度设计的原因。解决这个矛盾 ,村党支部、村委会和基层党委、政府 ,应切实转变思维方式、决策机制和工作方法 ,切实加强“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设。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充分放权与功能转换——和谐社会视野下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的路径探析

在农村"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依赖于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的组织合力,而现实情况是一些地方的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存在着比较激烈的冲突.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对于化解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形成组织合力,有比较好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以"充分放权"和"功能转换"作为构建服务型乡镇政府的切入点,一方面强调乡镇政府向市场、村委会和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充分放权,另一方面要实现乡镇政府由"管理主导"向"服务主导"的系统功能转换.充分放权要避免出现乡镇政府单纯卸责的"职能缺位"现象,功能转换也要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避免出现转换的"异化".以上层政府和农民的双向权力行为来监督乡镇政府行为,避免和纠正构建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冲突与协调

经过20多年的变迁,我国的乡村治理已进入权威性统治向代表性自治转型的变革时期.然而,村民自治制度在运行中也产生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这其中,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十分困难的现实问题.即受计划经济以及传统行政命令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村两委会之间出现了职责不清、争权夺利、相互推诿等不协调现象.经过调研分析我们认为,要实现协调只有采取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村庄多层次分权治理模式;借鉴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构建相互制衡的村级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积极推动村党组织内部的民主化建设;积极发挥村庄精英的作用,增强农民的主体意识等对策,才能更好地实现村民自治过程中村党组织与村委会关系的协调.     

试论农村民主监督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缺乏权威的监督主体和有效的监督方式、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职责不明确、民主监督体系不完善等是困扰农村民主监督的主要问题。要对村干部实行有效的民主监督,应明确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权责,解决监督主体的缺位问题,及时转变村党支部的领导方式,并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农村民主监督机制,确保权力的正确行使。     

从行政区行政到区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博弈分析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治理理念的"博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问题与根源：中国村民自治制度的政治社会学思考

本文从理论上归纳了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在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即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关系尚未理顺 ;村委会和村党支部关系尚未理清 ;农村精英人才的流失 ;村委会换届选举存在的违法行为和村民政治选举冷漠化 ;村民民主监督的软化。在此基础上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制度层面的原因。     

村民自治的问题与对策——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情况调研报告

闽西北四县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表层看发生在村级自治组织,而问题的实质却是乡村关系中村级自治组织对乡镇基层政权的依附造成的。拥有基层行政权力、高度组织化的乡镇政府对村级自治组织合法权益的侵蚀,是造成村民自治运作过程矛盾和冲突的主要原因。所以要缓解和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乡镇政府机构,转换其职能,理顺乡镇政府与村级自治组织政权与治权的关系,实现乡政村治的法治化,进一步明确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各自的职责权限,高度重视渐进式制度化建设成果的积累,并要认真耐心地解决村民意识、行为与村民自治活动不相适应的状况,努力为基层政治文明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中国番荔枝科囊瓣木族植物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

番荔枝科囊瓣木族Saccopetaleae Hook,f.et Thomson植物，中国有5属10种,其中囊瓣木属Saccopetalum Benn．，属独活属Miliusa Lesch,ex A.DC.,蚁花属Mezzettiopsis Ridl.,澄广花属Orophea BL.等属的分类位置仍存在一些争议。本文对有争议的四个属的植物，进行了叶表皮形态的观察与比较，为正确划分它们的分类位置提供一个佐证。     

“Horizon”的扩展:西方现象学进展的一种维度

Horizon是现象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胡塞尔的Ho-rizon是狭隘的、“平面”的。胡塞尔之后的现象学运动进展的一个维度,就是这种Horizon不断被扩展:伽达默尔将历史的因素补充进去,提出了“视域交融”理论;海德格尔则对Horizon作了一种立体的扩展,Horizon成了人们存在的境域;梅洛·庞蒂在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基础上,指出厚度、身体、他者等不可见者都是我们存在的Horizon,丰富了存在的理论;德里达则批判了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场的形而上学,将不在场纳入Horizon之中。Horizon的扩展,极大地改变了现象学的特质。     

文化全球化与民族化

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主要是指在世界性的经济交往与交流的带动和影响下 ,建立在民族文化基础上的较为广泛的跨国性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与共享。这已经成为世界形态的存在 ,体现为历史的必然性。文学或文化的全球化 ,在时间过程中有从无到有的程度 ,从少到多的程度 ,从交流到合作的程度 ,从被动接受到自觉拿来的程度 ,从接受别国到送去别国的程度。这种种不同的程度 ,就是文学和文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限度。而文学或文化全球化问题的提出 ,就是要人在理性上认识这个限制 ,找到克服限度的方法和策略 ,求得用全人类创造的先进文化和文学来丰富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文化 ,扩大这种文化的共享 ,以更好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浅析社会时代需求与文学功能的演进

文学具有诸多潜在的功能因素,它因社会时代的需要而被彰显和确定,由于不同社会时代人的需要有所不同,同一社会时代人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从而使文学的功能的显现也呈现出主次、变化和不断丰富的特点。本文就中国文学发展的大致脉络分析了文学的教育、审美和娱乐功能如何在社会时代的需求中演进和交替变奏。     

论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但对于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尚需进一步研究。应从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关系,从信息转换以及从系统分析考察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具有相对性。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罗尔斯自由观的误读

昆廷·斯金纳与菲利浦.佩迪特是当代著名的共和主义理论家。根据他们的观点,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乃是一种独特的自由观。从这一立场出发,他们对其他学者(尤其是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质疑。作为自由主义领军人物的约翰.罗尔斯也受到了批判。在斯金纳看来,罗尔斯忽视了公民美德的作用和必要性,从而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私倾向和包容这种倾向的制度设计,并进而支持一种对公民生活实施最少干预的国家。而在佩迪特看来,与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观不同,罗尔斯持有的是一种消极的、无干涉的自由观。后者满足于实际干涉的阙如,而前者则要求能够抵御专断干涉的保障。然而,两人的批判均是建立在对罗尔斯著作的误读之上的,因此不能成立。     

包头市区售货员和顾客之间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

出于调节与顾客的心理差距、避讳、标志售货员的身份地位等动机,售货员利用普通话与方言语码转换作为语言策略,进而说服顾客购买自己的商品。在包头这样的多方言地区,如果人们能熟练地掌握两种甚至更多的语码,就比别人多了一个交流的工具或谋生的策略。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直觉的辩证法--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直觉的辩证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它不像西洋哲学的逻辑辩证法那样追求严格推理,以证明概念的逻辑关系,而是追求一种精神境界,如儒家的"天人合一"、道家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佛学的"般若智",都是要人超越有限的生命以达到无限的精神境界.宋明理学的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心性修养和"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的精神,现代新儒家的直觉为体、理智为用都体现着一种重视宇宙人生的自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