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的悲剧和丁玲的悲剧

提起莎菲,这个20年代中国文坛上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几十年来任人褒贬,众说纷纭.作为批评对象的文学作品或文学形象,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于一个复杂的审美系统之中,一部文艺作品或一个文学形象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与审美系统中的各个方面——作家、作品、读者(批评者)都有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里,往往把文艺作品和文学形象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只归于作家和作品负责,而忽略了接受主体的作用;在强调作家和作品之时,又往往只从单一的政治或社会学的角度去要求,而忽略了作家     

传播与接受:文学史研究的另两个维度

本世纪的文学史研究，主要是作家和作品、文学流派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实质上是作家和作品研究的扩展和延伸。随着文学社会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的深入，人们对文学创作过程和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有了新的认识。文学作品从产生到其价值的最终实现，必须经过创作——传...     

颠覆的意义——关于断裂作家群的精神考察

本文从考察当下文坛的叙事危机入手,对文革以后20年内知识分子角色转换,文学话语转型大背景下断裂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理论实践及其与先锋作家、"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的比较进行探究,以发掘他们写作的现实条件、心理根源及意义和价值指向;从而切入具体作品的主题解析,并由此逐渐揭示出断裂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所提供的启示性即解决经典历史叙事危机的某种新的可能性.     

从“二王”看中国当代文坛的后现代思想

本文从当代中国文学艺术界的现状出发,以王朔和王小波这两个极具个性色彩的青年作家为主要探求对象,系统分析了他二人作品的独特之处以及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思想倾向与价值,力图为中国当代文坛中的某些后现代特质作出新的诠释.     

关于文学活动“动力过程”的双向分析与批判——兼及中国文坛现状

1 发轫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西方“接受美学”,为人们探测文学世界的内蕴拓宽了新的视角。它确立了读者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关注读者与“本文”之间的关系,并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存在于历时与共时态的阅读接受中。接受美学的出现之所以让人耳目一新并易于接受,正是因为相对其它注重以作品本身为对象进行关于文学的价值评判,或以作品为基点评价作家与创作的理论构架,它第一次指向鲜明地强调了影响并决定文     

赛珍珠中国题材小说的通俗化特征及价值重估

中西学界对赛珍珠小说的文学史定位与评价向来毁誉参半.赛珍珠中国题材的小说,在思想内容方面,出于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亲近与热爱,主人公都是中国传统规范的践行者,其批判性逊色于同时期的精英文学代表作家鲁迅与通俗文学代表作家张恨水;在艺术表现形式上,表现为结构的传统性,人物刻画的类型化与模式化、情节的传奇性,有别于同时期的精英文学,而与通俗文学接近;其受众和接受状况,更是具有通俗文学特征.这与赛珍珠接受的早期教育、与赛珍珠对小说的定位、与赛珍珠独特的身份等三个方面因素有关.赛珍珠小说的通俗性是无法回避也毋庸回避的事实,从时间、空间维度对赛珍珠小说及其通俗性进行价值重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赛珍珠作品的通俗性以及其与通俗文学的亲缘关系至关重要.     

为君为治·吟咏性情·适俗新奇——论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作家如林,作品如海。它留给我们一份丰厚的遗产,有待我们去研究、去整理。古往今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它进行过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我这里想从一个长期被人们所忽略的角度,从文学创作的目的和文学的服务对象,来探讨一下中国古代文学(这里所论只限于文人创作)发展的阶段性。     

传播学视野下的“张爱玲热”

走红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女作家张爱玲及其作品,近二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又掀起一波又一波此起彼伏的“张爱玲热”,至今没完全消退。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并逐渐边缘化的文化背景下,张爱玲能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离不开作家自身的个人魅力,以及媒介的推波助澜和受众的选择与满足,正是传播者、媒体、受众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共同作用,打造出这一华丽的文化盛宴,为市场经济下的文学传播的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和借鉴。     

从汉儒评赋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汉赋以其恢弘的气势、铺张的描写与华丽的辞藻成为有汉一代文学之表征,然而汉代赋论家们对汉赋的认识和研究始终笼罩在经学的巨大阴影之下,他们从经学的角度抬高赋体文学的地位,极力强调赋体文学的讽谏作用,以是否有利于政教风化为准则对赋体作家作品作出价值评判,都是基于儒家狭隘的功利主义立场。因此,汉儒对汉赋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是两汉时期文学接受异化的一个重要表征。     

论文学价值观念的基本规定性

文学价值评价是文学接受主体以自身需要为基础来衡量客体意义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所说的客体指文学作品及其相关联的创作活动,以及其它一切足以成为评价对象的文学现象.这种认知活动,本质上是主体对文学价值本身即文学作品或其它文学现象所蕴涵的价值事实的反映.接受主体在反复认知、反映文学价值的过程中必然形成对文学价值的总观点、总看法,     

关于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几个问题

用“中国 2 0世纪文学”的概念来涵盖现当代文学的概念不如用“中国五四新文学”更为科学和合理。考察现当代作家作品 ,都要把其放到五四新文学这个大的源流中来分析和定位。文学史可以有普及型和研究型的两种类型。评价一部作品 ,应主要从审美、价值和道德三个方面来衡量 ;评价一个作家 ,应该和同时代作家来做横向比较并考察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川端文学探究到比较文学研究：日本文学研究举隅——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生导师李圣杰教授访谈

川端康成与莫言、鲁迅与大江健三郎是中日现代文学双向互动的典型。川端康成创作丰产期在二战前后,其并未真正超然于战争之外,战争观亦有局限性,战争体验也使其战后文学呈现出独特的“魔界”思想特质,其创作理念深刻影响着莫言;大江健三郎深受鲁迅影响,成名于战后,对战争进行了反思,历史观也较为公允。大江健三郎在中国的接受及莫言在日本的接受,则是考察中日文学互动关系的另一个维度。要完成从国别文学研究到不同国族文学间双向互动考察的跨越,研究者既要具备世界眼光,采用总体性思维模式观照作家、作品乃至文学发展进程,也要有问题意识,反思作家、文本所承载的一国一族的文化、身份记忆等问题,进而助益比较文学研究。     

从麦克卢汉读出“自己的经验”看记者作家现象

记者作家的登场及其作品的大行其道,不但是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景观之一,而且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它是大众文化与媒介要素媾和的产物,但对它的研究、阐释则远为不足.而在媒介话语权力日渐强化的今天,这种研究的价值自不待言.文章从马歇尔·麦克卢汉读出“自己的经验”以及斯图尔特·霍尔的“三种解码立场”的视角出发,对记者作家这一文学现象加以描述和阐释,认为记者作家现象的出现是两种动因的结果:一是记者自身的内在动力,即“逃脱新闻速死命运”的努力;二是纯文学与读者阅读心理的错位为其提供了有力的生长空间.     

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

接受美学是一种侧重于从读者方面来解释、评论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方法。它最早是由西德学者汉斯·罗伯特·乔斯提出,以后影响到其他国家,其中民主德国和苏联的学者对此尤为重视。接受美学的主要特征是强调读者同文学创作的关系:第一,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读者阅读。作品只有经过读者的阅读,其潜在的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才表现出来。第二,在文学创作的“动力过程”中,读者(包括评论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能影响文学创作。第三,读者对作品作出何种反应,既取决于作品的性质,也取决于读者的文艺鉴赏水平、兴趣、需求等。总之,读者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各种传统的文学研究方法都有各自的长处及使用价值。但它们的共同缺陷之一是忽略了读者及其欣赏活动——作品价值的实现过程,一般只     

"跨学科"视域下外国文学类课程教学模式初探 ——以"法律与文学"为例

传统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内容对作家、作品的介绍大多纯粹从文学角度出发,按照年代顺序或文学流派来讲解,对文学作品中不同作家对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中的同一问题的思考和描述、分析不够;其教学方法主要是以教师讲解为主的传统授课方式,对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不够。遵循“跨学科”理论原则,从“法律与文学”、“经济与文学”、“风景与文学”等视角重新对作家的作品进行分类讲解,这有利于学生学科视野的扩展,同时也会增加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深度和广度。文章以“法律与文学”为例,选择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屠场》（The Jungle）和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ton）的《中国佬》（China Men）为教学的实践内容,同时探究“翻转课堂”在教学中的应用和意义,为外国文学类课程的教学模式提供新的方法和途径。     

在批评围困下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兼论作品的多层次意蕴和多层次评论

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张贤亮是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的作品已构成一种令人无法忽视的文学现象。 本文不想考察读者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鉴赏不同反响谁对谁错是否深刻或迷误,也无意判断批评家们对张贤亮创作的不同意见不同评判孰是孰非是否“过高”或“偏低”。我关心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因为张贤亮作品本身重要,才引起复杂的社会反响并导致批评界争鸣呢?还是因为     

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渊源

本文探讨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与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从不同角度分析中国现代主义作家接受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的原因,研究西方现代非理性哲学对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意义.--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非理性哲学的影响下已全方位地实现了文学本体的突破,它不仅有理论主张,而且有使之成为现实的广泛的艺术实践.这一文学本体的转型具有革命性的先锋意义.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心理维度下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的自我剖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别有特色的乱世文学,作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一枝奇葩,此期文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但是从心理维度考察分析作家作品的创作风格、创作内容形成的心理机制及其与社会时代背景的关系至今研究不多.文章以魏晋南北朝时困厄文人的人生经历及其创作为研究对象,将其置于心理期待的视野下,通过困厄文人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及其自我实现方式的心灵慰藉的分析,将其分为三种类型,即执着型、超越型和沉潜型,从而更好地理解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及作家生活经历的关系.     

浅析“知人论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

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民族,中国古代的文化典籍积累至今可谓汗牛充栋,极其丰富。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的方法,其主要研究对象是文学作家作品,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同样以文学作家的作品为研究媒介。二者在研究对象上有共通性,因而知人论世成为文学研究的一种基本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影响深远。这篇文章仅以实例为证,简析孟子"知人论世"说作为一种认知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运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