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研究的新视域——评《毛泽东与国共关系》

当历史的车轮滚滚驶进21世纪之后，人们对发生在20世纪中国的三次历史性巨变记忆犹新，对站在时代潮流前面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人物依然充满敬仰之情。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并建立了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毛泽东，虽然已经辞世27年了，但是他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事业还在继续，他的革命精神和伟大思想还在影响着人们。     

国民精神总动员缘起析论

１９３９年２月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是有深刻的主观背景与历史背景的。强调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物质力量的“力行”哲学是运动发起的思想基础,日本抢先发动精神总动员刺激并启发了蒋介石,而作为抗战时期国内政治主要层面的国共关系的逆转对运动发起的形态和实质产生了关键的影响。     

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     

周总理唯一的一次“国骂”

1973年前后,周恩来三次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四人帮也借着这个机会,对周恩来进行了很密集的围攻。事情是由确认林彪他们是极左还是极右的问题引起的。     

现实的分析，睿智的判断：1925年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分析

1925年在国共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的分析,说明了他在早期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时,就从中国社会的现状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出发,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并预测了其变化发展的规律.     

道是无情却有情--1949年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

新中国的建立 ,标志着以毛泽东和蒋介石分别代表的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决战已基本结束。从这时起 ,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开始凸显。到了 2 0世纪 5 0年代中期 ,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及时地把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并开始倡导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两岸之间进行了有限的接触。虽然蒋介石未能在民族大义上迈出关键的一步 ,但毛泽东关于和平统一台湾的一系列主张 ,为后来“一国两制”的构想奠定了基础     

论民盟在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的重要贡献

抗战后期及其全面内战爆发前后,作为国共两党以外最大的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坚持团结抗战、反对投降分裂,坚持和平民主、反对独裁内战的立场上,为争取抗战胜利以及维持国内和平民主、避免全面内战而积极奔走,为调解国共两党时张时驰的紧张关系、维护第二次国共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罗荣桓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的分歧与斗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罗荣桓和林彪作为一对军政老搭档进行了长期的合作,但建国以后,在如何学习毛泽东著作方面,二人产生了重大分歧。随着林彪地位的日益上升,欲借学习毛泽东著作以突出自己,先后抛出了所谓"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等"左倾"论调。罗荣桓坚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学习毛泽东著作,与林彪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他对真理的执着追求与勇于斗争的可贵精神。     

蒋介石曾六次高呼“毛主席万岁”

在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曾对前来谈判的毛泽东6次呼喊“毛主席万岁”。     

1927～1937年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关系新论

冯玉祥和蒋介石都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冯蒋关系的变化十分微妙。在1927～1937年间,冯玉祥对蒋介石从联合到分立再到联合,走过了一个"从最初的军事配合到主动联蒋'清党'"到"从武力讨蒋到促蒋下台",再到"从联蒋抗日到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历史轨迹。作者分3个阶段考察了他们的联合与分立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蒋介石唯一一次到延安

蒋介石无法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他的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政府军对抗。蒋介石一生中唯一一次到延安蒋介石飞到了延安。国民党军的最高统帅以占领者的姿态进人共产党人的“巢穴”,这一事件在国民党方面看来极具象征意义。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但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一些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理论界关于“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态度的认识再度变得模糊不清。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事实上,在“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一直是信任有加的。     

改革开放对国共关系的影响

本文着重论述了改革开放对国共关系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一曰军事对抗缓和；二曰两党政治松动；三曰经济互动增加，两岸交往频繁；四曰人民要求统一，国共各有期待。     

“哀鸣四野痛灾黎”:1942-1943年河南旱灾述论

发生在1942年夏秋至1943年春夏的河南大旱灾,涉及国统区河南省的60余县,受灾民众数以百万计。由于河南地处中日对峙的前线,交通断绝,中央获得灾情较晚,地方官员贪污腐化与救灾不力等诸多因素,国民政府虽然采取了紧急下拨救灾款、设置粥厂、减免征实征粮等各项措施,但成效有限,河南旱灾持续扩大并形成灾荒,迫使大批灾民逃向陕西等地,灾民死亡约200余万人。既往对河南旱灾事件的研究因史料限制并不充分,关于灾荒真实状况、国民政府救灾行动、灾民死亡人数以及中外舆论界的灾情报道等,均有可以再探讨的重要价值。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方法及原则初探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的政策与方法,既有具体、直观的,又有抽象、隐蔽的;既讲原则的坚定性,又不缺乏方法的灵活性;既求同又存异、既统一又独立、既原则又让步、既联合又斗争,而在斗争中既有明显的斗智斗勇,也有暗藏的玄机、矛盾。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统揽抗战全局、把握问题实质的基础上,还特别重视和遵循处理国共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利益原则和理性原则。     

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文胆”

蒋介石的笔底功夫显然远逊毛泽东,但他有他的办法,那就是请人“捉刀”,为他“捉刀”的主要是两个人：陈布雷与秦孝仪。     

抗战时期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思想之比较--兼论二者对战后中国政局的影响

抗战时期,毛泽东坚持将国际主义与民族利益有机结合,坚持将民族主义与民主政治相结合.而蒋介石则推行集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性、保守主义的守旧性和爱国主义的进步性于一身的民族主义.民族独立是两种民族主义的共性,也是两党合作的基础.毛泽东、蒋介石民族主义的不同特点却分别对战后中国政局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蒋介石虽然利用了民族主义为政府提供合法性基础的作用,却忽略或回避了对民众利益的关注.在民族敌人消退后,蒋介石民族主义剥夺民众自由、权利的一面与已经启动的民族独立、民主的历史进程背道而驰,从而遭到大众背弃.而中国共产党则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对民众政治参与意识的促进功能,成功地将众阶层纳入了统一的抗日救亡运动,并为日后政权的确立准备了深厚的民众基础.     

毛泽东对东北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兼论毛泽东、林彪关于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决战问题的分歧

东北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一再要求从残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刚刚走出来、正处于由游击兵团向野战兵团过渡阶段的还不熟悉"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东北我军"夺取东北",实现与由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支持进入东北的蒋介石军队"最后一战".这是研究东北解放战争所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是令人十分感兴趣的问题.甚至是许多经历者和研究者在感到不解之后,只能认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失误.这到底是毛泽东的失误?还是毛泽东超常的战略思想?一直没有能够为包括战区指挥员在内的当年战争经历者和后来的当年战争研究者所领会.     

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1937-1945年民国政治史研究述评

新中国成立后长达30年间,在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叙事框架中,抗战时期的国民党政权一直是大陆学界批判和揭露的对象。1980年代以来,由于学术研究逐渐步入正轨,尤其是海内外原始档案资料的开放,学者们进一步摆脱传统党史研究框架的束缚,转向客观研究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时期的调适与演变。60余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趋势:其一,学界关于战时体制的评价,从全盘否定转向局部肯定,既注意到战时国民党政权专制、反动的一面,又注意到其抗日、进步的另一面;其二,受社会史眼光向下研究视野的影响,大陆学界对战时国民党的研究从关注高层派系斗争,转向研究基层组织和政权;其三,随着国、共双方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战时国共关系的研究,从以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策略的变化为基本线索,转向关注国民党对中共态度的演变;其四,1990年代前后,伴随着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崛起的现实需要,大陆学界开始以抗战时期中国大国地位的确立为视角,来观察和思考中国在抗战时期国际角色与地位的变化;其五,对抗战时期民主政治运动的研究,从传统强调中共的领导作用,转向以第三种势力的出现为视角,同时关注国民党内部的各种力量对战时民主运动的影响与推动。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重庆谈判始末（一）

中华民族取得全民族抗战胜利有许多原因,既不能抹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的正面战场等发挥的重要影响,也应当看到中国共产党所发挥的实际核心作用。中国共产党发挥全民族抗战的实际核心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对凝聚民族精神、实行全民族抗战起到了独一无二的指导作用;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武装力量开辟敌后战场进行人民战争,对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中坚作用;根据两国三方关系不断变化的特殊格局,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正确把握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对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起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