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势治”新论

“势”及“势治”因为涉及君主权势,往往与君主的个人性挂钩。但事实上,韩非包括“势治”在内的政治学建构,旨在塑造某种政治权威。在权威的效力影响下,臣民自发地趋向于“富国强兵”的共同体目标。权威并非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权威的效力指向的也并非君主之私利,由此,“势治”呈现出公共性和客观性。此外,“处势”的主体乃是平常的“中主”,这就排除了君主个人性因素在治理中的作用,将治理的关键归结于制度,这体现了先秦黄老和法家的制度治理精神。对韩非“势治”的整体性分析,有助于重新审视韩非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其法哲学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王夫之诗歌美学中的“势“论

在王夫之的诗学思想体系中,“势”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美学维度上有其独特的意蕴。“势”的学术渊源一是先秦思想史上慎到和韩非的重“势”思想,但还是在政治学规畴中的。再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论家刘勰在《化雕龙·定势》篇对“势”的编译论述,这是建立在章学意义上的。王夫之对“势”这个古已有之的概念做了大幅度的改造,结合其原有内涵充实进丰富的美学思想素质。王夫之关于“势”的论述,都是在对一些诗作的品评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     

从“道势”关系的演进谈先秦儒家之君臣论

＂道势＂关系即道统与政统、教与治、德与位以及吏与师之间的对立、统一。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作为中华文化主体———儒学的开创者,在春秋战国时期＂道势＂关系离合、消长的曲折情势下,如影随形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时代精神的君臣论,为秦汉以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构建和完善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理势范畴的纵贯与横摄

<正> 明清之际王夫之总结先辈哲学家理势思想,无论是理势的界说或是理势之间的辩证关系,都有系统的论述。朱熹在《孟子·离娄章句上》对孟子的“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     

说“势”

"势"既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概念,又可以视为包含普遍理论内涵的哲学范畴。作为具有普遍内涵的哲学范畴,"势"与人的行动以及实践过程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本体论上,"势"呈现为包含多重向度的存在形态,以人的行动和实践为视域,"势"则可以理解为人的行动和实践活动由以展开的综合背景或条件。从中国思想的历史演进看,对"势"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此后这方面的讨论绵延不断。不同的学派、人物从各个侧面对"势"的内涵作了诠释,这些阐发与诠释为我们从更普遍的层面把握"势"在行动中的意义,提供了历史的前提。     

中职德育工作“势”之论

德育工作是培育中职学生全面素质的基础工作，尤其在当前思想日趋复杂、风气日趋多样的社会大环境和大背景下，更加需要强化中职德育工作。本文从“势”这个独特角度，就“颓势”与“优势”、“破势”与“立势”、“乘势”与“驭势”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阐述。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先秦儒家思想中的道德与政治观

孔子、孟子认为道德重于政治,政治要“以仁为本”,通过个人的修身养性、君主的“德政”,社会秩序就会由乱到稳,从无序到有序;荀子注重的是“礼为法用”,以“礼”约束人的欲望,只有“隆礼重法”,人才能向善、仁义。荀子弥补了孔孟思想中政治弱化的一面,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仁、礼并用以定天下。先秦儒家思想中的治政观虽偏于理想、完美,但在道之崇高与世之污浊的两极中,是在力求找到政治与道德相统一的治政方案。     

从"安治天下"到"万民忧乐"——论黄宗羲对传统民本思想的发展

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周时期,经过先秦、秦汉唐宋的发展,至明末清初时期发展到极限。但在明清以前,思想家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安治天下",而并不是维护民众的利益,君主仍是万民之主。黄宗羲对天下和君主做了区分,以"万民忧乐"作为评判天下治乱的标准,并从这一角度对君民关系做了新的探讨,从而使儒家民本思想达到了历史的高度。     

司马迁关于“势”的思想

司马迁写《史记》提出了自己的作史目的是“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与此相应,他还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等作史原则。表面上看起来,司马迁似乎没有正面阐述出他的治史理论,但仔细考察整个《史记》的记叙和论说,可以认为,关于“势”的思想就是司马迁治史理论的一个核心部分。本文想就这一问题提出些粗浅的认识,以就正于同志们。     

“势”的核心价值在于心理制胜

“势”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概念，历来学者对“势”的含义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势”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心理制胜的理念，试图分析“势”的思想内核，以及构成“势”的心理要素和“势”发挥心理制胜功能的方法途径。     

《孙子兵法》中"势"的理论在旅游开发中的创意运用

旅游开发首先是产业群的开发,是“道、天、地、将、法”军事原则的再运用。旅游开发的重点在于“为势”,“为势”的关键在于四大方法即“分数、形名、奇正、虚实”的运用与创意。     

先秦儒家"乐治"思想探析

发达的礼乐文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我们往往侧重于礼的研究而未能对“乐”予以足够的重视。在分析一些先秦儒家文献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乐治”概念,试图明晰:第一,自其产生开始就与社会之治联系在一起的“乐”,被先秦儒家提升为实现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工具;第二,先秦儒家对“乐”的特质的界定,使乐之治成为可能;第三,“乐和同”的功用又使得乐之治成为必要。     

法家的“势治”理论及其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

"势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不受关注的领域。法家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另一面,却否定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思路,而是强调要构筑法治的制度环境——"治势",使"抱法"与"处势"相辅成。具体是在正视人性"自为"的基础上,通过因性利导与因势利导,以"必然之理"营造"必为之势";用"必信之法"达成"必治之政",并对"势治"条件进行分析论证,指出这种"人设之势"好比"良马固车",即使中手驾驭也能追速致远。显然,这套"势治"理论对当前中国推进"法治"建设富有启示意义。     

试论《毛诗正义》之"文势"说

魏晋时期,发轫于政治与兵法的“势”被引入学艺术领域而出现了意蕴十分丰富的“势”论,理之“势”是其内涵之一。《毛诗正义》吸收了魏晋以来的《诗经》研究中注重辞义理的动向,将理之“势”引入对毛传郑笺的解说之中,形成其阐释中的“势”说。“势”说重在解决经、传、笺之间的扦格,而着眼于诗之意旨与其语言结构的关系,从阐释方法上强调了诗的语言不是孤立的存在,阐释义理不能脱离诗的整体,要注重语言的表达形式。其“势”说的意义在于,作为一部奉敕之作,它将魏晋以来本属经师个人的说诗方法经过官方的认肯而成为经典的说经模式,大大地扩展了影响。     

古代“用势”与现代决策

古代“用势”与现代决策洪朝栋决策是管理活动的重要职能。对决策问题的重视和研究，是现代管理理论发展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古代管理思想中关于“用势”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决策思想。这种决策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     

杨朱学说新论

杨朱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其“贵己”“重生”的思想影响了中国先秦学术数百年之久,然而这样一种学说,却被视为“极端利己主义”和“极端纵欲主义”,在中国历史上遭受了两千多年的不公正待遇。杨朱思想固然存在着某些缺陷,但绝非一句“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能论定的。     

"势"释战国策士之捭阖术

战国策士以捭阖术转危为安,运亡为存,故需以"势"对策士这一核心策略作出阐释."势"包括"时势"和"形势"."时势"难得,须合节律,方能切中肯綮,而时机带来的凌驾于对手之上的有利"形势"更具左右力,因此策士使用"捭阖"、短长之术截长续短,以控制双方之间的节奏和势能差,雕塑新形势."捭阖"观念受阴阳思想的影响,是造"势"的基础思想.策士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了"和"的重要思想,善于顺着已有之"势"的天然纹理进行转化,在巧处施力而自然展开.有对老庄思想进行扬弃的两个特点,一是注重人为,二是转化有所依凭,策士对"得情"、"几之势"的重视即为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