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困境解读

“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用以解释国家间关系紧张、对立乃至冲突形成机理的一个基本命题。中日间出现的安全困境是导致当前双方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发因素。建构主义理论提示,缓解或争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它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     

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关于安全困境理论之比较

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对于安全困境的产生看法基本相同。分歧在于这种困境是物质现象还是思维现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是它们理论共同的逻辑起点。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就决定了国家之间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安全,也不可能真正的脱离"安全困境",主体行为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而建构主义对安全的预期、主体行为均取决于主体间"互动—认知"程度。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把"安全困境"理解为无政府状态下的固有特征,必然会得出"安全困境"是不可避免的结论。而建构主义的理论中国际结构是通过主体间行为和认知的互动而架构起来的论断,给"安全困境"的超越带来了可能,但其主观性太浓而趋于理想化。要建成真正的"安全共同体",要求物质力量和利益的平衡作为保障,认同等观念因素的影响是以其为基础的。     

中日关系的历史困境及出路思考

近年来因历史问题而矛盾激化的中日关系的确可以用"瓶颈"来形容。本文试运用国际关系学理论来分析中日关系以及历史问题在其中的作用。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安全困境"理论可以解释当前中日关系的困境,历史问题是加剧安全困境的导火索;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理论暂时无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其中最大障碍是历史问题的存在;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则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最为重要的是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自我制约。     

美俄在叙利亚危机中的博弈策略分析——基于"重复囚徒困境"的视角

叙利亚危机从爆发至今已有六年多的时间,对于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危机进程中西方、中东各国与俄罗斯、叙利亚之间的博弈互动,国内研究更多集中在对于事件的定性之上,采用定量的方法研究叙利亚危机,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少的.采用"重复囚徒困境"理论,对叙利亚危机期间,美国与俄罗斯围绕叙利亚所展开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的博弈进行分析,探讨美俄两国在叙利亚危机期间所采取的策略及其背后的动因可知,美俄两国在叙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对策呈现出明显的"重复囚徒困境"模式,且两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及其实力的不同决定了两国应对策略的差异化.     

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理论分析

首先从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困境的概念入手,分析安全困境的内涵和本质;再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学派的不同角度,分析国家之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最后依据不同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寻找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出路。     

“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冷战时期美韩同盟信任危机析论——以1968年美韩外交争执为中心

1968年1月,朝鲜半岛接连发生了"青瓦台事件"和"普韦布洛"号危机。在为两起事件定性和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的过程中,美韩同盟内部产生巨大分歧,互信关系严重受损。表面上看,此次信任危机产生的原因是美韩双方对1968年朝鲜对韩国安全"威胁"的认识大相径庭,更深层次的根源却在于长期以来两国相互依赖的不对称性和对国际事务认知方式的显著差异。比照格伦.斯奈德的"同盟困境"理论,从更长的时间段来观察,还可以发现冷战时期美韩"同盟困境"的外在表现形态有其自身特点,防止"受牵连"和"被抛弃"的手段也较为独特。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美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有了很大的发展,并成为当代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它不同于传统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等重视物质力量的理论,而是注重观念层面,它强调:文化建构了国家的身份,而由身份界定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对外交往行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由于两国在互动中形成了竞争对手的角色关系,两国由这种角色定位出发而采取的维护国家利益的行为,使两国难免出现摩擦,甚至产生冲突。因此,两国之间要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还有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北约东扩

北约是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对峙的产物。冷战后,北约经过两次东扩,其成员国由冷战结束时的16国扩大到26国。在其成员国地域扩大的同时,北约的性质、职能也发生相应的转化。学界一般用新现实主义的威胁平衡和新自由主义的相互依赖以获得绝对收益两种理论来解释北约东扩。文章认为,除了以上两种分析视角,建构主义也有一定的解释空间。从建构主义理论来看,北约东扩是一种同源文明的融合,是安全共同体作用的结果,更体现了共同价值观的内化或社会化。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于朝鲜半岛安全政策的比较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但是作为冷战两极对峙的产物--朝鲜半岛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改观.中国和日本作为亚太地区有影响力的两个重要国家,从地缘政治和现实利益出发,不断调整对朝鲜半岛问题的安全政策,对半岛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时期加强对中日两国在朝鲜半岛安全政策上的分析,对两国在半岛的战略价值定义、统一问题、安全体制模式上的比较,寻找中日两国的利益汇同点,加强政治互信与合作,对于实现半岛和平统一以及建立东北亚安全体制有着积极的意义.     

论石油能源安全问题与中美关系

石油作为一种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物资,在影响中美关系的诸多因素中作用日益突出。中美两国不同的石油安全战略,必然产生在石油问题上的博弈。美国的石油安全战略已成为影响中国实施石油安全战略最重要的国际环境因素,中国石油安全问题的解决必然受中美关系大局及双方石油互动关系的影响。认识到中美两国利益的交错性与复杂性,认为中美两国在石油问题上需要更多地沟通和对话,就目前而言,中国加入国际能源机构是最佳合作模式     

论国际政治中的“安全两难”

当今西方主流国际政治理论对于“安全两难”的成因及其解决争论不一。结构现实主义认为 :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是“安全两难”产生的根源 ,只要国际无政府的性质不变 ,有求生欲望的国家就逃不出“安全两难”。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 :即使在无政府状态下 ,国家间仍可通过国际制度来缓解甚至消除“安全两难”。温和建构主义认为 :“安全两难”是国家间互动的结果 ,所以可以通过国家的实践活动来彻底消除“安全两难”。事实上 ,后两种理论低估了无政府状态下国家所面临的威胁。所以 ,在“安全两难”问题上 ,结构现实主义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中日两国间积极角色身份的建构

历史上一直处于一弱一强结构态势的中日两国,在21世纪开始出现"两强并立"局面。按照现实主义逻辑,"两强并立"的中日之间只能建构为对手(甚或是敌人)关系。但从建构主义视角来分析,中日两国在互动实践中形成的共有知识既可以是合作性质的,也可以是冲突性质的,因此中日之间可以建构"朋友"的角色身份,也可以建构"敌人"的角色身份。中日两国能否建构积极的角色身份认同,取决于中日之间在互动实践中能否加强相互之间的共识。中日关系的前景主要取决于双方积极性角色身份能否得以再造和加强。     

全球安全危机与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近几年来,国际社会正在面临严重的安全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大流行。大国博弈加剧世界局势的动荡,中东、中亚和南海成为国际军事力量角逐的敏感地区。在新冷战思维下,美国和俄罗斯先后退出《中导条约》,意欲谋求新核武威慑。恐怖主义呈现全球扩散趋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强国以传统安全观为理论指导,利用反恐战争实行霸权主义,趁机削弱假想的战略竞争对手。国际社会必须在安全观上完成新旧更替,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为行动指南,打破安全困境,消除战略互疑,回应人类和平、合作与发展面临的严重威胁,重建全球反恐合作机制,终结恐怖主义危害,构建人类安全共同体。     

抗战时期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

在1931年至1945年期间的中美日苏四国关系中,中日关系是四国关系的焦点,主要矛盾是日本军国主义与反法西斯力量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初期,美国和苏联出于各自利益和战略的考虑,曾分别对日采取过绥靖政策或所谓的“中立立场”。但随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美日矛盾激化,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总的看来,这一时期中美日苏四国关系的历史,是中美苏三国联合反抗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对西方国际安全观的超越

长期以来，国际安全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大致说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形成了三种主要的安全观，即现实主义安全观、自由主义安全观和建构主义安全观。作为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构成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涵盖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丰富思想内涵，既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又借鉴和吸收了西方安全观的合理成分，并摒弃了其中的不合理因素，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立意高远，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具有时代的前瞻性和先进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西方主要国际安全观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后者质的超越。只有把"总体国家安全观"内化于心并付诸实践，才可能实现整个国际社会持久的和平与安全。     

辩证认识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新特征

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表现出新的特征,主要是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作用增大,世界各国同中国合作的意愿增强。与此同时,支撑战略机遇期原有的一些国际因素依然存在。不过,新特征伴随着新的挑战。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安全上、大国关系上,中国都面临新的挑战。应对这些挑战,中国需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积极开展全方位和平外交。     

约翰·塞尔与国际关系理论的语言学转向

约翰·塞尔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将其运用到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当中。在言语行为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国际关系理论发生了语言学转向。首先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际关系学者是奥努夫和克拉托奇维尔,他们通过言语行为理论发展出了一整套建构主义理论,强调语言在社会建构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此外,托马斯·瑞斯的国际关系中的"争论逻辑"的概念,伊曼纽尔·阿德勒的共同体理论等也都带有语言学转向的色彩。因此,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种潮流,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发展方向。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理解韩国外交

冷战结束以来,韩国外交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间的痛苦选择中,一方面,为韩民族的统一进程魂牵梦绕,另一方面又纠缠于朝鲜核问题和美韩冷战联盟,难以走出朝鲜半岛的冷战体制阴影。卢武铉总统2005年3月提出韩国要扮演“地区平衡者”的角色,是试图走出“理想—现实”外交困境的重大尝试,可惜遭到韩国国内的强烈反弹和以美国为首的国际舆论的打压,不得已在改弦易辙。因此,“地区平衡者”不是韩国外交的恰当定位,而怕是过于理想化了。本文从目前的韩美关系、韩中关系、韩日关系和南北关系各方面分析韩国外交的理想与现实矛盾,认为处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韩国外交其实是韩国社会在安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理想与现实两股力量角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