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二十多年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新的音乐文化代表了一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共同的文化态度和觉醒意识。但它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质疑与反抗并不像后来的白话新诗那样彻底。因此,它只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不可能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导。     

学堂乐歌：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

＂学堂乐歌＂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贡献：一、对长期流行的偏狭的＂新诗＂观念提出质疑,认为＂新诗＂至少应当包括自由诗和新声诗两大类别。二、提出并论证了作为新声诗创作第一浪潮的＂学堂乐歌＂是中国＂新诗＂历史的开端。三、简要地论述了学堂乐歌的思想、艺术成就并选择、评析了它的作家和代表作品。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嬗变

清末民初,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早期白话新诗嬗变过程中当属一个重要环节.     

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是一种“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是一种不失传统的现代创新。他要借助西方的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的精神内核。他的歌词创作未完成文学语言由古代韵文向现代白话的彻底转变,但从形式上打破了旧韵文的传统格局,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在形式上又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的新品种,并依照西洋乐曲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结构。他在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向人们诉说最深沉的感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学堂乐歌”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     

中国近代实业学堂的产生及实业教育的萌芽

中国近代实业教育的萌芽发端于洋务运动中实业学堂的举办,并得力于甲午战后维新运动的推动。实业学堂由最初的只限于军事技术学堂扩大到农、工、商、矿各方面。至清末《壬寅学制》颁布,实业教育始列入学制,并开始了初步发展。     

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提出诗词合乐的构想.文学、音乐改良者携手创制乐歌,试图完成“新诗”与“新歌”一体的转换.但由于两种文体的差异,诗人的创作往往并不能适应谱曲的需要.民国初年,“诗”“歌”合流逐渐成为新音乐和新诗发展的阻碍,在赵元任《新诗歌集》中鲜明地呈现出二者的矛盾.民国初年,龙榆生提出“新体乐歌”的概念,标志着“新诗”与“新歌”的分化.     

语言的“不可译性”简析

语言的“不可译性”既有“文化不可译性”与“语言不可译性”之分,也有“相对不可译性”与“绝对不可译性”之别,应该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研究语言的“不可译性”,有利于进一步了解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同,也有助于进一步探讨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标准。     

“中国风”歌曲流行现状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流行音乐中的“中国风”具有广泛的大众认知度。“中国风”歌曲的歌词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扩大学生的词汇量;它总是借助各种修辞手法来传情达意,可以利用其来教授修辞手法,其中的很多妙语警句伴着曲中的主旋律,易记、易用,是写作中积累好句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风”歌词不仅能让留学生领略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源远流长的历史,还能带领他们学习中国博大精深的古诗词,培养他们阅读古典诗文的能力;另外,“中国风”歌曲还可以作为一种独特的刺激形式,使留学生在欣赏音乐旋律的同时,毫无压力地提高听力技能。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1896-1937）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体现出与以往不同的特点:在译书主体上,留日学生已经成为中国人独立译书的重要力量;在译书种类上,由偏重科技类书籍到偏重哲学社会科学类书籍;译书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中国留日学生的译书活动,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浅谈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发展及演唱技巧

在世界艺术歌曲的宝库中,中国古典艺术歌曲是一颗闪亮的明星。众所周知,积极与松弛是歌曲演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那么,在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演唱中,如何掌握歌唱状态的积极与松弛,并使之服务于中国古典艺术歌曲的演唱,意义就尤为重要。     

百年中国电影歌曲的协奏乐章

电影歌曲是百年中国电影绽放的一朵艺术奇葩。作为救亡战斗之歌,电影歌曲震撼中华,鼓舞全国民众;作为艺术流行之歌,电影歌曲成为人见人爱的抒情乐章;作为文化传承之歌,电影歌曲的品位、格调、精神皆是一流的。如何再创中国电影歌曲之华美乐章,是必须正视和面对的。     

中国译论失语:文章学视角下“信达雅”的解读

21世纪翻译学学科地位在中国最终得以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到了翻译学界的认同。翻译学下一步发展的重点是集中于学科的理论构建。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对翻译实践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就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史长久,影响深远。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很多学者推崇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都表明中国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原则、翻译方法等进行过探讨。但是目前中国译学理论多为借鉴西方近现代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失语。探讨中国译论失语的溯因显得极其重要,尤其是从文章学的视角下解读"信达雅",对于重构中国译论话语权具有深远的意义。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     

论中国传统译论的批评属性

翻译理论与翻译批评的不同主要在于前者是基于过程研究确立翻译原则,建立翻译模型,而后者则是描述现有译文,进行价值判断,为读者建立译作阅读支点。中国传统译论术语主要源于中国古典哲学和美学,多数术语具有抽象性、主观印象性等特征,同时传统译论关注翻译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性及价值判断倾向,因而具有批评属性,对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必须对中国传统译论话语基于现代性进行扬弃,以资构建科学系统的、对策性强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     

金韵梅与甲午中日战争红十字会救援辨——兼谈近代中国人名的英文回译问题

研究中国红十字会史的学者,在谈到甲午中日战争中的中方红十字救援工作时,常引用《申报》上的一篇关于中国妇人金氏为前方伤兵募集善款的报道,并认为此“金氏”即为中国女性留美习医之第一人——金韵梅.但经过中外文资料相互印证,发现事实或许并非如此,金韵梅在甲午战争期间不太可能直接参与中方红十字会的善款募捐活动.这一问题不仅涉及金韵梅的生平事迹,还涉及中国红十字会的起源、中国人对红十字会的早期认识和实践问题,有必要加以澄清.而以金韵梅为代表的几位中国早期著名西医学家的中文人名异写现象,凸显了近代中国人名在英文回译过程中存在的乱象,值得学界在研究中加以注意.     

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乐教精神的继承

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观念对中国传统乐教精神有着自觉的承续意识。它首先延续了传统乐教对于音乐教育本质的界定,将其定义为审美教育、道德教育、伦理教育与政治教育相融合的综合性教育,而非纯粹的美育。与此同时,中国现代音乐教育还捡拾起了乐教观念中强调音乐社会功利价值的传统,以音乐教育为工具,将一些现代观念如"民主""科学""民族富强"等注入其中,来实现民族的新生。此外,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家在大谈音乐的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在进行着一场现代化的"正乐"运动,有着古代士大夫以雅、正之乐教化天下的影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使得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与传统乐教有了一定的相通之处,二者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     

从“功能对等”原则看英语广告的复译

奈达的＂功能对等＂原则强调翻译的目的是再现源语的信息,对等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原则和手段。本文拟从＂功能对等＂原则出发,探讨英语广告的复译策略。英语广告复译有三大策略：修正性复译、仿译性复译和创新性复译。正确运用这些策略有助于提高广告复译质量,使复译后的广告与原文达到最佳功能对等,有效实现广告的预期功能。     

中国学者文学英译的困顿与出路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者在向外译介中国文学、传播中国文化的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爬探索,虽挫败连连,但却越挫越勇,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中国学者的文学英译有其自身的文化与美学价值,有着汉学家的中国文学英译所不能比拟的作用和意义。与霍克斯的译本相比,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在英语世界遭受冷遇,并不是因为杨译本质量不佳,而是因为其采用的以忠实文本为圭臬的翻译策略在当时来说有些超前,而现在则已经具备了接受这样翻译的国际语境;老舍将其小说《离婚》的英译者伊文·金告上法庭,并收回版权自行翻译,只因其译者在发挥其译者主体性时失去了底线,歪曲了中国文学;麦家的长篇小说《解密》在英语世界的成功提醒中国的英语学者,重视和讲求文本迻译策略的同时,还要强调译本的宣传推介等市场营销工作。及时总结中国学者文学外译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并融入其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