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制度构建

刑事和解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诉讼中的具体体现,基于其特殊的价值,我国检察机关开始进行试点与探索,而对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的应用并没有推开。自诉案件和刑附民案件程序的启动本身就决定于被害人,这类案件的和解并非普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就刑事和解在审判阶段应用的价值、程序设置的主要问题进行评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程序设置的完善提出建议,以适用于审判实践。认为审判阶段进行刑事和解不仅提升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刑事审判的功能发生变化,与过去靠“打”来稳定社会治安的作用完全不一样,能使司法活动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实现从有害正义到无害正义的进步,有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解读与完善展望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部分公诉案件被纳入和解程序。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保证案件处理效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从新法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来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活动还有一定差距。在对新法刑事和解三条规定解读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前提下,分析了新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之不足并展望完善之策。     

论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

关于刑事和解的案件范围,存在诸多标准,其中案由和案件的轻重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两个标准。无论采取何种标准,都应当在把握刑事和解的适用基础这一根本问题的前提下,考察对具体案件是否具有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以案由为标准可以排除对某些类型的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可能性,而案件的轻重不应当成为排除刑事和解适用于重罪案件的标准。     

刑事和解适用的阻却因素与现实进路——以2013—2015年S省M区法院公诉案件审理情况为分析样本

通过对S省M区法院2013-2015年公诉案件审理情况的实证分析,查找出可适用刑事和解但未适用的案件比例较大、刑事和解适用的成功率不高、适用和解的案件类型相对单一等现实问题。其原因在于刑事和解主导机关的不明确,立法规范的相对粗疏,法治土壤的相对贫瘠以及民众认识存在偏差等现实因素。建议将法院确立为刑事和解的唯一主导机关、科学界定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建立以法院和当事人主体的双核启动模式、细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适用步骤、将是否和解作为量刑参考要件,以期优化刑事和解在公诉案件中的适用。     

公诉案件和解正当性探讨

破解公诉案件和解现实困境的前提是,要理性阐释公诉案件中和解的正当性内涵,并以此作为制度构建的价值基础。将和解引入刑事领域,国家将一部分追诉权让渡给被害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国家垄断公诉权的质疑;刑事和解蕴涵着主体间性程序价值;和谐社会中国家与社会的合作是刑事和解超越刑事领域的价值指向。     

刑事和解制度的合理性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的社会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法学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地使之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中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我国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困境及出路

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是一项新的司法制度,其不但响应了和谐社会的主旨,也倡导了一种非刑罚化运用的刑罚理念.本文旨在解决刑事和解的三个问题,第一,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则,文章提出了自愿和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等六个适用刑事和解的原则;第二,界定了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种类,文章具体分为实体性和程序性案件共四类:刑事自诉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符合刑事和解适用原则的其他公诉案件;从程序性质来分,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和执行阶段的案件;第三,提出了选择适用刑事和解案件的操作程序,即适用和解的提出、受理,适用和解案件的审查确认及监督,适用和解的撤销.     

死刑案件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从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的现实意义入手,发现目前死刑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对此为避免＂花钱买命＂引发司法不公的弊端,提出以下具体构想：合理限制案件的范围、严格限定案件适用条件、规范操作方式、明确检察院的监督职能,以此来实现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的最大价值。     

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与发展

刑事和解制度是我国借鉴西方国家“恢复性司法”的新方案而进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它体现了人类社会治理犯罪理念的更新与进步。我国法律允许刑事自诉案件当事人自行和解，而刑事和解在我国公诉案件范围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因而注定了其被刑事司法机关所否定、排斥的命运。由于刑事司法的工具论与刑事司法功能的单一化，导致我国立法存在严重不足，应当借鉴国外恢复性司法的新举措，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     

试论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的正当性

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中适用具有正当性。刑事和解在死刑案件案件中适用的法律根据是刑法第5条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以及刑法第61条规定的量刑依据,政策依据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有关刑事和解在死刑适用的司法实践也表明了其合理性。     

论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我国刑事和解制度

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方式之一，在我国具有丰厚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将和解引入刑事司法领域，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本文分析了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现状，并对我国刑事和解的制度构建进行了初步设计。     

公诉工作中刑事和解制度的运用

刑事和解制度作为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和犯罪预防模式,符合构建和谐社会＂宽严相济＂的要求,是恢复性司法的精神的具体体现;同时,该制度能最大限度地维护被害人的权益,保护被追诉者的人权及预防犯罪。鉴于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意义,结合我国公诉工作中的实际情况,从刑事和解的对象与范围、条件和具体程序等环节出发,改造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以适应中国的法治现代化的需要。     

和谐社会视域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视域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刑事和解制度应是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在实践中因为这项制度缺少相应的法律规制，而使其适用过程中产生了适用阶段标准不一、调解部门不明确、和解方式单一、赔偿标准缺乏、法律监督机制缺失等诸多问题。     

论刑事和解与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对鹤峰县人民检察院“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的法理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体现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检察机关是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之一。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机关,鹤峰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还有必要在和解的法律地位、和解的主体、改进加害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自诉权利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摄下的制度构建

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宏大背景,刑事和解成为当下刑事法领域研讨的热点问题之一。和解撤案是刑事和解制度的重要组成,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有益实践,其积极意义直接而深远。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统摄下,科学地构建侦查阶段的和解撤案制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也符合诉讼效率价值的合理诉求。其内容至少包括和解的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程序与监督机制四个方面。     

刑事和解的解读与应用研究

从刑事和解的含义、起源和特点入手,论述我国实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必然。在对我国实行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构想方面,认为应根据刑事和解的本质,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和权力须受监督的精神,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来科学设计刑事和解的具体制度规范。     

刑事和解的契约法视角解读

诉讼是对抗性的,而和解是合作性的,诉讼的关键词是对峙,和解的关键词是妥协,诉讼的姿态是"为权利而斗争",和解的理念是"为和谐而妥协",对当事人而言和解协议是心甘情愿的"作茧自缚".在诉讼已成为现代社会主流法治意识形态和主流法治话语的背景下,重估和解的价值,重视轻伤和解的作用,实现传统意义和解文化本土资源的合法性转化,应当是我们面临的现实任务.     

和谐语境下对刑法和谐性的解读

对刑法和谐性进行解读,就是以和谐观念对刑法进行的价值判断。以人为本的理念体现的是刑法和谐的价值内涵,打造人权保障性的刑法是和谐社会的要求;主张注重刑法的整体和谐,关注影响刑法和谐性的问题。     

浅析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

在我国司法领域,由实务部门率先尝试刑事和解。它作为刑事案件的一种解决机制,在尊重被害人、赔偿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促使加害人认罪悔罪、改过自新等方面显示出了一定的优势,同时,刑事和解对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对这一制度的构建不仅仅是司法实务界正在进行探索的问题,也引起了理论学界的广泛关注与探讨。当然,任何一种制度都具有两面性,刑事和解在显示出积极性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