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

在混合经济形态下,“市场”与“再分配”权力之间的良性制衡的关系尚未形成,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表现出层叠效应。对住房不平等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前（住房市场化时期）的住房不平等状况很大一部分是由房改前的住房分配过程和住房私有化改革过程导致的,社会成员越是接近体制的核心部门,其住房优势就越突出。这一经验研究发现表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根植于体制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时,改革之前导致社会差异形成的体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且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叠加于源自于市场的社会不平等,甚至经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延续并放大。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老年群体居住福利不平等研究 ——以北京为例

将居住福利界定为良好的客观居住条件和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评价两方面。通过分析2016年"北京市老年人居住环境调查"数据,发现在老年群体内部,不同住房地位群体的居住福利存在着不平等。各群体居住福利水平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商品房户、回迁房户、私房户、保障房户和单位房户。单位房户、保障房户和私房户的居住福利水平较低,政府应将这3类群体的居住环境作为老年友好型环境建设的重点。建议政府保障与引导并重,分类制定居住福利政策,以解决不同老年群体的居住需求问题。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社会政治变迁与教育机会不平等——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1940-2001)(英文)

自1940年以来的60年里,中国社会教育机会分配形态的变化趋势经历了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阶段。1978年以前,教育机会分配从一种极度不平等的状态向着平等化的方向演变;而1978年之后,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逐步增强,家庭背景及制度因素对教育获得的影响力不断上升。本文基于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对这两个阶段的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系统描述和分析,并得出结论:意识形态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变动导致了教育不平等的弱化或增强。     

平等的空间:当代分配正义下平等理论之争

现代各种政治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分享着同一种根本价值——平等,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流派都力图争取某种东西的平等。当代分配正义下争论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四个平等理论是福利和福利机遇的平等、资源平等、可行能力平等、运气平等。它们关注的重点是人们的运气与选择,对坏运气的影响应共同承担;对个人选择的结果要个人承担。但是,单凭"运气本身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并不能成为我们共担运气影响的根据。问题在于分配正义本身。在分配的语境下就预示了权力主体的全能和权威。只有将分配正义与关系正义结合起来,通过民主平等保证分配领域的平等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待人。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的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参考以往通过"优势累积/劣势累积"两条因果路径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最新文献对累积过程的关注,本研究将弥补以往累积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忽视代际分析的不足,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推进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对前者的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获得的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也日渐凸显;对后者的研究表明,代际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所解释的住房不平等并非稳定不变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既有累积趋势可能会发生异于原初累积方向的变动,甚至是累积断裂。这一发现弥补了代际优势/劣势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未能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缺憾。     

修正还是强化：重访西方民主与经济不平等的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快速扩大,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过去20年里,经济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分析在理论建构上取得了显著进展。尽管经典政治经济理论构建了一个经济不平等的修正框架,认为民主制度能够遏制并缩小贫富差距,但该观点并未得到实证支持。本文在梳理分配政治最新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与经典理论截然相反的框架——在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不平等被政治因素所强化,而不是被修正。基于分配政治在公共民意、政治参与、政党政治与政府回应性四个领域的最新研究,可以发现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后者进一步加剧贫富差距,进而形成动态的经济不平等陷阱。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强化框架有利于我们理解欧美国家中经济不平等为何日益加剧,乃至形成合法化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本文为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平等陷阱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以深化国内学界对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之政治逻辑的理解,尤其是财富分配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城市青年住房分层形成机制研究——基于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的分析

住房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这已经成为当代青年人最关注的话题,住房资源也被视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志。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先赋因素和自致因素对城市青年住房分层的影响机制,得到以下结论:(1)总体上,先赋因素对城市青年住房分层的影响大于自致因素,前者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2)先赋因素中,家乡在一般县市的青年、来自北京本地的青年、家庭经济状况好的青年具有明显的住房获得优势;(3)自致因素中,接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对青年住房阶层跃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4)两代人的职业对住房分层影响差异体现了时代烙印;(5)社会阶层固化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政府为提升社会流动性还需要做很多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