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汉学家麦克诺顿的《诗经》“混合意象”论

美国汉学家麦克诺顿以《诗经》为观瞩对象,拈出“混合意象”一词发现汉诗意象的特点。其将描述某一场景或主题的连续性序列命名为“混合意象”;具有实现时间转换、构建情感复合体与知性复合体、化抽象为具体等功能;辨识常规意象与非常规性意象,“恒定次序”与“随机次序”,汲用相似词、叠句与音乐等策略。“混合意象”论受意象派与新批评浸染,虽有些知识性纰漏,但揭橥了汉诗意象的特征。     

论唐诗中的江南意象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唐诗意象中所隐含的历史真意。文章首先进行了学术源流的追溯和概念术语的界定,接着以唐代的江南诗歌为讨论对象,从诗歌意象中归纳出了江南三个方面的地方意象,即芳晨丽景、林泉高致、朴野偏远,由此来认识江南在唐代的微妙地位和诗人们对江南的文化感知。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美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唐诗远播扶桑时——从意象“竹”分析唐诗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史上,西方诸国以叙事文体最为发达,而东方的中国却以擅长抒情文学著称。中国人奕世不废的言志抒情载体则是诗。前人常说：“诗莫备于唐,诗莫盛于唐。”唐诗正是从诗歌音律关的总结性创造,到中国古典诗歌体裁之集大成,以及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段及风格流派等方方面面,使中国古典诗歌进入了巅峰时期。本文以唐代诗歌艺术对于日本汉诗发展的影响为切入点,选取在唐代诗词中常见的意象——“竹”为研究角度,深入探究以白居易诗词为代表的唐代文学对于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     

唐诗中的西域意象及其文化意蕴

西域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沟通与防御成为其历史文化产生时代差异的驱动力。唐代西域诗歌不仅有践履此地而生的边塞之情,而且包括中原诗人对西域的想象。战争与和平成为唐代西域诗歌的两大主题。在战争主题之下,诗歌意象主要表现出辽阔苍茫、严寒冰冻、萧瑟荒凉、苍凉悲壮的特点。而和平主题下的西域主要有欢快歌舞的异域风光。这些意象蕴含着一定的文化,即历史意义、西域民族文化交融以及民族心理认同。     

岭南地域文化环境中的唐诗意象创造

唐代大批文人士子由中原核心文化区移入处于汉文化边缘的岭南地区,造成了其身份和心态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感与岭南特殊的地域文化环境相作用,使唐人岭南诗歌在意象的特征和体系发生了明显的异变,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以"岭海和瘴疠"、"客和囚"、"虞翻和尉佗"三种形态为标志的岭南诗歌意象群落;这一意象群文化心理内涵丰富,普遍表现为"去中原化"审美倾向,有着突出的悲惧感特征。     

日本笔记中的诗经阐释学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经典文化,深刻影响到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包括笔记在内的诸多文体中都有《诗》学遗存。日本笔记中的大量引《诗》论《诗》材料,是目前日本诗经学研究不曾关注到的重要文献。鉴于笔记文体的自由性和开放性特征,自有其不同于一般《诗》著的多重学术价值。笔记引《诗》作为用《诗》方式,展现出更为广泛的日本《诗》学生态。笔记论《诗》则丰富了诗经学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探究日本经学异域思维的生动案例。     

唐诗与意象艺术的成熟

中国诗歌意象艺术的发展于唐代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呈现为风骨挺立、意象鲜明、体格整然而又兴味涵深的诗歌艺术境界.唐诗艺术的成熟有其社会生活的土壤,且经历了由初唐至盛唐一百多年的探索历程,其间包含重新发现小谢、复兴“汉魏风骨”以及掌握晋宋诗歌传统用为中介几个关节点,而核心的一环则在于高扬人的生命理念及其活生生的情意体验.在此基础之上,更加以意象思维活动的拓展、意象结构方式的更新和意象语言风貌的提炼完形三者相结合所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意象艺术规范的协力作用,才有了成熟状态的唐诗,并生成无尽的艺术魅力.不过唐诗艺术并未长期滞留于盛唐高峰之上,而是在其成熟光辉照耀之下即已开始新的行程,走向了意象艺术的转型.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声音的风景:园林视域中的唐诗听觉意象

唐代兴盛的构园之风促使唐人将自然声响引进园林,并用多情的笔触进行描摹与诗化,从而创作了多姿多彩的听觉意象。这些听觉意象以其空间构建性与情感性构筑了浑然一体的诗歌意境,并对空寂与闲逸的诗美具有衬托之效。浑融的诗境与多样的听觉意象又对园林的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听觉意象物化为园林中的声景观,诗歌的静美与闲逸也成为园林立意的重要主题。这种诗歌与园林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揭示了诗歌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多元价值。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与他的蒙古研究

1805年,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并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边疆史地的翻译与研究是他学术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蒙古、通古斯、突厥同源论,探究了“蒙古”名称的由来,考察了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变迁以及清廷在蒙古的统治等问题。比丘林在俄国人对蒙古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具有重大价值的中文史料。     

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的动态与特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围绕着中国史研究重新体系化这一目标,日本中国史学界京都学派和历史学研究会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学派之间曾经展开了热烈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日本社会的巨大变化,宏观上把握中国古代社会状况的史学研究归于沉寂,日本汉学界更加注重对个别事物进行观察.虽然日本汉学界有克服微观个体研究局限性的尝试,但就学术界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     

药草诚多喻:论唐诗的药意象

唐诗中的药意象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有二:第一,因疾病所表达的身体政治的隐喻,用以治疗疾病的药也由此被赋予了解救人生困厄含义;第二,虽然炼丹服食在唐代拥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但炼丹技术始终只被少数人所掌握,文人们对于丹药的喜好,多体现在服食而非炼制方面。药意象的蕴义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即由最初表达文人士大夫淡泊名利、保全天真的隐逸情怀,到反映文人们亦官亦隐、泯灭出处的精神追求,最后成为谋取功名富贵的象征。换言之,药与隐逸文化的关系,折射出唐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内在结构的变迁以及他们精神的蜕变。     

唐诗中梧桐意象的友情意义

在唐诗中,梧桐意象蕴含着丰富的友情意义,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诗人引梧桐为知己,也把知己比作梧桐,梧桐意象中含有知己之意;二是梧桐意象常被诗人用来表达友情与别情;三是“丝桐”是唐代诗人传递友情的工具。     

日本现代文学中的中国

日本文化自大和、奈良时代到明治维新,一直在中国古典思想与文化的熏染蒙盖之下。此后的日本则转而急速西化。日本的现代是受了西洋文化刺激的外发型开化。大正时代这种激进的现代化与脱亚入欧反而促成了日本再次回顾中国的契机。发生在此时的支那趣味热赋予现代日本对中国再认识与自我认识的良机;它借助于日本在亚洲的殖民统治,推进了文学、美术的多样性发展。诸多日本作家通过亲身体验现实中国,书写了大量充具异国风味的作品;与此同时,又把现代人的苦恼与人生思考带入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中,加深了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进而创作出他们自己的中国古典题材作品,形成接纳中国文学最深刻的写作分野。     

日本汉学研究的几个特点及其启示意义

日本汉学研究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重视文献资料的整理,注意编制各种别集索引和文人年谱;二是重视文本解读,深挖细探,以保证字句文义的准确无误,并培养研究者的实证精神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注重运用比较学和传播接受学方法,对重点作家、作品展开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日本汉学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它告诉我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早已跨出了国门,逐渐形成了全球化趋势.国内的学者应打破固守城池的旧观年,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及时吸收外国先进的研究成果,以使中国古典文学这一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实现高效率、高水准的当代益用.     

从“乌”“鹤”意象看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唐代诗歌作为中国正统文学的代表,自然也蕴寓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表现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唐诗中的"乌""鹤"意象蕴含着的深邃的悲剧意识:"离愁悲思""仕宦悲叹""生命悲苦",人们在读诗颂词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特别是诗歌文明本身的博大精深。     

日本学界战国秦汉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20)

在过去不久的2020年中,日本汉学界在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全面搜集日文论著中战国秦汉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析分为文献研究、政治制度史、社会习俗、对外关系、学术思想以及考古与美术史等分支领域,逐一介绍其具体观点。文章在对研究内容进行概述的同时,措意于呈现研究方法及学界最新趋势与动态,并略述及日本汉学界与中国及欧美的学术交流意识,期待能为世界范围内的古代中国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俄国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

俄国汉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瓦·米·阿列克谢耶夫(В.М.Алексеев,1881-1951)是前苏联汉学的重要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首先建立在其卓越的比较文化思想之上。他指出东方的心灵也是我们的心灵。人类共同的大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创造着共同的文化,它们乃是世界性的思想的一部分,"在欧洲的诗学中间,也有着中国诗学的地位。"阿列克谢耶夫的汉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就是把中国文化、文学视为世界文化、文学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从而奠定其破除欧洲中心论、尊重中国历史文化独特性的汉学研究立场。阿列克谢耶夫汉学研究建立在自己对中国文化多年的实际考察、译介实践的真知基础之上的,从而形成自己对中国历史文化及其发展特征的独到而深刻的见解。阿列克谢耶夫不仅对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步独特性的独到见解,而且具有难能可贵的虚心探索的精神。     

唐诗中城市意象的空间意义——以桂林为例

我国古代文学中久已有记录城市变迁的文字.唐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城市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伴随着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市诗歌所体现的内容也愈加的丰富多彩,包括城市地域、水文风貌、民俗风情.风光秀丽的桂林在当时便是作为“贬谪地”的城市意象出现在唐诗中,承载着诗人的离愁和愤懑,构建了一个与众各别的精神空间与美学空间.同时,它又是诗人心理空间的投射,承载着诗人的城市观念和文学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