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规范与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兼论对深化中国-东盟地区合作的启示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维护地区政治稳定、推动安全合作与经济发展方面扮演着积极与重要的角色。随着东盟地区主义的发展,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在强化政治安全共同体与经济共同体的同时,向社会与文化共同体的建设发展。在东盟社会与文化极其复杂与多样的环境下,社会文化原则的认同与规范一致是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成功的基础与前提,以人为本、社会福利、社会正义、捍卫人权、保护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包容与多元文化主义等现代的社会文化观念,成为建设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基础与重要原则。尤其值得指出,随着中国与东盟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的规范原则以及实践方式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与借鉴,这对中国全面深化与东盟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想与秩序理念

党的十八大提出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十九大正式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既包含超越国家利益的全球价值观,也包含解决当下国际社会安全和发展难题的秩序理念。"人类共同价值"蕴含着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而建构的身份认同,并提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的价值原则与"理想图景",其特征需要从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出发,进行认识和理解。国际政治文化是"人类共同价值"得以形成、巩固的根基,但理念所表达的意愿和观念是否具有现实性,需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政策和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影响与示范意义,取决于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的崛起。     

马克思“共同体”概念的政治哲学诠释

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是一种政治哲学叙事,影响着现代政治理论和实践的走向,但是,马克思的共同体概念并未在政治哲学的维度上得到充分研究,人们总是过多地关注共同体概念的社会学的论断。共同体的概念在马克思哲学和历史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自由人联合体"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但是,"真正共同体"在马克思的思想当中是"此岸的"还是"彼岸的",却没有明确的论述,因此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真正共同体"概念,就成为正确地诠释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核心。马克思共同体概念意涵着货币共同体、资本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异化共同体。无论是资本主义共同体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两种共同体都受着必然性的支配,都是人类社会的此岸性的存在。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真实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的扬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真正共同体"的价值观,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经阶段的价值选择。     

马克思“和谐共同体”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内含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理论资源。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体现了马克思社会理想观的理论观念。马克思对共同体的理解经历了从自然共同体、虚假共同体到真正共同体的转变。真正的共同体集中体现了追寻人、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境界之“和谐共同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义”所在,就在于其哲学思维所采用的实践思维方式与实践逻辑。马克思的“和谐共同体”思想就是立足于它的哲学思维,在实践的内在规定性与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统一而形成的集合体。和谐共同体与当代中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内在相关,并成为引导当今中国走向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参照和价值路标指引,这一问题理应得到重视。     

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过程探析

建构主义安全共同体理论是当前研究东盟发展问题的新兴理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建立在成员国对观念与规范的集体认同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东盟规范(norms)产生的历史渊源,以及二战前东南亚亲西方国家的地区安全利益与国家安全利益从对立走向一致的过程。新的地区安全观念和地区秩序规范的产生,不仅推动了东盟组织的成立,也标志着东盟安全共同体的启动。     

宗教关怀的“现实化”与“民主化”——论杜威政治哲学的宗教本色

基督教观念对杜威政治哲学有深刻的影响。基督教的宗教理想经过其实用主义的转化后完全被"理性化"和"现实化":"民主"取代了基督,成为他的最高信仰;"民主共同体"取代了"天国",成为他理想的社会目标,而实用主义哲学成为其宗教情感与民主思想架构的桥梁。基督教文化的"底色"成为我们理解其民主思想的"本色"与"特色"之关键。     

在生命与政治之间寻求“共生”——“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之中国范式的思考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合作战"疫"中发出的时代倡议,是基于习近平"共同体"理论范式的继承与深化发展,蕴含着"生命共同体"的基础内核,要求构建一种常态化"安全共同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生命为本质的生命自觉,更是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现。在生命与政治之间寻求"共生"与平衡,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成为一种中国范式,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中国方案。     

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深入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原则和哲学基础是重大理论课题,也是马克思哲学的时代任务。马克思的感性概念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逻辑起点和基本原则,并具有本体论意蕴。按照马克思的感性原则,人与自然、人与人及社会是同一的一体关系,自然界不但是人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前提,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他人"是另一个"我",人是"类"存在物,人与人及社会互为表征、相互确证本质。马克思的感性原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基础与理论原则。建立在感性原则之上的实践思维是对传统理论思维的否定与超越,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哲学思维与思想方法。因此,从马克思的感性概念和实践思维入手来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也有助于把握其当代生成的现实逻辑。     

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常常谈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尤其是2017年前后,他在许多重要场合发表主旨演讲,共同主题,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思想和外交政策的精髓、核心,也是习近平同志站在实现"强起来"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的"中国理论"。习近平同志"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坚持共识,建设价值共同体;坚持共建,建设行动共同体;坚持共进,建设发展共同体;坚持共治,建设安全共同体;坚持共享,建设利益合作共同体,构成一个较为严密的体系。这也是当代中国对世界人类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中国—东盟关系发展过程中的身份建构——兼论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漫长与曲折的过程，观念结构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运用建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身份建构与中国—东盟关系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寻找制约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开展的观念性因素，并进一步探讨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以及中国—东盟未来身份新的定位。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多维考量

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是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的构建现状与双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之间尚存在一定差距，需要从整体上进行规划和考量。为了推进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在社会层面要维护双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奠定基本前提；在经济层面要深化合作，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根本动力；在文化层面要交流互鉴，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搭建有益桥梁；在法治层面要完善制度建设，为构建中国—东盟高等教育共同体提供有力保障。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当代阐释

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理论探究,缘于对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相互对抗的现实分析。马克思在历史逻辑中区分了"真正的共同体"和"虚假的共同体",分析了人类共同体建设的不同历史形式,在自由人联合体的系统阐述中完成了对社会共同体的理论阐释。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为我们讨论人类解放主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新时期推进建设人类共同体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问题探析

中国与东盟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东盟关系开创"钻石十年"新局面的必然要求。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内在地来自中国和东盟各国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目标;影响因素包括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中新合作提供的范本,以及利益交换关系存在潜在的不稳定性、具体合作政策和标准规范上可能存在的分歧等。应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来推进:把握准确方向,明晰合作目标;加强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以渐进的方式,协同推进建设;全面深入把握,真诚携手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探析

全球价值链是现代世界经济的核心,它是全球范围内价值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现代社会生产的灵魂。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全球价值链追逐世界范围内的剩余价值。全球价值链博弈的前提、主体、标的、规则、策略发生着历史性变迁。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和实践,通过构建合作演化博弈范式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着深刻影响。在国际大变局背景下,中国需要培育和发展"先实力"与"和实力",推动世界生产、交往方式向更合理的方向迈进。     

从“虚幻的共同体”到“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国家理论及其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理论认为,人是共同体的存在,人的独立行为都是在共同体中展开的,这个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国家是以代表社会普遍利益为名、以维护自身特殊利益为实的"虚幻的共同体",是对"真正的共同体"的否定,而"自由人联合体"是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否定,是在更高基础上向"真正的共同体"的回归。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就是国家产生和消亡的历程。国家要维护自身特殊利益就必须代表社会普遍利益,这是国家不可分割的两种职能。因此,用法的形式约束国家自身的特殊利益、维护社会普遍利益,应该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

近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价值规范,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国国家形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助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质疑。对此,要重点把握三个方面:一是提升国际话语能力,建构和平发展的中国国家形象,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真实意图的误解;二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建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深入人心;三是开展文化交流,建构求同存异的中国国家形象,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文明、同一世界"的价值主张。     

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及其型构策略

按滕尼斯的理解,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一群人共同生活,而且意味着这群人在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休戚与共的亲密关系。精神共同体是共同体的类型之一,道德共同体也是一种精神共同体。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类似于滕尼斯所言的共同体,毛泽东时代的共同体则是"国家主义"的共同体。重构新的社会共同体,尤其是道德共同体,是当前我国社会现实提出的客观要求。当代我国社会道德共同体的特征是:道德人格的平等性、道德信仰的共同性、道德文化的继承性、道德价值的共识性、道德情感的依恋性、道德与幸福的统一性。建构道德共同体的策略主要应包括:建构利益认同机制,夯实道德共同体的利益基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阶层的"道德领导力"增强共同体的凝聚力;发挥民间组织的道德整合作用,提升共同体成员的责任感和道德自治能力;建立各种形式的"学习共同体"以提高共同体成员的"文明性能力"。     

五大发展理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对世界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关于如何才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认为,可从五方面系统构建其有效路径:创新发展为之提供动力之源,协调发展为之提供根本保障,绿色发展为之提供必由之路,开放发展为之提供必然要求,共享发展为之提供重要条件。只要世界各国能秉承这五大发展理念,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愿景就一定能够真正实现。     

“海缘世界观”的理解与阐释——从西方利己主义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化

海缘世界观是从海洋的视角出发重新理解和阐释整个地球上的世界,不只是理解海洋本身,经历了从西方中心论的利己主义到人类共同体的范式演变与转换。走出西方中心论是一个漫长过程,麦金德的"海陆争斗的世界观"是个过渡。佩恩通过系统揭示人类不同区域如何通过海洋与河流、湖泊进行交流与互动的社会网络,建立了重述世界历史的海-河网络解释框架。杨国桢基于本土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中华海洋文明是和平导向的海陆一体型文明。习近平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是自觉走向"类文明"层次上建构的"海缘世界观",其核心思想与精神可以概括为:以海为媒,广结善缘。"海洋命运共同体",以海为媒,必将促进世界文明间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     

论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实现即“真正的共同体”的追求,承载着其一生的奋斗理想。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即“自由人联合体”)并不是一经宣判就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实践历史过程。从人的生存状况为出发,马克思批判以往社会形态中个人与共同体之间“非此即彼”的关系,以历史观的实践唯物主义立场揭示了资本主义“虚幻共同体”并没有实现普遍自由,而经过否定之否定更高形式的“真正的共同体”的联合形式,植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交往的基础之上,是通过不断实践地改变和创新历史条件,实现的个人自由和共同体的辩证统一。重温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的生成理路,对新时代全面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智慧,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面向世界百年大变局、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实践马克思“真正的共同体”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