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体新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越文化“内源性”视角的透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因素不可或缺,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样不能低估,这可从汲取地域文化——越文化精神促成文体新变中找到印证。越文化蕴含的叛逆传统、注重变革的文化精神,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中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而出于越地的以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体在开创中国新文学中做出广泛建树,其中文体新变尤为突出,因此从这两者的同构对应关系中探究文学转型便是颇有意义的话题。文体新变包括文体理念的更新、新文学各种文体(样式、体制)的创造以及新文学文风的刷新,这些都可在越地新文学作家的文体变革实践中得以论证。     

越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固然不可缺少对世界文化新潮的有效汲取,但“传统内的变化”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越文化的新变精神,恰好与越地以鲁迅领衔的作家群体开创中国新文学的卓越建树形成同构对应关系,对此作出深入探究当能有效阐释文学转型话题。在新旧文学转型期间,越地新文学作家提供的理论话语与文学形态的现代性追求、文学新变在创新文本的全面覆盖、新文体变革传统的现代延续等,正好说明：越文化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一种重要的“内源性”机制。     

试论重建女性文学传统的意义

审视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到,在其演进的历史中形成了相应的文学传统.在现代理性精神的烛照下,经过对传统经验的选择与改造,实现对传统的承传与超越,中国现代女性作家逐步形成了体现新的文学价值观念的新文学传统.中国现代女性文学新传统的建构,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体现在多个层面上:其一,女性自我表现:从自叙传到“精神创造传统”;其二,性爱书写和文化/人性层面的现代转型;其三,创作方法上形成占主导地位的写实传统.     

殖民语境下鲁迅精神资源的传承与转化——以1920—1945年的东北、台湾为核心

1920年中国新文学诞生之初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鲁迅的作品及其精神思想传播到殖民语境下的中国东北、台湾地区,对当地的文学文化、思想政治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鲁迅的思想体系和创作实践具有反殖民内涵。在对鲁迅精神资源的汲取上,两地从启蒙与国民性批判、左翼文学和乡土文学三个重要方面受到共同的启发与借鉴,并以在地化的形式将其转化为殖民抵抗的精神资源。尽管具体语境、过程与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鲁迅的精神思想资源进行了本土化转化与价值重释,最终致力于反抗殖民统治、表达民族意识。鲁迅精神资源在这两个地区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促进鲁迅研究和殖民地文学研究的视野向更深更广的层面迈进。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与越文化传统

鲁迅文化人格的"异端"表现在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反传统的思维方式及其独特的审美追求。他的"异端"一方面来自先辈的异端精神的感召,一方面受到现代西方思想家如尼采、叔本华等"新神思宗"哲人以及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重大影响。作为"固有之血脉"的越文化是鲁迅文化人格形成的内源性因素,其为鲁迅吸收西方文化而"不后于世界之潮流"铺平了道路。越文化精神的先进性激励着越人后俊鲁迅,使其敢于引领思想文化潮流。越文化传统中的叛逆性和坚韧性,孕育了鲁迅彻底的反叛主流话语的秉性,最终铸就了以"深刻"著称的鲁迅。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发掘与继承

五四新文学对中国传统文学有批判与摒弃,也有发掘与继承.胡适所代表的历史进化的文学观并非单向度的西方影响的产物,而是中国传统脉络与西方进化论交汇、融合的结晶.五四斯文学以科学的态度与方法重新估定传统文学的价值、整理国故、梳理白话文学史与发掘民间文学,是新文学阵营向传统寻求支持的重要举措.鲁迅与郭沫若等作家的创作乃至人格中都表现出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新文学作家不可能切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联系,只会借鉴外国文化重新认识传统,进而以融会中外的个性创造来充实与发展中国文化.     

对鲁迅与章太炎的联系及其“五四”意义的再认识

章太炎与鲁迅对浙东学术思想的承续性发展,显示着"鲁迅与章太炎之缘"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变革中的文化意义。章太炎与鲁迅所确立的"取今"与"复古"的变革取向及其对"魏晋文学"观的选择,构筑了"五四"新文化、新文学发生的"浙东文化"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传统"与"现代化"相互抵牾、碰撞,成为文学史中一个重要的母题."五四"新文学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反传统"的历史印记,但"重估"是现代作家对待传统文化的根本态度.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化"再次遭遇"传统"的挑战,文化和传统问题随着‘寻根文学'的勃兴而进入作家、批评家视野.90年代,"现代化"遭到质疑,文学发生了转型.面对挑战,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当代文学家们仍充满信心,在世界文学格局中创造独具特色的文学图景.     

游移的起点:无法栖居的启蒙主义心态——兼与刘再复先生讨论

中国新文化新文学起点的确立,是个急欲辨明却又几于无解的论题,其理由在于相关研究者对新文化新文学的认同、偏爱态度强烈,其间包含着难以自觉的启蒙主义心态,惟思想进步是举,由此,在理据上贬损现代文化、文学变动中传统话语里的异端因素,却又单取贵族文学的名号以标画传统文学的极致,甚至指认贵族精神的八字真言为中外文学的伟大所在.如此说法误会了文学与人生两界的基本分野,也遮蔽了中国支化、文学呈示异端、尽现物象的创生造化的诗学之途.     

创作主体、行为主体与存在主体——论鲁迅对汉语新文学的多面体贡献

鲁迅作为文学创作主体,通过他深刻而独特的小说和散文作品,直接为新文学的成果建设和文体设计、语言策略设计做出了基础性的、决定性的贡献,使得汉语新文学能够从与传统文学的断裂中,以及与世界文学的相对关系中自立自强,独树一帜.而作为文学行为主体的鲁迅,卓越地开辟了汉语文学家在文学创作以外的文学行为,包括以文学主体进行社会批判和文明批判的功业.此外,鲁迅还是中国现代文化和汉语新文学历史发展中非常独特的文学存在主体,他所构成的文学信息场是中国现当代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是新文化重要的精神资源.     

乡村城市化概念辨析

自 2 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催生乡村城市化道路以来 ,学术界对“乡村城市化”产生了纷繁复杂的定义。因此非常有必要对我国“乡村城市化”的众多概念进行梳理和辨析 ,这对正确认识、辩证理解和深化推进我国的乡村城市化道路有积极意义。     

论《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讽叙事艺术

本文试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的反语讽刺来分析小说的人物塑造,以及在深化犯罪主题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贝叶斯网络在MOOC用户建模中的应用研究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是源于传统网络学习的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对MOOC用户的准确建模是实现个性化MOOC教学平台的核心技术之一,本文探讨了MOOC用户模型的内涵,建模要求,重点讨论了贝叶斯网络技术在用户建模中的应用.     

构建历史文化语义学何以可能

相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个新提法。既然为新学科,自然有诸多基本理论问题需要研究和说明。从研究对象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以基本文化概念形式表现出来的意向世界及其历史;从研究目的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话语的正本清源和话语权的拨乱反正,在逐步确立起传统文化方法论原则的同时,为传统文化研究确立起社会历史本体论;从名称含义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探究历史的文化意蕴和文化的历史源头;从思想资源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悠长而丰厚,它包括历史线索、个案范例和核心人物三个方面;从研究方法上说,历史文化语义学是历史和逻辑的有机统一。这些,构成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本框架。     

神话的不完美崇拜

神话以其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天地乃至生命之不完美是好奇的人类自己的选择。因为只有经由这种不完美崇拜，人才可能胸怀理想、探求未知、找寻真理、认识自我。与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的找寻息息相关，这是神话自古至今一直具有震撼人心的魅力并始终为人们所需要的原因所在。     

浅谈《诗经》中的西周土地制度

《诗经》主要反映的是我国西周的社会人文等情况。从《豳风·七月》 ,《小雅·楚茨》、《小雅·信南山》、《小雅·甫田》、《小雅·大田》以及《周颂》中的《臣工》、《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农事诗中可以看到我国西周的土地制度———走向封建化的土地国有制度 ,有公田与私田之分的井田制     

民国时期儒家政治思想的命运

儒家之政治思想在民国时期的命运可谓大起大落,颇具戏剧性。由民国初年的“红”极一时,到五四时期的批孔风暴,继而又有以梁漱溟为首的现代新儒家的大力“复兴”。但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仍以批判儒学为主导。     

关于唯物辩证法实质与核心问题的现实性探讨

一种已经形成的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要看它与世界的现实状态是否一致。而被传统哲学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与核心的对立统一规律,既经不起现实的检验,也违背了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辩证精神。现实世界不同事物在“一与多和多与一”即事物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和联系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差异统一规律,才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真正的实质与核心。     

王阳明《大学问》来历考

《大学问》是王阳明晚年重要著作,有关《大学问》的成文、刊刻经过则只有其弟子钱德洪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本文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对钱德洪有关《大学问》来历之说有所疏证,以明其所言《大学问》于成文前即为师门“口口相传”的“教典”非无稽之谈,而从嘉靖丁亥笔录成书至嘉靖癸巳、甲午之际其弟子方将之公开刊刻,体现了他们对于师嘱的遵从。     

清初扈尔汉家族浅析

扈尔汉家族是清初著名的军功世家,为清朝的崛起和统一全国做出了贡献。本文利用《鄂谋豁索哩地方佟佳氏佟氏世系谱牒》、《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及清代人物传记资料对扈尔汉家族的发源、迁徙、世系、重要人物及其军事功绩进行梳理和论证,进而展现出扈尔汉家族对清初政治、军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