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     

学术调融与思想改良——曾国藩、郭嵩焘的礼学思想述论

晚清宋学家曾国藩、郭嵩焘既像乾嘉学派一样崇礼、考礼,又超越宋学与汉学的对峙,以礼学沟通汉学、宋学。他们以儒家仁义学说阐释礼学,也汲取了清代汉学家的礼学思想;他们开掘礼学的经世价值,注重因时制礼,郭嵩焘更广泛地涉及改良礼俗的议题。由此可见,曾国藩、郭嵩焘早年治学均具有因应时势、调和融合的学术特征,这也是他们务实、灵活地应对晚清时局的思想基础。     

汉宋诗经学的异同

汉、宋诗经学在说诗体系上的不同体现在四个方面：在文本阐释上,诗汉学主张依《序》说诗,诗宋学主张求诗本义;在文本性质上,诗汉学认定《诗三百》为政治美刺诗,诗宋学则认定其为一般抒情诗;在对“赋比兴”之“兴”的认识上,诗汉学取义,作道德和政治比附,诗宋学则不甚取义,将之认作文学修辞的方法;在《诗》之用上,汉儒重视其对个人行为加以外在规范,宋儒则重视其对个人内在情操的陶冶。     

试论毛奇龄的经学思想

清末著名的经学家皮锡瑞指出,清代学术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初的“汉宋兼采之学”;第二阶段是乾隆以后的“专门汉学”,通称乾嘉汉学(又称清代古文经学);第三阶段是嘉道以后的“今文之学”(又称清代今文经学)。乾嘉汉学以“主实据,不空谈义理”为主要特征(《经学历史》,第341页),是从对宋学的反动而来,其始倡者为毛奇龄。毛奇龄(1623—1716)字大可,号秋晴,人称“西河先生”,浙江萧山县人。他的著作甚丰,大部分收入《西河合集》。《西河合集》分为《经集》和《文集》两部,其有关汉学的著作主要在《经集》中。为了正确认识清代汉学发展的历史,以利于人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全面了解,认真研究一下毛奇龄的经学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从“汉宋鼎峙”到“汉宋合流”——兼论晚清汉宋学关系

汉学与宋学之争是清代特有的学术现象。在晚清,随着宋学的"复兴"改变了以前汉宋对峙的格局,出现了有利于宋学的变化。方东树等一派宋学家挺身而辟汉学,汉宋之争再起硝烟。然而,晚清的汉宋之争没有演化成旷日持久的对垒,最终被调和汉宋的潮流所取代。从"鼎峙"到"合流",是汉宋学之离合交融在晚清经历的轨迹。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东亚汉学家的学术生产研究

考察海外汉学的学术生产,中国学术界往往重点关注来自西方异质文化背景中的汉学研究,而轻视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东亚汉学。其实,东亚汉学家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知识群体。与西方汉学家相比,东亚汉学家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异域之眼”和“同文之心”的双重性问题上。由于历史和地理上的原因,东亚汉学家深受中华汉字文化的影响,与研究对象长期处于同一文化圈界域,这种“同文”的知识背景极易使他们丧失西方汉学家那种明确的“异域”眼光和“他者”意识。同时,东亚汉学家又在不断质疑、反思“同文”这一知识背景,意图寻求“独立”“自我”的文化意识。这种“同文”与“异域”之间的悖论,是贯串东亚汉学研究的思想主线。探察东亚汉学“异域之眼”与“同文之心”的独特性并阐明这一独特性的内在原因,对于我们了解东亚汉学和认识东亚汉学家的中国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及现实意义。     

“经学即理学”刍议

顾炎武本人心目中的“理学”是指明道救世之学。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一语与顾炎武思想基本相符。“经学即理学”思想为批判理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 ,使清代的批判理学思潮与汉学汇流 ,同时也意味着经学研究范式的转移 ,即由注意思辨与体验到注重分析与实证 ,从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经学的瓦解以及学术独立精神的建立     

试论桐城派与嘉道时期的理学复兴之势——围绕“汉宋之争”进行的考察

嘉道之际,随着汉学、宋学对峙的公开化,"汉宋之争"随之达到高潮。而尊奉程朱理学的桐城派在此时的学术论辩中,鞭挞汉学弊病,力辩程朱正统,拓展宋学生存空间;批驳汉家"义理"观,捍卫程朱义理;兼采汉宋,阐扬理学经世思想,利用这场"汉宋之争"扭转了学术格局,促使宋学势压汉学,呈现复兴之势。可以说,宗崇程朱的桐城派是嘉道年间学术争辩中的主力军,其通过"汉宋之争"为理学走向复兴奠定了学术和社会基础。     

论儒家文化的命运──纪念“五四”80周年

９０年代是学术的时代，方兴未艾的国学热就是标志之一。但“国学”一词却颇使人费解。古代学术有汉学宋学，但并未特名之曰“国学”，因为那时中国向以“天下”自称，如果一定要仿照今人的作法，则可强名之为“天下学”。鸦片战争爆发，方知天外有大，“天下”原本只是一国。今国门已被打开缺口，“国将不国”，于是将这“国”字寄托在文化学术中，“国学”便成了学者的救国之举。这样，国学研究一开始就被局限在中国传统文化范围内（主要又是儒家伦理文化）。国学研究除了对象的规定性外，还有对于研究对象的态度的规定，国学大师钱穆有言…     

惠栋《周易》学与九经训诂学简评

清代是我国学术文化史上集大成的一个时期。惠栋（1697—1758），上承清初学者，下启乾嘉后学，在文字、音韵、训估、辨伪、辑佚、补注、校勘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清代及后世古籍整理的风气、方法、宗旨及目的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于《周易》之研究成果及影响最为突出，不仅在整理、保存汉代赐》学著作及思想上功不可没，而且开启了乾嘉时代《易》学研究新的走向。此外，其《九经古义》纯主汉学以说经，详辨九经之古字、古青、古训，为清代专采汉注说经第一家，开风气之先河，功不可没。故本文从《周易》学、九经训诂学两方面入…     

在国学热中的几点思考

"国学"一词本来是相对于"西学"而提出来的,指的是中国整个传统学术文化,而经学是其中的重要部分。现在出现的"国学热"当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视,问题是我们不能以浮躁的学风去对待国学。清代学者对整个中国学术发展史的认识有其精到之处,也有偏见。其中的偏见之一就是有门户之见,他们分"宋学"与"汉学",否定宋明理学。现以郭店楚简与上博楚简为例,证明宋明学者对先秦学术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都是很深刻的。利用新出土的简帛文献,研究先秦两汉学术文化,应该是当今及以后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途径。     

宋代语言学的汉学批判与其历史性超越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汉代奠定其基本的研究规范之后，历经七百多年的沿革，在宋代发生了极其深刻的思想变革，即宋学的兴起及其对汉学的批判。这首先是由汉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汉代的语言学，致力于对先秦经典的解释，以其丰富的实践和经验，使原典语文的理解系统化，发展出独立的语义体系及释义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汉代语言学逐渐否定了用“微言大义”将经典与现实勉强牵合的做法，以纯粹的原典主义统率章句训治，使语言学在淡化其经世致用功能的同时，迅速繁荣起来。然而训治的原典主义，将经典文本的权威绝对化、凝固化，赋予字句的参证…     

"博综马郑,勿畔程朱"——翁方纲的学术思想及其治学特点

乾嘉时期,古学复兴,汉学成为学术重心。翁方纲虽生值此时,但治学路数颇与当时汉学诸人不同。 他学宗程朱,重视义理,强调考据要以义理为指归。为了防止宋学易流于空虚的弊端,他又讲求训诂考据,主张以 考据来补宋学之空疏。这成为当时理学自我调节的一个重要的方面。然而,学术宗旨的不同仍旧使翁方纲与汉学 诸人在研治经典的视角上产生了"求理"与"求真"的差别,汉、宋双方的分歧依然难以调和。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顾炎武(1613-1682年)是明清之际一位著名的学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学盛行之时,扛起了“经学”的大旗,上矫宋、明理学的末流,下启清代“汉学”的先路,在我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上起过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为一个学派来说,他们除掉有其治学方法上的共同点及其前后师承关系外,又每每从前人对经书的阐释中找出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积适应当代的各种观点和思想,为自己的阶级服务。从顾炎武到章炳麟,很明显地开创和终结了清代“汉学”;但他们由于时代不同,在学派的继承上,也就有所歧异。过去有些学者,或强调了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而忽视了他们之间的不同点;或抽去了具体的阶级内容,而陷于形式主义的比附。本文拟通过清代“汉学”发生、发展、终结的历史过程的钩索,探讨这一个学派的“继承”关系。     

论宋代的语言学变革

中国古代语言学在宋代由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而发生了深刻的思想变革。这一变革在清代曾因“汉学”和“宋学”的门户之争而广受讥评。清代主张保守汉人学说的经学“吴派”视宋人性理之学为“纯是蹈空,无从捉摸”。认为“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     

《汉学师承记》的著述风格和反响

清代学者江藩在嘉庆年间著成《汉学师承记》,正式宣布“汉学”为清代学术的主流。总结、记载自清初至乾嘉时期儒林家法之传授,经学著述之渊源,是江藩撰著此书的主要目的。本书的内容、观点、格局,为此后研究清代考证学奠定了基础。当日正统派学者以“朴学”相矜尚,文风贵朴实无华,江藩却能出类拔俗,在著作中倾注自己的感情,凸显学术个性。此书撰成后,曾引出龚自珍的一番评论和宋学营垒人物方东树的激烈诘难。     

清代山东“汉学”流变及学术成就

清代山东“汉学”的流变表现为 :清初 ,受实学思潮影响 ,考经证史 ,经史并重 ,旨在经世致用 ,此时的“汉学”可称为“经世的汉学” ;乾嘉时 ,经世的宗旨变为单纯的考据 ,学者致力于“阐许以通郑” ,小学取代史学与经学并举 ,“经世汉学”也蜕变为“考据的汉学” ;嘉道以后 ,治学重点转移到金石文字 ,金石之学遂成显学 ,是为考据汉学的余韵。尽管各期“汉学”旨趣有异 ,但在经学、史学、小学及金石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惠栋“通经致用”思想及其学术转型意义

“通经致用”是传统儒学的基本价值观。惠栋是汉学吴派巨擘,系一代学风之际会,讲求“通经致用”。惠氏之“通经”,追求“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本诸“经之义存乎训”,恪守古训,尊崇汉学,确立了乾嘉汉学的治学典范;惠氏之“致用”,强调“天生之才,盖为时用”,慕汉代取士之法,求汉儒致用之方,带有较重的“以经术饰吏事”色彩。惠氏的“通经致用”思想代表了当时汉学家的普遍观念,反映了他们的学术旨趣与经世关怀。惠栋“通经”尚古文之说“,致用”引今文之法,调和古今的学术倾向是其经学实践的一种写照,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折射出清中后期由古文经学向今文经学学术转型之端倪。     

关于清经学史的若干思考

对于清代经学的性质、特点、分期和历史地位，百多年来，学术界异说纷呈。作者认为，清代的经学，总的说来是封建社会后期的经学，是宋明经学的延伸。这种经学，在内容上无疑存在矛盾的构成，但主导形态则是它的守旧性和腐朽性。“正学”与“邪说”、“心学”与“实学”、“宋学”与“汉学”、“中学”与“西学”、守旧之学与革新之学等等的矛盾和斗争，贯穿于清代经学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