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流遣区域研究

清代东北地区作为"龙兴之地",一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关注。顺治元年(1644)八月清军入关,带走大量的八旗将士和劳动人口,导致东北地区大片土地沦为荒野,造成辽沈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劳动人手奇缺。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一方面实行《辽东招垦条例》,另一方面将大批遣犯流放到东北,以期有助于东北经济的发展。清初的流放区域主要在盛京、尚阳堡、铁岭、宁古塔、辽阳、抚顺、卜魁、三姓等地。流人绝大多数都是"给披甲人为奴",也就是隶入旗下,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也有一部分读书人得到当地高官的赏识与重用。流人的出路共有两种,一是编户齐民,一是遇赦回籍。     

宁古塔流人方拱乾兼论流人文化

清朝初年宁古塔流人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人数众多、规模庞大、文化素养高、特色鲜明的诗人群体,对东北地区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而饱经风霜的方拱乾流放所作的诗文,不仅记录了在宁古塔的社会生活,也反映了知识分子之精神状况,在清初诗史和东北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屈原两次被流放的时间及第二次流放的出发地和流放地

屈原在楚怀王时期被流放到汉北，在顷襄王时期再度被流放到江南，这在学术界已早有定论。但是，屈原被流放到汉北是什么时间；被流放到江南又是哪一年，从哪里出发，行走路线，流放到江南什么地方?这些问题两千年来认识却不一致。本文将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语言和音乐的魔力--《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中的“流放”与“身份”

作为澳大利亚历史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流放"一直是澳大利亚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由流放而引发的身份认同问题也一直是其文学作品的重要主题。戴维·马洛夫和蒂姆·温顿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其代表作品《一种想象的生活》和《土乐》依托不同的时代背景,从主人公的地域流放、文化流放和心灵流放,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积极而有意义的探讨。在两位作者看来,语言和音乐,同时作为文化符号和人类交流思想和表达情感的形式,或许可以成为迁移者们建构新的文化身份和实现民族认同的有效手段;而这种语言或者音乐,必须建立在地方认同感和人际纽带之上。在此对比研究基础上,读者不难发现澳大利亚两代人对"流放"和"身份"的思考和探索以及其中的延续和演变,从而可以从一个新的视角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澳大利亚的民族性和文化史,并对全球化背景下和现代文明社会中人类未来的命运进行思考。     

论史善长流放诗的西域文化特征

史善长洒脱乐观的性格使他的流放生涯少了些许失意的悲愤和不平的愁苦，多了一种平和从容和新鲜好奇，因此有助于他发现西域文化中原生态的美。其流放诗体现的西域民族风味、自然风光、风俗人情，形成了其流放诗浓郁的西域文化特征，从而使他的流放诗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和神奇的活力。     

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看村上春树的自我流放意识

自我流放意识是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作品中一个突出的主题。《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是村上春树个人自传性质的小说,从这部小说的情节设置、主人公设置和文学语言特点,可以充分显现村上春树的自我流放意识。这种自我流放意识是时代的必然产物。     

屈原流放新证

治骚者大都从屈原流放考证入手 ,因为屈原流放与屈赋内容紧密相关 ,必须由此理清线索 ,方能窥屈赋之堂奥。本文试图运用当代考古学、历史学、文学、文字学等研究领域中的新观点、新材料对长期争论不休的屈原流放问题进行探讨 ,将相关线索置于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全面考察 ,以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对有关的文学史问题作出合理解释 ,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略论清代新疆的“佥妇”问题

清代因丈夫犯法而被连带流放的女子被称为“佥妇”。清代法律明文规定,发往新疆已经成家的流犯必须携带眷属。这些跟随丈夫而来的女子在丈夫流放新疆期间在家务劳作的同时也大量参与生产劳动。一般情况下,在流放新疆屯田劳作的三至五年内,随着丈夫们加入民籍,佥妇们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改变,成为新疆地方上的普通民户。她们在促进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中起了一定作用。     

清代流人的辽河诗

有清一代,出于禁锢思想,维护其统治的需要,大批中原名士和江南士人流放到东北地区,其夜宿辽河古城或晓渡辽水,都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成就许多吟咏辽河的诗作,为我们今天了解当年的辽河风貌和流人面对辽河所表达出的情感变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些流人,不仅为东北经济的发展、文化的进步、风俗的改变、民族的团结与边疆的保卫做出了贡献,同时也给各个地方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文化印迹.他们有关辽河的诗作正可说明这一问题.     

我画我心

将创作题材定格在家乡的山水之间并不是偶然的。风景一词多源于西方,中国的风景画称山水。所以我更喜欢山水一词。从一个地方漂泊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喜欢称为流放。从长安流放到岭南,在这种颠簸和往复中我总是路过自己的家乡,从艺之     

宋代流刑考——以流沙门岛的情况为主要事例

很多关于宋代刑罚体系的研究认为,宋代在创立了折杖、刺配等新刑制后,传统五刑中的流刑已基本上没有得到行用,其地位已被取代。笔者则认为,宋代流刑作为中国刑法的传统成规被维持了下来,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统治者的需要而不断地发展变化。它吸纳折杖、刺配等新形式并加以灵活运用;借助流人押送、流人管理等一整套制度的实施、完善,在宋朝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文章以沙门岛为主要例子,尝试对宋代流刑进行通贯的考察和阐述。     

政府转型与东北振兴

最近在关于东北振兴的讨论中有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即东北振兴的关键是改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而改善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的首要因素是政府转型.东北振兴,凸显政府自身建设与改革的重要性.在东北振兴中强调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更有着特殊的意义.政府转型重要的是两个方面:政府理念的转变,在现实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政府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中心,实现公共政策的转型,才能为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制度保障和社会保障;要形成改革的大环境,营造改革的氛围,这样才能为政府转型提供不断的动力.     

清代中西文化互动及其终结

在清代, 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转向, 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力求改变宋明以来崇尚空谈的学术风气, 重建社会与思想秩序。另一方面, 则是中西文明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相遇和互动, 这种互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本文旨在证明 :异质文化间的有益互动只能建立在彼此深入理解、以平等身份参与的基础之上, 各种文化形态都应当历史地反思自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态度选择。     

清代中西文化互动及其终结

在清代, 中国文化出现了一次明显的转向, 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研究者力求改变宋明以来崇尚空谈的学术风气, 重建社会与思想秩序。另一方面, 则是中西文明之间所发生的大规模的相遇和互动, 这种互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本文旨在证明 :异质文化间的有益互动只能建立在彼此深入理解、以平等身份参与的基础之上, 各种文化形态都应当历史地反思自身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态度选择。     

关于土家族形成时间问题的讨论

关于土家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主要有八种观点,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形成理论运用理解上的偏差,二是对族源、社会发展进程等问题的认识差异。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要全面的把握和理解,不能生搬硬套。由此,根据民族形成理论的最新成果,结合土家族历史发展的实际,土家族初步形成于宋代,最终定型于土司时期。     

唐朝与阿拉伯帝国海路香料贸易初探

唐代是中阿贸易发展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一方面，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海上丝路逐渐取代陆上丝路成为中阿贸易的主通道，加速了唐以后中阿海路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中阿海路贸易物品种类明显增多，贸易航线更为明确，贸易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对唐代中阿海路贸易交通线、中阿海路贸易香料种类及香料贸易互补性等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唐代中外贸易史和中阿关系史研究的不断深入。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司马迁天人观的多重性及其原因初探

本文认为,司马迁的天人思想是多重的,他既相信天命,却又对天命持怀疑的态度,进而在一些地方否定天命论.司马迁的多重天人观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个因素:司马迁的思想渊源,西汉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又并不发达的生产力和科学技术.     

封建王朝衰落的前奏曲——试论中国历史上铜铸币通货膨胀

铜铸币的使用,是我国古代商品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象征.然而自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在发行和使用铜铸币时大多发生过恶性通货膨胀.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封建王朝或者为了聚敛财富,或者为了解决财政危机而滥发虚价货币引起的,一方面是由于某种原因流通中的商品急剧减少而引起的.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一个王朝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甚至走向灭亡,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也就成为封建王朝灭亡的前奏曲.     

由《燕行录》看清初朝鲜士人的华夷观——以李宜显《燕行杂识》为中心

明清时期,朝鲜与中国保持典型的“册封一朝贡”关系。但在传统华夷意识的影响下,朝鲜使臣对待清朝的态度远不像对待明朝那般恭谨虔诚,表现出异常复杂的心态。一方面,他们迫于满清的政治压力履行历年的朝贡义务;另一方面,基于“小中华”和“礼仪之邦”的文化优越感,他们又对文化底蕴相对贫瘠的清人持有排斥的情绪。康熙五十九年和雍正十年,朝鲜文臣李宜显两次以正使身份赴清,根据沿途见闻撰写了使行日记《庚子燕行杂识》和《壬子燕行杂识》。两部作品逼真摹绘了18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广阔图景,并将笔触深入士人群体的内心世界,再现了以燕行使臣为代表的朝鲜士人的华夷观,可作清代朝鲜士人文化心态研究之益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