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民族迁徙与融合概况及其历史作用

研究我国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发展过程,并从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对加强各民族的团结合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一、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历史概况民族(含古部族)迁徙,分本地区与东西南北大迁徙两类。民族融合的过程又可分为自然与强制两种方式。现就历史顺序简述如下: 1.传说时代中国古史传说时代,依据《尚书》、《史记》、《帝王世纪》等文献记载,中原及今陕西东部生活着有熊,有(虫乔)氏族;今山东一带生活着古华胥氏族。这些氏族     

春申君黄歇与楚国晚期政治

春申君黄歇,“疑为黄国之后,《左传》所谓‘汉阳诸姬,楚实尽之’,灭国以后归于楚,故称为楚人”。据《左传》记载,故黄国应有二,一是楚文王十五年时为巴人所败,接着楚文王又伐黄,“败黄师于踖陵。还,及湫,有疾”。踖陵,今河南     

夏部族起源的探讨

夏部族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它开拓了夏代历史,促进了夏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古代诸部族中首先摆脱野蛮的原始社会阶段,进而跨入文明历史的新时期。但是,对于夏部族本身的形成,我们以往却讨论得不多。本文试图就夏部族的起源,以及它的族姓和命名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夏部族是生活于我国中原地区的原始部族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它应属于古老的黄帝族的后裔。 传说中的黄帝族“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可知最早当是以熊为图腾的古老氏族。《列子》一书又说:“黄     

三皇五帝解读

根据古籍记载研究，三皇及其顺序应该是伏羲、燧人、神农。伏羲是渔猎时代的代名词，燧人主要是由于钻木取火、击燧取火而得名，神农是早期农业的代名词。五帝当以《史记》所载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较为合理，它们都不是原名，而是代表部族、邦国的名称，把邦国名称人格化，成为世袭领袖的名称。五帝之名是人名、是世袭首领名、是部族、邦国名，也是一个时代之名。《纬书集成》中的《易纬稽览图》和《春秋命历序》把五帝视为若干世的时代名称，或者说是一个族团、一个邦国的名称，是比较合理的。五帝分别与中原新石器时代文化对应，可考虑：黄帝时代文化为庙底沟类型文化、大河村类型文化；颛项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帝喾、尧舜时代文化为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黄帝的年代当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年代范围之内。     

《绍兴贤人志》序

绍兴是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古城,自从春秋于越立城建都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而于越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活动见于正式历史记载,则巳达三千年之久。今本《竹书纪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一○○一年):“于越来宾”。这是于越从考古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开端。此后,于越的活动,屡见《春秋》经、传记载,于越部族不断滋繁,于越国家也日益壮大。     

略论《左传》描写战争的问题

《左传》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的编年体春秋史,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著作。它比较系统地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左传》全书共十八万余字,而很大一部分篇章是描写战争的,可以说说《左传》中大小战役不计其数,涉及战争的文字几乎比比皆是。这也是《左传》最大的特点。我国很早就有人把《左传》称为“相斫书”,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春秋》记载:在二百四十二年里,列国间军事行动,就有四百八十三次;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僖公二十三年,共八十五年间,中原诸侯与戌、狄发生战争,就有三十余次。     

古蜀文明探源

本文对古和夷部族迁移路线、开明人及开明国史、三星堆等三个不同的民族、地域和国家进行了思考.古和夷部族的南迁,应该是五帝时期或之前已抵达古南海的西南面地域,在此过程中,和人部族完成了游牧民族向农业民族的转变.尧舜之前,和人部族已迁至峨山一带定居,并成为一文明强盛的大民族.直到夏代前期,和人部族被迫再次南迁,从此失去了与中原民族和中央政府的联系.开明人对古蜀地域文明的影响,因春秋中叶开明人西迁入古蜀地域而起.大约周桓王或周庄王时,开明人雀古蜀地域建国,始有开明国.不久.开明王国就取代杜宇王国成为古蜀地域最强大的国家.开明王国延续了12代王朝,约三百八十年,至公元前316年,秦灭开明国,中原史家称之为"灭蜀".目前.三星堆出土文物被学术及非学术界认为古蜀人蜀国的遗物.事实上,诸多证据表明,三星堆并非古蜀人遗址,而应是苗族先民即当时的三苗部族在南迁过程中最后一个三苗国的遗址,它是两千多年三苗国历史的终结.     

秦始皇姓氏刍议——兼及先秦秦汉时期姓氏问题

如果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的姓名是什么?”也许不少人的答案会是“赢政”,而且许多书上也是这么写的。然而,如果我们打开《史记》,就会看到司马迁的记载却并非如此。虽然《史记·秦本纪》里说:“秦之先为赢姓”,可是在《秦始皇本纪》中却说:“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以秦昭王四十八年生于邯郸。及生。名为政,姓赵氏”;在《楚世家》中说:“秦庄襄王卒,秦王赵政立”;《秦始皇本纪》的末尾还有一段评论说“吕政残虐”。这样一来,在记述秦始皇的史迹最详备的文献《史记》之中,不但有关于其祖先为“赢姓”的记载,而且还有他本人“姓赵氏”,叫“赵政”或“吕政”的说法。那么,这位始皇帝究竟应该姓什么呢?     

论毛奇龄对《春秋》经文的考订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互有异同,毛奇龄所著《春秋简书刊误》以《左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为依据,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文字不同之处做出了考正,订正了《公羊》《谷梁》所记载《春秋》经文不少失误之处。毛奇龄使用的考据学方法在《春秋》经传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卷首语

本期文学人类学研究栏目刊发了四篇文章:代云红《<熊图腾>:在四重语境中的新阐释》、荆云波《中原话有熊,热议四重证据法——福彩·中原人文论坛第四讲学术讨论会侧记》、谭佳《<春秋>与義:義的文化渊源及内涵之探》和谢美英《从<尔雅>植物名词看中国古人的器物制造》。叶舒宪     

先秦“春秋”类文献的编纂及其文体的演进

先秦时期,作为史书的春秋有泛称、专称之别,既可指各诸侯国史,又特指流传至今的鲁国史《春秋》,同时又存在其他形式的春秋类文著。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春秋类文体的复杂性。《春秋》、《左氏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相关文献文体初步勾勒出先秦时期春秋类文体演变之轨迹,即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寻;从记载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追求。     

《春秋》《左传》平议

《史记》中有四处比较集中而详细的记载孔子作《春秋》一事，结合有关资料分析这些记载，不难看出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孔子所作之《春秋》决不是《春秋经》而是《孔子史记》即《孔春秋》。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一事，先秦并无记载，于史无据。乃汉儒主要是公羊家儒者傅会杜撰出来的，不可信从。《春秋考论》一书的考论是经得起检验的，其学术价值和贡献应该得到尊重和肯定，一味抹煞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试论彝汉民族的历史关系

彝族与汉族,自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部彝、汉民族关系史,就是各民族互相融合、各民族共同创造文化的历史缩影。试作如下论述.一、彝族溯源于古夷人距今约7000年前,有古夷人太昊部族伏牺氏、活动在今陕西、甘肃一带;同时有少昊部族金天氏,活动在今山东一带。其后期有颛顼、帝喾、臬陶、伯益等古夷人分支,最早进入中原,在今河南戎一带、与古人、古羌人、古狄人、古苗人、古蛮人的各一部分共同融合,形成华夏族,即汉族的前身。上述古夷人中,颛顼一支,     

试释“几十有几”类表达方式的渊源

在多次阅读《春秋左传集解》时,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在《春秋》中,凡是十几、二十几、三十几……都用十有几、二十有几、三十有几……来表达,而《左传》则一律写道:十几、二十几、三十几……《春秋》比之《左传》,语言省净,行文简洁,为什么独独在这些数目字的表达上却不是这样呢?以笔者所知,这种“几十有几”类的表达方式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是常见的,只是它出现在《春秋》以前的典籍中,比较明显地是出于自觉的沿习,在此以后则主要因拟古所致。苏联学者格拉德舍夫斯基在他的《原始社会史·精神文化》中说:“最古的计数数目大概至多到三。为了要设想四这个数字,就必须把二和二加     

河南确山方言中与古入声有关的几种声韵拼合规律

河南省确山县的方言中存在几种特殊的声韵拼合现象 ,它们大多数与古入声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如 :有复韵母yo ,见组声母能与齐齿呼韵母ie相拼等。把这些现象与《钜宋广韵》和《中原音韵》进行对比分析 ,可找出部分古入声字在该方言中的转化规律     

试论《牧誓》八国与黑、白族系

一、引 言 在我们伟大祖国西部地区,自西北的陕西、甘肃、青海,经由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雅安专区、凉山彝族自治州、贵州西部以及云南等省的历史上都有部族分为黑、白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在传说时期就已经存在了。《竹书纪年》辑本记载的九夷就有“白夷”、“风夷”。《虞书·舜典》:“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山海经·海     

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中国在历史上的四次重大危机——团结至上的华夏民族

中华民族第一次的生存大危机发生在春秋中期。周王室东迁洛阳后百余年间，王权的衰落与诸侯国内部的争斗，使得对外夷的防范早已形同虚设。野蛮部族如汪洋大海般从四面进逼中原。那时侯，岭南、江南、东海、陇西、高原、草原，无处不敌：南苗、东夷、西戎、北胡，四方皆夷。大约数以百计的野蛮部族从各个方向向中原蚕食，华夏民族危在旦夕!这时候，却恰恰正是中原世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前夜，各种形式的新旧较量都正在激烈进行。     

葵丘之会天子禁令考

《春秋穀梁传》所记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现存最早的也是最可信的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孟子》所载之葵丘之会天子禁令是在《春秋穀梁传》关于葵丘之会天子禁令之记载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添枝加叶的发挥。孟子在穀梁子之后,孟子学习过《春秋穀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