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淳哲学知行论研究

知行问题是理学尤其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讨论的问题涉及知行关系、致知与涵养、致知与主敬等方面。作为朱子重要门人和传人的陈淳,在知行关系上继承和发扬了朱熹“知行相须”的观点,提出了致知力行“随时更迭,交进互发”的思想,而对“知先行后”论有所修正,同时,对“行重于知”则以“以行为主,知行一事”作了新的概括和拓展。在主体修养上,陈淳把主敬仍看作是与致知力行相始终的修养的重要内容。陈淳还对凸现儒学工夫与境界的“下学上达”作出了新的探索。     

谈朱熹的人格修养思想

朱熹的人格修养思想在传统儒家人格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格物致知以穷理”、“忠恕主敬以内省”、“重气崇节以爱国”的人格修养思想在当时及后来影响深远，至今仍具有较为积极的现实意义。     

“敬”的心学变迁

主敬是理学修养论的重要方法，而修养工夫论是与心性和天道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以“敬”为主要关切点的考察即可折射出理学经由元明两代的昌明显赫转而暗淡，继而心学大明这个演变转化的整个过程。     

论恭敬与谦让的礼学意蕴

传统社会中，人与他人所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是以亲亲、尊尊、长长为基础的礼学关系，礼的行为可以归纳为恭敬撙节退让这六个字。在礼学中，无论是“敬”的理由，还是表现“敬”的方式，都带有浓厚的经验性特征。礼与敬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儒家的恕道是礼仪中敬让原则的基础。     

安徽省朱子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

介绍安徽朱子研究会2004年学术年会众多专家学者关于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和“为民”思想、朱熹道德伦理学说的构建、朱熹哲学的世界意义、《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研究的方法论等方面的有关观点。     

“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现代启示——重评朱熹的理欲观

朱熹是中国古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也是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理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系统论述上。过去在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人们对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片面批判，给中国哲学史界造成了一定的混乱。今天我们重新研究朱熹的思想就会发现，其“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对于我们反腐倡廉、遏制现实生活中因私欲膨胀而滋生的腐败现象，仍然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和启迪意义。     

尹焞理学思想探析

尹焞是程颐的弟子、两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重要理学人士。其一生笃守伊川之学，重视孔孟之道，提出“主一即是敬”、“身心收敛即是主一”，强调“真知”必能行的修养践履之功，对理学在中原地区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持敬在朱熹心性修养中的作用

持敬是朱熹心性修养的根本工夫。朱熹从敬之作用的角度把敬界定为“一心之主宰而万事之本根”。本文从“涵养须用敬”和“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两方面, 对敬之作用进行了论述。     

李二曲工夫修养论新解

在清初学术界中,李二曲以思想上兼收并蓄著称,在继承陆王“先立其大”、“致良知”的本体论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从工夫论上融合程朱、陆王,不仅体现在学界多关注的“悔过自新说”上,还在于“慎独”、“静坐”、“主敬”等工夫修养方法,有助于调和或平息宋明以来的学派论辩,在清初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敬与静--二程"主敬"思想对先秦儒家之"敬"及佛道"静"的思想整合

“敬”作为儒家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治学修身治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先秦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敬的内涵和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先秦，人们将“敬”看作治国的一种必备德行，是礼和仁的内在要求。就修身而言，它是目的而非手段。二程吸收了佛道二教静坐的修行方法，将佛教的“禅定”和传统儒家的“诚”相结合，赋予“敬”新的内涵，将其作为明理存诚的根本方法。此外，敬还是修身养性、入道入学之本。二程“敬”的思想被朱熹继承吸收，成为程朱理学穷理尽性的工夫和方法。     

朱熹人欲思想在日本近世的误读 ———以古学派对 “无欲说” 的批判为线索

在朱熹思想中 “欲” 和 “人欲” 是不同的范畴, 其讲 “灭人欲” “去人欲” 并非要人 “灭欲” “无欲”, 而是主张克制不合于理的过分欲望。 虽然朱熹人欲说在中国后世也招致了误解, 但日本近世对朱 熹人欲说的漏读与误读却呈现体系化的特征。 这一现象酝酿于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所谓朱子学的 “忠实介绍 者” 当中, 至古学派兴起后, 其内部各家儒者开始对宋儒人欲说进行猛烈抨击, 然而观点不尽相同: 山鹿素 行区别了周敦颐和朱熹无欲说的差异, 贬周而褒朱; 伊藤仁斋、 伊藤东涯认为 “主静” 不合于 “天地生物 之心”, 指出无欲是无意义的修养工夫; 荻生徂徕、 太宰春台则考究 “人欲” 在 《礼记·乐记》 中的内涵, 批判宋儒人欲说是对古典真意的背离。 朱熹人欲说被古学派如此误读, 与近世早期朱子学与阳明学对欲望的 严格主义演绎有关, 藤原惺窝、 林罗山等的人欲说中并未传递出朱熹对 “欲” “人欲” 的区分, 而阳明学者 中江藤树与熊泽蕃山则极力表现着儒家无欲境界的奇妙。 这些诠释传统共同构成了古学派理解朱熹人欲说的 历史文脉。     

朱熹融通知识与信仰的思想理路

在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中，获取知识的直接结果是显示并了解心中的“天理”。“理”是知识的对象，知识是在对万事万物的“理”的认知过程中获得并扩充，扩充知识是完善信仰的过程。因此，在朱熹的知识论思想中，知识与信仰有着共同的对象和目标——“理”。正是在这一认识之上，朱熹倡导涵养、居敬与格物致知、穷理内外并进的工夫，即主体通过致知、穷理等外向工夫，达成从知识积累的“众理”到“一理”的上升与飞跃；通过涵养、居敬等内在工夫则在内心对“天理”的信仰保持虔敬态度，也能对主体获取知识创造条件，从而打通了由现实的具体“理”的知识到超越的终极“天理”的信仰道路，实现了从知识到信仰的融通与飞跃。     

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关于朱子工夫论的一个问题

综合看朱子的为学工夫思想,主敬涵养与格物致知不可偏于一边,不可拘泥于先后,两工夫是互相发明、相互促进的,本质上是一件工夫。朱子之所以有时主张主敬涵养为先,有时又主张格物致知为先,实是其因材施教之表现。而之所以会有"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何者为先"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常把朱子思想中敬与主敬涵养混为一谈,从而导致对主敬涵养与格物穷理关系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回到理学之前：周敦颐“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周敦颐被尊为理学宗祖,后世对其思想的理解定于朱熹的注说,《太极图说》中“主静”遂成为理学工夫论的重要依据。明代心学也上溯“主静”,诟争不断。“主静”源于先秦儒家,汉人明辨 “静”字含安静、主宰二义,至周敦颐独取主宰义以揭明人独立于“生生”的道德根据。然而朱熹注《太极图说》只取安静义纳入理学体系,从而开启明代倡“静坐”一系,始终无法厘清与禅修的关系。另一系主张在日用酬酢中实践道德,真正理解并继承“主静”思想,对人的道德理性有深刻的察识。可见,周敦颐“主静”说虽然因理学为后世所重视,却因偏读抹杀其道德建构的首创性,有必要回到理学之前重新发现“主静”说的思想史意义。     

论朱子“持守”思想及其儒学践履精神

“持守”思想是朱子理学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朱子的修身论。存心、持敬和主静,这是朱子“持守”思想的基本内容。朱子认为“心”在德性修养中居于主宰地位,能“唤醒”“收敛”,使其常处于“惺惺”状态;强调“敬”是圣门纲领,要始终坚持“修己以敬”;还主张习于静坐,明辨动、静关系,以“静”涵养身心。朱子所言存心、持敬和主静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朱子“持守”思想尤为重视“日用”之间的修身功夫,表现出强烈的践履性,试图在切实有恒的德性修养中,存天理、去人欲。     

论李顒学术思想的王学特征

李(禺页)吸收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以“致良知” 为本体,并以朱子“主敬穷理存养去欲”的工夫对其加以补救,但他所谓的朱子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王学化了的。在以“致良知” 为本的基础上,李(禺页)提出了“悔过自新”说,更进一步体现了其以王学为本的思想特征。     

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研究

吕祖谦是南宋乾淳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他不拘门户之见,“泛观广接”各家学问,融汇涵养而成为名噪一时的“吕学”,反映了南宋社会思潮的总趋向,历来颇受重视、影响深远。本文对吕祖谦的学习心理思想进行了发掘和整理。吕祖谦认为,学习的意义在于实用,学习与“主敬”、虚心、立志、笃信和恒心等非智力因素密切相关。他还提出了一套学习的原则和方法,在深思、讲习、学史和日用等方面都有其独到见解。     

论李二曲“悔过自新”的德育方法及其现实价值

李二曲提出的悔过自新学说，把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要坚持悔过自新应做到在日用常行中躬行实践；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做到慎独和不断修养。“悔过自新”说继承了孟子“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等思想。悔过自新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朱熹理欲观评析述要

朱熹的理欲观是在两宋时期关于天理与人欲关系的激烈争论中形成的,后人对其内容褒贬不一。1989年5月,我校哲学系师生组织了一次关于朱熹理欲观的讨论。讨论中,一部分同志仍对朱熹的理欲观作出了否定的评价,认为,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把主观中虚构的“理”异化成了宇宙的根本法则,通过这样的“理”来规范约束人心,使“理”具备了宇宙法则和伦理法则的双重属性,实际上是把“天道”同“人道”并提,把“人道”归于“天道”,在“天人合一”这种传统的思想范式中,完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建构。这种伦理建构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活生生的感性个体,而是为了巩固“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在人与封建伦常中,封建伦常是至上的,人只不过是维系封建伦理纲常的手段和工具。这样,人的主体性被伦理异化了,人的主体失落了。不是对人的个体自由的弘扬和激发,而是对个体自由的压抑和禁锢,这即是朱熹的理欲观的时代特征和理论趣向。     

论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

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提出经过了严密的哲学、伦理学理论论证．同时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相关的,今天要想正确认识这一思想,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