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纷解决中的互利正义——一种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外的正义观念

解决纠纷需要实现实体正义.但实体正义受纠纷事实、裁判依据以及衡量标准模糊性的影响,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在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中用另外的正义标准予以补充.作为补充的程序正义强调过程的公正却容易产生"案结事不了"的结果.于是我们引入互利正义的观念作为新的补充.互利正义以自愿、平等和共同规则为实现标准,是一种通过协商方式实现的正义.     

社会契约理论模型下的纠纷解决观

人类社会的纠纷解决可以分为自治型和他治型两类.现代社会发展导致法律的增多以及对他治型纠纷解决方式依赖程度的加深,但同时也为自治型纠纷解决方式的转型发展带来新的契机.按照社会契约理论,诉讼程序之中的裁判者同时拥有对纠纷解决程序的控制权以及对纠纷解决结果的决定权,其义务为在保障当事人程序权利的前提下发现唯一正确的结果.而调解员只能通过对程序的合理掌控促进自治的纠纷解决,因而必须排除强制以及欺骗等因素对合意形成的干扰.调解正当化的首要原理在于自治的实现.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村落纠纷中的正义呈现

在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现代法治在农村的下沉并非取决于法制是否完善或先进,而在于法制能否与关系网络和生存结构中所显现的利益相契合。纠纷作为一种关系受损或破坏的特殊现象,其修复的过程不单单是权利义务的法律分配,而主要是对人缘、人情与人伦的重建与复苏。这种现象导致中国乡土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出多元化的递进格局,即从非正式的双方和解到第三方调解,再到村干部调解和法院诉讼的阶梯化发展。乡土正义正是建立在关系网络与生存结构的双重维度上,是地方性知识的集合形式,是自发的本土文化的伦理道德之凝练。     

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促和谐社会之构建

纠纷的合理解决是和谐社会的表现之一,引发社会纠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解决这些纠纷的途径和方式也应是多方面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就是在以司法诉讼程序为中心的同时,发挥各种非诉讼程序灵活解决纠纷、合理分配司法资源的作用,使各种纠纷解决方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共同发挥作用。我国已拥有以法院调解、仲裁等为主的多种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并初步形成了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这些非诉讼程序本身也存在着不足和滞后,因此,对我国现有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利弊作出客观评价,在尊重我国国情的基础上探索适合我国的具体模式,才能真正发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对和谐社会秩序构建的促进功能。     

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理论探微——以自贡盐业纠纷解决机制为例

在中国近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机制中,纠纷的当事人依据国家法和行业习惯法的契合,明确了行业纠纷解决中所存在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从中找出纠纷解决的合意。行业组织在一定范围之内充当了仲裁者的角色,是行业纠纷解决的主体。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通过国家的立法,保障了行业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使行业纠纷解决由原来的注重实质正义向注重程序正义转变,提高了纠纷解决的公信力和权威性。这对当代的行业纠纷解决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借鉴。主要实例来自于四川自贡盐业的档案、文献,盐业纠纷的解决机制实际上在近代的中国呈现出一种解决方式多元化、行业组织与地方法院互相协作、配合和注重习惯法、解纷程序的特点,不失为近代行业纠纷解决机制较为合理的一个蓝本。     

在趋同中寻求和谐——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裁判程序研究

元明清时期,西南少数民族纠纷解决多元的裁判程序呈现出趋同的特点.由于中央王朝纠纷解决裁判程序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必然要考虑当地实际情况,西南少数民族固有裁判程序必然会汲取外来裁判程序的营养,西南少数民族自身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使得这一地区纠纷解决的两种裁判程序互相制约、互相借鉴,最终走向融合.     

网络团购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网络团购是基于互联网而兴起的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它涉及团购组织者、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商家、参加团购的消费者三方之间的法律关系。由于一些团购经营者的诚信缺失及立法规制的相对滞后,网络团购纠纷日益多发且没有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了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提请仲裁机构仲裁、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五种纠纷解决方式,可据此并结合网络团购消费纠纷的特点,构建包括和解、申请调解、行政处理、仲裁、诉讼在内的多元化的网络团购纠纷解决机制。     

农民工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影响因素

人们在纠纷解决过程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一直是法学界、法社会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以农民工群体为例,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探讨农民工选择的四种纠纷解决方式(忍着、自己找对方解决、通过第三方解决、诉诸法律途径)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对农民工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原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农民工在纠纷解决中诉诸或回避法律的因素有法律知识水平、经济收入水平、权利意识、对法律功能的认知以及对人情与法关系的认知.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法律知识假设、法律的资源代理假设、权利意识假设和司法腐败假设.     

法院调解强制因素的理性分析

诉讼调解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事纠纷解决方式,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蕴涵。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民事诉讼调解经历了从一度过热到渐渐趋冷,然后又走向重兴的“U”字形过程。在这中间有许多可以认真总结的经验,也有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但从国际司法界的发展大势来讲,调解,即ADR日益为世界各国所采纳和接受。ADR即英文Alter-nativeDisputeResolution的缩写,其字面意义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内容实质意译为“审判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探讨和摸索ADR的实践经验,原则是既将非诉讼解决纠纷机制引入民事诉讼程序,强调调解作为非诉讼解决纠纷方式的地位,同时又不使其偏离法治的轨道。当前,无论在现实层面还是在法理层面,诉讼调解一直是中国法学界和社会舆论的热点话题,同时也是一个至今仍有争议的法律问题。各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观点都在不同程度上深化着人们的认识。应当说,理论探讨可能对司法实践产生影响,司法实践同样也会推动理论的发展,这或许正是从事学术研究的正确方法。     

道德公平与社会公平

在有关各种分配公平主张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谈论最多的,同时也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是他们对道德公平和社会公平这两种公平主张的看法。他们所说的道德公平,指的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提出的分配公平主张；他们所说的社会公平,指的是与经济发展规律相一致的分配公平主张。他们对这两种公平主张的看法,对我们当前研究分配公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

人们批评罗尔斯(Rawls)的正义论,说它要求把诸如收入和财富这样的基本生活要素纳入分配过程,从而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改善,就是说,它不管是否“每个人造出适合自己睡的床”。①正如德沃京(Dwokin)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理论,依据基本生活品的公平分配,才是“有同情心的企图而冷漠的馈赠”。本文认为,“幸运的平等主义者们”——正如安德森(ElizabethAnderson)猛烈攻击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罗尔斯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在分配正义中根据“纯粹程序正义”所起的作用;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之间的区别。当人们考虑这些特征时,罗尔斯的理论比“幸运的平等主义”看起来更为合理。     

论制度的正义性

正义性是有效率制度的基础,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可以作为制度正义分析的基础.在我国转型时期.基本制度环境和大多数制度安排是公正的,但是也存在一些制度安排的非正义一面,主要表现为非亲贫性、掠夺性和等级性等三个方面.这种制度的非正义性有的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甚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如等级制),有的是一些改革的滞后和公共政策的失误造成的(如非亲贫制度),有的是新旧体制摩擦的产物(如掠夺性制度).推进我国制度公正性的建设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要重视制度公正性的理论研究;探讨制度公正性建设的机制和保障条件;强调基础性制度对次级制度安排的权威性和制约性.     

论劳动公平

劳动是和大多数社会成员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问题,劳动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本要素,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本文从劳动就业、劳动关系和劳动收入三个方面论述了劳动公平问题。     

试论法律的正义与正义的法律之关系

本文从研究西方法学家法律正义观的历史发展历程入手,探讨了正义作为法律的基本属性的原因、内容和意义,并批驳了两种对法律正义观的错误理解,最终阐明了正义成为法律的最核心价值目标的观点。     

关于公正研究的进程

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开始 ,思想家们便对公正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 ,并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其中 ,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有关论述最具代表性。近代学者对于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等学说进行了充分的论证 ,将公正问题的探讨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在现当代 ,学者把公正问题研究全面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使之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界里的显学。在现当代西方的公正研究领域当中 ,分别以罗尔斯和诺齐克的学说最具有代表性     

政治正义的哲学传统与马克思的正义观

由苏格拉底开启的古典政治哲学,以探究德性(arete)为主题,思考正义的社会秩序问题,然而,在马基雅维里那里,政治哲学蜕变为政治术,霍布斯更是强化了政治的科学性,置权力于优先地位,把权力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由此形成了政治哲学的两大传统.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又都是建立在抽象人性论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从人类解放的视角去思考和构建现实的伦理生活,从而实现了对传统政治正义的超越.     

制度:公正的保障

公正作为人类社会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和一定社会范围内对各种利益进行合理分配的理念、规则和状态。任何一个社会如果要想实现真正的公正,制度具有根本性、持久性保障的意义。当然,这主要取决于制度的内容、制度运作的程序和制度运作的结果是否公正。     

试论公正三原则

公正与利害自己的行为无关,而完全存在于利害他人--亦即人际利害相交换--的伦理行为之中:"等利害交换",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便是所谓公正,便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公正的公正总原则;"恶的不等利害交换",如受恩不报乃至恩将仇报,便是所谓不公正,是衡量一切行为是否不公正的不公正总原则."善的不等利害交换",如滴水之恩涌采相报和以德报怨,则无所谓公正不公正,而是超越和高于公正的份外善行:仁爱和宽恕.公正的根本问题是权利与义务的交换.权利与义务应该相等,是公正根本原则.社会分配给每个人的权利应该与他的贡献成正比而与他的义务相等,是社会公正根本原则.     

罗尔斯的正义之逻辑及其哲学基础

罗尔斯在与批驳者的辩答中,修正他在<正义论>中发展出的公正理念并给定其哲学基础,认为在现代民主社会里,社会稳定基于正义的政治理念,并引中出万民法,使之普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