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雀山《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的互证

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简《〈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纳入研究者的视野,研究者多从中考查汉简反映的战国时齐国土地制度、粮食产量、法律制度,亦有从词语角度进行研究者。《十三篇》中《王兵》篇的内容分别见于《管子》中《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以《王兵》与《管子》相关篇章作比对,考察《管子》版本的流变和乾嘉以来学者研究《管子》的成就,可以发现汉简《王兵》可以校正《管子》版本流传中的讹误,《管子》传世本亦可以帮助银雀山汉简的释读。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探析

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抄写年代应当在汉景帝之前,所以它也应该是现存最早的《晏子春秋》版本。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可以帮助我们校订《晏子春秋》传世本的一些问题,但我们不应过分迷信简本《晏子春秋》,认为它一定优于传世本和《群书治要》本。事实上,根据其内容的思想倾向来看,银雀山汉简本《晏子春秋》很可能是墨家传本,而这一点对于我们认识《晏子春秋》与墨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银雀山汉简《唐勒赋》与宋玉赋学案

银雀山汉墓出土《唐勒赋》命名应该统一,作者当为唐勒无疑。《唐勒赋》的出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及学术史意义,尤其是有利于澄清宋玉赋这一学案,同时也进一步证明汉代散体大赋确由战国时期尚未定型的散赋发展而来,与西汉时期的枚乘、司马相如赋作有直接渊源,并不断完善直至确立为规范的体式。唐勒是赋体文学尤其是散体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理应得到文学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银雀山汉墓竹简〔贰〕》数量词研究

数量词的研究历来是人们研究的焦点。《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中的数词表达准确,量词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其中标准量词13个,准量词7个,其称数法的表示多样灵活,并且不定数以及倍数分数的辅助表达,使得《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在语言的记录准确性上大大增强。     

《汉语大词典》拾遗——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贰]》为例

《汉语大词典》(下文简称《汉典》)是一部优秀且实用的工具书,在辞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但是因所收条目义项众多,难免存误。本文拟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中,利用成书于战国末期、书写于西汉初年的出土文献《银雀山汉墓竹简[贰]》,对《汉典》从词条失收、义项阙失、书证晚出、书证缺失和补充战国书证等五个方面进行拾遗补充,以期为拟出版的《汉典》补编本和修订本提供一些资证。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研究综述

综述了近些年来各位学者对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性质、整理校勘方面以及文献价值的研究,对于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竹简《论语》对研究《论语》的成书过程、在汉代的流变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     

读《肩水金关汉简(贰)》札记

2012年《肩水金关汉简(贰)》正式出版,为简牍研究提供了新材料。《肩水金关汉简(贰)》的简文虽然经过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复释读、校改,但仍有疏漏。针对这些疏漏,从汉代文书制度、字形对比、上下文推理等方面对相关简文进行考证,对误释之处加以纠正。     

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诠释与编校

自汉武帝实行儒术独尊政策至东汉末年三百年的时间里,《管子》的研究成果不多。其间,司马迁、刘向对《管子》的探讨,如《管子》与管仲的关系,《管子》的早期流传,《管子》的思想指向、文辞特征等,在整个《管子》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刘向对《管子》的编校更是意义重大,它标志着《管子》散篇传播时代的结束和其定本传播时代的开始。由于司马迁是在为管仲作的列传中提及《管子》而非专论,刘向写的《管子叙录》又有交待未清之处,因而留给后世学者许多难解的疑团。     

叶适《习学记言》对《管子》的解读

<管子>研究进入两宋后,对其文本进行深入、细腻的诠释、解读已成为时代风尚.叶适的<习学记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征.他以唐虞三代之道"惟管仲知之"为出发点,对<管子>一书的思想真伪作了全面深刻的解析、评判.在此基础上,得出了"<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经典论断.此外,他在解读<管子>时还联系南宋的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对时局的关注.     

《管子》的语言观

研究《管子》对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看法,认为《管子》中提出的“道在身则言自顺”、“有名则治,无名则乱”、“言脱于口,而令行乎天下”、“出言必信,则令不穷”、“言不周密,反伤其身”、“违言不存口”、“言辞慢,则臣下轻之”、“以天下之耳听”、“去奇说,诘诈伪”、“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实”等命题值得今人思考和借鉴。     

论《管子》整体性经济思维

《管子》是一本涉及中国早期"古典式"国家如何构建的重要典籍,其中整体性思维贯穿全书。它的整体性经济思维根源于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思维模式,服从于其"至善"国家的目标建构,包括重"本",而不"富本",农、手工、商协调发展;市场、货币、轻重多重调控;自然资源与经济生产之间可持续,最终实现经济领域的和谐、秩序和正义。     

“鸿都门学”事件考论——从文学与儒学关系、选举及汉末政治等方面着眼

汉灵帝设立“鸿都门学”宠用辞赋之士，招致了朝臣的激烈谏议，成为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同时也是汉末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历来学者虽有论及此事，但缺少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从汉代文学与儒学的复杂关系入手，展示鸿都门学的设立在学术上多方面的背景；然后通过分析汉代选举制度的常规，指出激发“鸿都门学事件”之深层原因在于触动汉代以德行儒术为内容、以乡举里选为规范的人才选举制度。论文还认为鸿都门学事件与党锢事件联系在一起，与东汉以来逐渐形成的衣冠大族与单家寒门的社会阶层结构也有内在的关系。论文的写作目的也在于通过鸿都门学士事件的考论，展示汉代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汉末文学的发展态势及其所处的复杂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小议居延汉简中的"私去署"问题

从已经公布的居延汉简中看,汉代屯戍吏卒的"私去署"、"不在署"现象非常严重.尽管各级屯戍组织对此问题都比较重视,且有严格的处罚规定,但此一问题却屡禁不止.从对"私去署"和"不在署"现象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屯戍组织并非严格的军事组织,组织内部存在复杂的经济生活,庸工、经商等经济现象的冲击,就是大量吏卒"私去署"和"不在署"的真正原因.     

政治的"虚化"与精神的"实化"——"《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

“《管子》四篇”存在着明显的“实化”精神、“虚化”政治的问题,这一问题与中国“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政治思想传统完全契合。本文着重辨析了“《管子》四篇”将老子之“道”往实际政治的方向引领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管子》四篇”中所表现出的君主专制思想因素,也将“《管子》四篇”对政治活动中精神作用的夸大与其他思想进行了比较。     

张衡赋创新思考

张衡在文学史上最为人熟知的贡献是抒情小赋《归田赋》给赋坛带来的清新。不过,不仅仅是小赋,他的其他赋作品都有着艺术创新的追求。本文认为:《二京赋》没有给汉代赋坛带来活力,而是标志汉大赋的衰败,但体现出了作者从大体制上寻求突破的创新意识;《归田赋》包含着当时归隐风气的影响和向大赋的借鉴,它的全新面貌使赋文学获得生机;《思玄篇》结尾“系辞”是否是完整的文人七言诗还要讨论,但体裁上的创新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综述

全国第六届管子学术研讨会紧紧围绕管子与国学这个主题,针对《管子》在国学中的地位、《管子》的礼、法思想、《管子》的孝文化、《管子》有关边疆、资源与环境等的思想、《管子》有关珍惜人力并重视人才的思想等展开论述和研讨。     

简析汉简所见长城烽燧系统中燧卒的日常工作

通过对汉简有关内容的梳理,分析认为,燧卒包括燧长和一般燧卒,是烽燧系统中的核心因素。文章以汉代河西走廊段长城为基础,结合所出汉简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烽燧系统中燧卒（包括燧长及一般燧卒）的日常工作作以初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