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和思想

孙犁晚年开始了他的第二次文学创作高峰,写下了十种散文集,集中表达了对社会对人生对文学的真知灼见,孙犁晚年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走向了中国传统文化,在创作上坚持为人生的文学以及以真善美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孙犁晚年的思想并非"小农经济思想".     

论茅盾早期“为人生”的文学观

“为人生”的文学观,是茅盾早期批判旧文化、旧文学,创造新文化、新文学的主导思想。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到俄国文学,“五四”时期新文学思想的影响以及中国文学发展的启示的。他的“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是在暴露旧的社会罪恶的同时,主张描写理想,歌颂民族性的“美点”;建立发展个性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坚持独到的观察、丰富的想象、真实的描写和独创的个性的写实主义精神。     

茅盾“国民文学论”新探

20世纪的“国民文学”理论话语衍化经历了发轫期、成熟期、异化期等三个发展阶段。茅盾的“国民文学论”是“国民文学”概念变得明晰而成熟的标志。茅盾“国民文学论”主张国民文学应该是一种关切现实人生、面向国民大众的“人的文学——真的文学”。它既真实反映中国全社会全民族人生境况和国民性,又反映并沟通人类普遍情感和生活;它映射中国国民性的正面和反面;它涵摄民族国家的当下现实,呈现出自主性特质,同时体现出交互性的面相：它吸纳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场域的交互对话中成长壮大。从比较的视野看,茅盾的整个“国民文学论”显现了明确性、开放性、辩证性的思维特质。茅盾在文艺民族化领域中的理论探索,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建构史上不可忽视的成果。     

略论鲁迅“为人生”文学观的基本特征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文学革命,为我国现代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①鲁迅投身于先驱们倡导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抱着十年前的‘启蒙主义’,认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②。于是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发表了“《狂人日记》, 《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③。这清楚地说明,他是在“为人生”文学观指导下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而其创作又是“为人生”文学观的艺术体现;可以说,鲁迅是从理论主张同创作实践的结合上,探索并解决了新文学如何“为人生”服务这一根本问题。     

试论孙犁小说锤炼语言的艺术

作为文体特色突出,艺术风格鲜明的著名作家,孙犁历来十分重视文学上的语言工作,认为“语言工作是文学里顶重要的工作”。(《孙犁文集四》第74页,以下简记为《四》P……)并主张要进行认真的锤炼。他认为“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四》P57)     

孙犁“抗日小说”的“三不主义”

孙犁珍爱他的“抗日小说”,晚年虽有劫后彻悟之《芸斋小说》,但心理依皈仍在“抗日小说”所记录的“真善美的极致”。孙犁“抗日小说”有“三不主义”,第一,不多写抗战时期北方人民的国民劣根性;第二,不正面涉及当面之敌即日本军人以及普通的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第三,不正面描写战争场面以及战争所固有的残酷。分析孙犁抗日小说之“三不主义”的成因及意义,可以窥见孙犁“抗日小说”的特点,也可以清理出上个世纪40年代兴盛起来的革命文学之浪漫主义传统的精髓,并据此进一步描写出40年代以迄今天大陆文学以“柔顺之德”为核心的特殊道德谱系。     

根植于生活深处的“乡土文学”——徐玉诺创作的一个侧面

徐玉诺是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之一。“文学研究会”主张“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徐玉诺恪守这个进步的现实主义原则,特别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河南农村的匪灾和黑暗,豫西农民的苦难和     

抑郁症与孙犁晚年文风的转变

“文革”结束后，孙犁恢复了创作。但令人不解的是，作为“文革”受害者之一的孙犁在席卷整个文坛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汹涌浪潮中却成了远远独立的边缘人，且晚年孙犁的创作风格较之于青年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影响孙犁创作的外在原因当然是时代风云的动荡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内在的重要原因则是抑郁症的纠缠。抑郁症反复发作的痛苦致使孙犁无法面对曾经的伤口。在外部环境的刺激下，上世纪90年代的孙犁更是陷于日夜整理旧籍的强迫症中，画地为牢，逃避现实，直至离世也未能走出曾经的阴影。     

闲适与物观:袁宏道的审美人生观

晚明文学家袁宏道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概括讲是两大主张,一是“独抒性灵”,一是“闲适人生”.前者是一文学主张,后者是一人生态度.本文在中国文人精神的历史沿革中解析袁宏道的“闲适人生”,指出其意义有二：一则是沿袭了发源自庄子的中国文人士大夫的“以闲求适”、“以无所可用为用”的消极隐逸精神;二则是在晚明张扬自我、肯定感性的世俗文化背景上,开辟了物我直观交融的感性审美视野.     

论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

孙犁的文学创作具有鲜明的民族化特色。他的作品呈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心理、民族精神和民族生活，对中国文学的优秀民族形式加以借鉴、吸收和创新。另外，孙犁创作的民族化特色还表现在他对“五四”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上。     

论“五四”小说中的自我表现

一作家“自我”普遍而突出地渗透于文学特别是小说之中,确是“五四”时代的一个奇观,虽说“五四”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特质,在于以白话文和现代技巧为现代意识的载体,实现了对文学传统的顽强反叛和大胆革命,而作家“自我”在文学特别是在小说中的突出表现,不能不说是另一独特标记。的确,“五四”作家对“自我表现”的强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创造社首先举起的大旗便是“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文艺活动”。郭沫若主张“文艺的本质是主观     

也谈许地山早期创作的“为人生”

本文打破传统的历史阐释框架,从“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为人生的方法、为人生创作的独特表达方式三方面,剖析佛教文化给许地山早期的创作,开拓出了一片怎样与众不同的美学新天地,它为人们正确理解文学与宗教间的关系提供了借鉴。     

论孙犁大师的散文艺术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的20年间,孙犁创作并出版了10种散文集。这批杰出的作品,奠定了孙犁一代文学大师的牢固地位。在这批作品的写作中,孙犁提出并实践了散文创作要以“理”取胜的观点,认为散文的生命在“理”而不在“诗”,确认了“理”在构成散文诸因素中的统领地位。这种对“理”的强调和表现,铸就了孙犁散文艺术突出的特质;同时,孙犁的语言也相应地达到了一种具有典范意义的高级境界。虽然现在或许还不是孙犁的时代,但大师的散文艺术,定将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以其独具的美学品格而熠熠闪光。     

中国现代诗化小说与阿尼玛原型

废名、沈从文、孙犁和汪曾祺等中国现代诗化小说家都善于在作品中塑造美好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是作家内心阿尼玛原型的心理投射,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女性崇拜"意识的现代体现,更是诗化小说家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的寄托。     

晚年孙犁简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孙犁初入晚年，而这之前他已搁笔十年。但在“文化大革命”这个万马齐哈的时代的后期，年老体衰并早已搁笔的孙犁却在书衣上写下了总计约五万字的许多短文。“文化大革命”后，他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于纸上。如果说孙犁早年的文学成就是有目共睹，史有定论的话，那么晚年的文学成就至少可以说是可与之媲美的。晚年的孙犁其人其文都如一株老梅，风雪冰霜之痕遍体，而犹干坚枝劲蕊洁，乃今之文坛弥足珍贵的独特景观。一抗日战争和“文化大革命”二个时代对孙犁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孙犁曾说：“我经…     

茅盾——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

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茅盾,作为一个小说家,早已驰名中外,但是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本文想就茅盾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进行一些粗疏的探讨。我想这对于全面了解茅盾的文学成就,了解我国报告文学创作发展的情况,都是有所裨益的。一首先,茅盾之所以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报告文学作家,是决非偶然的。这可以说是由于他那坚实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全面的报告文学理论和丰富的社会实践所决定的。茅盾的文艺思想,一开始就建筑在雄厚的现实主义基础之上。他积极提倡新文学。在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里就提出了“表现人生”“指导人生”的文学主张。这“人生”不是一家一户的人生,而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不是“特殊阶级”的人生,而是“平民”的人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生。进而他又指出“文学是时代反映”,“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他要求文学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     

论茅盾文学的现代化选择

本文选取新的视角考察并探讨了茅盾对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转换的理论建树与创作实践：他主张从传统文学与外国文学里提出“特质”以建构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路向之一，以中外现实主义思想所整合的现代型的理论体系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创作原则；《子夜》即是实现中国文学现代化所营造的艺术王国。由此说明，茅盾是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宗师与巨匠。     

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与茅盾“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论茅盾在东西古今文化撞击中的心态与选择

面对滚滚而来的文化冲撞的大潮，围绕着文学的目的和功用、创作原则和创作方法、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关系几个根本问题，茅盾冷静审视，大胆探索，慎重抉择，明确提出并实践了“为人生”的文学主张，而且，通过对外来文学思潮和世界进步文学特别是苏联文学的评介和翻译，为进一步促进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试论许地山小说的浪漫主义特征

许地山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为人生”派的重要作家。“为人生”派的作家,在文学创作上是主张写实主义的,但纵观许地山的文学作品,人们不难发现它所呈现的显著特色,并不是写实主义,而是浓厚的浪漫主义。所以许地山应归属于浪漫主义作家,而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因此,他在“为人生”派作家中,就尤其显得特别耀眼,正确地把握许地山文学作品的浪漫主义特征,对于全面研究“为人生”派作家,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