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验之思”权变到“体验之思”——现实主义文学退场与先锋文学亮相的哲学文化研究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发生巨大变化,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开始退场,先锋文学开始亮相。这一巨大变化,实质是中国文学进步的标志,是中国文化进步的标志。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新时期以来广大作家对中国进步文化政策的自觉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进步的现代、后现代西方哲学文化理论的自觉接受与传递;是中国作家的创作思维由“超验之思”向“体验之思”的权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中国落后的传统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那种主张理性至上、具有“超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先锋文学是中国知识分子对落后的农业文化思维———依附性文化思维与西方近代社会理性至上思维———超验思维的扬弃,并与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文化那种主张人性至上、具有“体验”特征的文化思维对接的结果。     

“先锋文学”的先锋性解析

80年代兴起的“先锋文学”思潮中涌现出一大批作家，他们的作品以形式创新而闻名，其叙述方式的“先锋性”历来为人诟病，但是其作品内在的价值仍然不应该被忽视。因此重新审视其“先锋性”表现，思索继续“先锋性”的问题依然具有意义。     

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解析

试图对先锋文学的文学精神和对当下文学创作的影响给出新的解析,认为先锋文学借助形式的革新将理想的文学精神呈现出来,既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内省和领悟,又拓展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并将二者融于一炉;不管先锋文学的形式革命多么强烈,都难以掩盖其应有的文学精神的指向,虽然先锋作家作为创作群体已经消失,但先锋文学的实验和探索在新生代那里得到了传承,丰富了当代文学的文学精神。     

中国先锋文学的荒诞意识和死亡意识

荒诞和死亡是中国先锋文学对人的生存和存在进行思考的两个重要表现领域。在人类意识层面,荒诞是生存状态下精神死亡的表象,而死亡则成为对于存在的荒诞境况的解脱。它们所体现出的感性学意义在于对信仰丧失之后的虚无状态的揭示。     

20世纪末中国先锋文学的现代性诉求与焦虑

20世纪末,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现代性转型。在现代性语境下,中国先锋文学思潮经历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新生代”写作和“先锋小说”的世纪末流变,这种更替演进不只是一种文学样式的变化,也是一种文学乃至时代精神的递嬗,内含着中国文学现代性诉求的强烈愿望,与世界文学接轨、融合和对话的深度焦虑,以及消费时代反抗精神的严重不足。进入21世纪后,将本土化与现代性有机融合是中国先锋文学的一条可能出路。     

论先锋文学的资源转化与“突围”权利

先锋文学在已经成为文学史表述基本模式之后,如何完成自身的突破与转型,以挣脱历史的束缚,重构自我对象,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当代先锋文学中的江南文化因素

江南文化的诗性特征和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得天独厚的领先优势,是当今中国先锋文学的深厚精神和艺术营养。与伦理的北方齐鲁文化以及同处南方的其他文化类型相比,江南文化的审美性带有了某种宗教般的超越性品格。这些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当代先锋文学之中,成为这种新潮审美形式不竭的精神和艺术资源。然而这种继承和吸纳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实现的。     

再谈“先锋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时代价值

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其文学话语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语言的叙述和描写功能,并创造了新的情感表现和隐喻象征功能,给传统现实主义文学观念以冲击;但对其在新时期文学中的作用一直有积极肯定和极力否定的两种观点。我们只有从两种观点的价值判断体系产生的背景入手,辩证地剖析文学话语本身的相对性和歧义性,才能甄别这两种观点的"真理性"和它的"荒谬性",给其以正确的评价。     

先锋文学的市场化畸变

在市场化年代,先锋文学建立的虚构真实与语言想象之间的两种关系被颠覆了,先锋文学被以个人化的名义奇怪地与平庸写作、私人空间、身体叙事连到了一起,这时候,它和历史化、整体化、宏大化、精神化形成对立,并常常被曲解为追随市场化行程而不断变化的流行现实与时尚风格。     

先锋文学与马原、莫言的小说

本文认为先锋文学有两个必备条件:第一,它是文学队伍中勇于探索的尖兵;第二,它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赢得了一定声势的尾随者。文章以此为前提,同时兼顾先锋文学一词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的特定含义,论述了马原和莫言小说的先锋性     

先锋文学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辨

在先锋与后现代主义之关系的问题上,倾向性态度有四种：先锋“善”而后现代主义“恶”是一种（洪治纲）;先锋“恶”后现代主义亦“恶”是第二种（伊哈布·哈桑）;后现代主义“善”而先锋“恶”是第三种（麦克路安）,先锋与后现代主义同“善”共“恶”则是第四种（丹尼尔·贝尔）。先锋本是一种前卫意识,一种永不倦怠的破旧与创新的精神;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破旧与创新的先锋精神结合得比较紧密,而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先锋精神的二重性出现较大程度的背离,由此造成后现代主义与先锋某种矛盾对立的看法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比较而言,丹尼尔·贝尔的看法更有说服力。     

先锋文学的泛喜剧色彩

先锋文学在 2 0世纪 80年代中期的勃兴 ,不但显示出中国人感性心理由审美到审丑的巨变 ,而且导致了文学美学形态趋向于喜剧性或泛喜剧 ,它包括反讽喜剧和荒诞剧等亚类型。本文试图索解隐藏于先锋文本中的这种形态学特征。     

从《人民文学》看“先锋小说”的政治性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从梳理和分析《人民文学》的刊登动机入手,揭示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文学的传统与现代化——对先锋文学现状的历史性反思

由于对文学传统理解的偏颇,90年代中国的先锋文学在追求现代性并对传统进行刻意反叛与抵制中出现了价值取向的迷失。我们从文学传统具有时代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等多重价值的角度,认为先锋文学要在下个世纪真正获得现代品格,充分认识到传统的多重属性并疏通与传统的精神血脉便是它的必然选择。     

再估“先锋”：对“存在”的颠覆——存在主义文学与中国先锋小说比较研究

从平行研究视角出发,中国先锋小说在接受存在主义文学思想影响下产生明显变异,具体表现为:存在主义文学和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持"介入观",是置身于真实中的虚构。先锋小说远离现实政治,从虚构中假想真实,"边缘性"特征突出;存在主义文学更多的是在"荒诞"中体现悲剧精神和人道情怀,先锋小说是通过"悲剧"来体现荒诞意识和死亡意识;存在主义文学因与现实的亲缘性关系而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对话性特征,影响"跨世纪"。中国先锋小说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个人性、独白性特征明显,只有"阶段性"影响,文学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论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作家,由于其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使其所创作出的实验性的文本带有了某些后现代的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宏大叙事"、"真实性"的反拨和萦绕于其间的后现代情绪。通过反思其后现代性特征,可以看到先锋文学独特的艺术追求和它所具有的文学史地位。     

从个案分析看大众文学与先锋文学的差异

本选取《笑傲江湖》为大众学典型个案，选取《务虚笔记》为先锋学典型个案，分别从其对主流化的不同态度（肯定与否定）、虚拟情境展开的不同方式（从意义到生命与从生命到意义）和不同的功能（ 日常烦恼的安慰和意义困惑的解答）三个角度分析了二的差别，以期从学的即时性享受和学的价值超越的角度，赋予二不同的化意义。     

传承与超越:先锋文学与鲁迅的先锋性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他的文学精神和创作风格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先锋文学也从鲁迅那里汲取了创作养分,如反抗传统、叙事圈套、文本戏仿等。但是先锋文学产生于当代文化语境中,所以某些方面又呈现出与鲁迅创作的不同。     

川端康成文学“虚无”思想本质论

＂川端文学＂中的虚无思想是明显的,但也是复杂的：一方面,虚无就是死灭,就是什么也没有;另一方面,虚无则是最高本质,意味着什么都有。由于虚无是最高本体,是对终极的把握,因而也就成了超越与自由的意识。川端康成的＂虚无＂既是对生命死灭的喟叹,也是对生命死灭的超越,因而也就是对一种永恒无限精神的追求。它以大和民族对自然风物的死灭感受为启迪,同时又接受了生生不息的大自然对这种死灭的弥合和超越;它以传统佛教的无常观为基质,同时又接受了佛教禅宗对于这种＂虚无＂的顿悟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