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心二门式的儒家复性思想评析

先秦儒家的告子性无善恶论、孟子性善论、荀子性恶论皆把人性单一化,不能合理地说明人性的构成及人行善或作恶的原因。儒家"一心开二门"模式的性善情恶复性论认为,人性具有先天善性和后天恶情两种因素,由一体之心开出性情二门,主张以复性的方式去掉恶情回复善性。复性就是由后天之恶情向先天之善性复性。一心二门、性善情恶的复性论是人向善复性的基础和道德教化的根本,为弃恶从善的道德教化和人生修养提供了依据。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人性为善何以可能——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形上学批判及其人文价值

儒学史上人性思想为善、为恶、有善有恶,性即理等人性思想的来源往往倾向于天赋论、先验论等。先哲们对人性论思想的提出多倾向于独断论式的结论,对人性思想缘何为善、为恶以及性善情恶等,其论证要么“不明”、要么“不备”。王船山关于人性为善的思想论证既“明”又“备”：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考察了人性何以为善,认为气质之偏之人人性亦可为善,并说明善乃“人之独”。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人文价值在于：其一,从船山沿袭儒家传统人性思想说明船山思想在本质上仍属宋明理学范畴,并非如其他学者所说的船山是启蒙思想家的说法;其二,船山关于人性为善思想的论证说明,同时也为他关于道德意识起源的学说铺平了道路。     

浅析陆象山的人性论

陆象山的人性论源于孟子，但又有“心学”的特点，从而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人性论思想体系。概略地说，一是以“心即理”致思路线构建其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二是以“本心’’论证其人性为善，三是以“物欲，，和“资禀”观论证其具体人性的善恶和差异。     

陆象山的理想人格论

文章从陆象山的理想人格的道德柱石及立志说起，论证了理想人格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进而对陆象山“须大做一个人”、“与天地并立”的大宇宙关怀意识进行了多方位的梳理和综合。     

陆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及其当代启示

象山心学思想体系以“心即理”为基本命题。象山所言之“心”,既是认识心,又是道德本心。象山所言之“理”,既是客观宇宙普遍之理,又是本心所固有的德性价值之理。象山的本心思想,既受到了孟子等人的重要影响,又受到佛老的深刻启发。就如何“发明本心”,陆象山提出了“先立乎其大者”“存养本心”“优游读书”等具体的修养方法。在当代社会,象山“发明本心”的工夫论对于人们树立道德信仰、实现心理健康以及转变为学求学的态度与方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论中国佛教的人性善恶观——以天台宗为重点

中国佛教谈人性善恶,与世俗伦理意义上的善恶有重要分别,但又与世俗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有内在联系。以天台宗为重点的“性具善恶观”,有其印度之源,中土之流,但与儒家的性善性恶有别：一、中土佛教天台宗的“性恶”,指的是人性（佛性）除具备善的因素外,还包含恶的性质,善和恶是心性（佛性）统一体的两面;二、台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有”,儒家所说的善恶为性之“所能”。在儒释道三教融合已成定局的氛围中,台家善恶观吸收传统伦理思想又有进一步发展,这体现在明代传灯法师的“性善恶论”中。台家善恶观对华严宗、禅宗等都有重要影响,是最具中国化佛教特色的善恶观     

道德的形上学--牟宗三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

牟宗三把宋明理学分为五峰蕺山、象山阳明与伊川朱子三系,并视五峰、蕺山与象山、阳明两系为儒学之正宗,而伊川、朱子系为儒学之歧出。牟先生宋明理学三系说的形上根据是“道德的形上学”。“道德的形上学”融道德与存有、心体与性体、主观性与客观性为一体,不仅有利于实现“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文化理想,而且有利于以道德制衡科学与民主,是最完备的哲学形态。牟先生以“道德的形上学”这一圆教模型作为标准,对宋明理学进行分系,提出著名的宋明理学三系说。     

先秦诸子性命论及其价值取向

先秦诸子性命论,关注于命从何来,性为何质。儒家以道德判断之,成德性之说;思孟学派认为命自天降,因天有道德之论,故命当因天德而性善;荀子弃先天道德而言性,故以为恶;杨朱、告子不以道德审视之,认为命为生命,性为自我,当顺命贵生,以全生性;道家则以天道审视之,认为命与天、地同生,三者皆须顺应自然,当安命以全天性。诸子取舍不同,成为不同学说理论体系差异之原因。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

恶是善的对立面,是哲学的关键点。对恶的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中西文化精神特质的差异。本文认为,作为中西文化精神支柱的儒家文化和基督教关于人之恶消解的异同主要表现为：在恶的来源问题上,儒家认为人性本善,恶来源于人们对物欲的过分追求,是“气质之性”的败坏所致;基督教认为人性本恶,恶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是原罪破坏了人的自由意志的结果。在恶的消解问题上,儒家消解恶的途径在于修身求己,通过道德修养来发明真心、本性,去恶扬善;基督教消解恶的途径在于神的力量,只有通过信仰基督,得到上帝的恩典才能获得救赎。达到善的目标。在恶消解后的终极结果问题上,儒家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内圣外王”的圣贤,终极社会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基督教设想的人格终极目标是无原罪在身的“第二亚当”,终极社会理想是“爱人如己”的“上帝之城”。     

论孟子“尽心”思想的道德教化理路及其启示

孟子在儒家“心”“性”这两个概念范畴的基础上,实现了从心性分立到心性合一的创造性思想变革,开创了中国心性哲学的思想传统,并构建了以“尽心”思想为核心理念的道德教化模式。孟子这种尽心道德教化模式以心作为道德的本体,肯定了人之本心与先赋之性善、天命之义理的同一性,由此而主张道德教化以人之先验善性作为心性基础,以存养、扩充、求放心为主要方法,最终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道德人格境界。孟子尽心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孔子以来所形成的儒家思维框架,为儒家道德教化理论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对于当代道德教育而言,孟子以尽心为核心的道德教化思想,可以推动人们重新理解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本质属性、主体关系以及最终旨归等,实现道德教育与心灵世界的有机融合,最终促进个体的心性与品格的完善。     

孟子性善论的源与流

“性善论”是孟子思想的基础,孟子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孔子却未对“善”作过专门论述。老子称“上善若水”,孟子“道性善”,二人有关“善”的思想是否存在某种渊源？在人人都对“善”充满美好向往的先秦时代,荀子为什么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人之性恶”？董仲舒在审视孟苟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性三品说”,“性三品说”能否成立？厘清他们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些问题就会得到合理的解答。     

试论孟子的“性善”论

孟子的“性善”论一向被作为地主阶级的唯心主义先验人性论而加以批判和否定,导致很长的一个时期里人们对此再不敢问津。当然,孟子的“性善”论并不是唯物的。但是孟子的“性善”论作为他对于人类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制时期人的本质的认识有无正确之处?这种认识对于人的本质的深化发展与人对自身本质认识也随之深化发展的人类认识过程有无贡献?在地主阶级和唯心主义的先验道德论的形式中,是否包含有合理的内核?这方面的系统     

阿伦特“根本的恶”的困境及其政治哲学意义

汉娜·阿伦特“根本的恶”概念产生于对极权主义本质的理解.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人是多余的”,不仅超越西方近代功利主义人性观的适用范围,而且指向理性的认知维度与道德维度的统一问题.当理性与极权主义之恶相遇,其困境显现为:只有“人是多余的”成为罪恶的动机,恶才是根本的;而一旦这种动机违反同一律,道德规定尺度就一并消失.为了解释道德的来源问题,阿伦特放弃了对于恶的理性探究,转向对哲学和政治关系的反思.     

浅析孟子性善说的三个维度

孟子“性善”之“性”,是人天赋之中可以有自我作主的成分,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使心(以体言)在待人接物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是一个通过性命之辨、人禽之辨、心性之辨而逐步展开的理论。     

试论冯友兰与唐君毅的道德观之异同——以《新原人》与《道德自我之建立》为中心

冯友兰与唐君毅在相近时期先后完成道德哲学的著作《新原人》和《道德自我之建立》，冯友兰重视道德之理、社会规律和人的觉解，有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之分;唐君毅关注心之本体的自觉，论述心能“超越现实自我限制”。冯友兰主张恶的根源在于颠倒了“真我”的主从次序，唐君毅强调人的自我陷溺。冯友兰和唐君毅皆承认超道德的领域，它又不离于日用平常。     

丁若镛“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探析

丁若镛的自主之权通常被解释为利玛窦式的自由意志或康德式的道德性自律。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自由地在善与恶中选择其中之一的能力，后者强调自主之权是人可以战胜恶的自我约束能力；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预设了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同时也预设了人具有客观判断善和恶的超验能力。但通过诠释学以经解经法对文本中的自主之权与善恶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发现：(1)丁若镛的自主之权是以善为目的的行为规划能力，既不承认绝对的善和恶的存在，也不承认人具有判断绝对的善和恶的能力；(2)恶源于“不思考”;(3)善是“符合情境的行为”。这意味着丁若镛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儒学的过程中并未简单采取直接引进西方思想的方法，而是在扬弃中积极发扬儒学精髓。     

天人观视野下的孟荀人性论之争

孟子、荀子间的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源自天人观上的分歧。孟子之天人合一乃个体的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荀子之天人相分为群体的人与自然之天的分离。孟子以心善言性善,认为性在心中;荀子以欲望为人性,认为性在身。在孟子,天人因道德而合一;在荀子,天人因道德而相分。     

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与批判

宋代理学家胡安国曾与佛僧有过密切的往来,在佛理上有着较高的造诣,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安国理学思想的形成,也为他批判佛教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胡安国对佛教思想的吸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起不灭心之体,方起方灭心之用”对佛教“一心开二门”思想的吸收;二是“性善不与恶对”对佛教“性无善恶”论的吸收;三是“平常即是精妙”...     

论人性假设

现实的人性是人的各种本质属性交互规定的表现 ;人性假设就是以一定价值取向对这种规定体的表现有选择地抽象、摄映。一般说来 ,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往往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公设”,并以此推导和构建它的理论系统。人性善或人性恶是推断未来的理想社会的人性预设前提。孟子、卢梭可以说是性善说的代表。他们以人性善为依据来论证人类历史的向善主义。荀子、霍布斯是性恶说的代表 ,他们以人性恶为由论证人性改造和人性控制的必要。亚当·斯密的人性自利的市场经济人的假设 ,可以说是现今市场经济理论的公设。它比较系统地解释了市场经济的兴起和发展 ,同时也存在着许多缺陷。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蕴含有人性假设 ;这一人性假设是否可以说即是历史的具体的“共富”新人和“先富”经济人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