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说献疑——与木斋先生、宋娟女士商榷

木斋先生、宋娟女士以秦嘉五言《赠妇诗》与其夫妇四封书信比照、考察秦嘉所在的东汉时期政治氛围和诗坛状况,提出秦嘉五言诗《赠妇诗》三首为伪作,观点与传统迥异,若这一立论成立,这几首五言诗的文学史地位也将改变,但命题的论证疑点颇多。     

司马彪《赠山涛诗》作时新探

关于司马彪《赠山涛诗》"苕苕椅桐树"一诗的作时与主题,历来看法不一。文章运用史诗互证的方法,从司马彪与山涛二人的生平仕历出发结合诗歌内容进行细致考察,认为两首《赠山涛诗》均当作于晋武帝泰始初,当时司马彪因品行问题未得仕,故赠诗于山涛以求荐举。     

李白《雪谗诗赠友人》的旨归及真伪问题之我见

李白的《雪谗诗赠友人》内容主旨究竟何指,自宋代至今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从文本出发分析诗歌的主旨,笔者比较同意瞿蜕园、朱金城所校注《李白集校注》一书中的看法,认为此诗主旨就在于李白辩解与友人之间的中冓之嫌。宋代以来,此诗又由对主旨的理解问题引出了作品的真伪问题.但怀疑此诗为伪作的说法都是以认为此诗主旨为讥刺杨贵妃为出发点的,则结论自然也不会使人信服。且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此诗的用典和遣词用字正符合李白一贯的风格,因而此诗为伪作的可能性不大。     

诗歌与宗教: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典故新诠

天学诗是指以传教士和西方宗教文化为题材的中国古典诗歌,是明清鼎革之际中国士人在政治和文化危机下感知西学和天主教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融合了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理解、接受和想象。天学诗集《闽中诸公赠诗》的诗人们以用典为主要修辞手法,引用了大量的先秦诸子语典、寓言故事、上古神话和名人事典,将对古代圣贤治世的追思、对当时混乱时局的痛心和对传教士的赞赏融入诗中;天学诗用典是晚明文学复古倾向的表征,典故的选择与运用又受到了诗人的文化背景、社会地位,以及三教合一思潮的深刻影响。     

中唐党争与文坛风尚：《毛仙翁赠行诗》的真伪、价值及相关问题考论

《毛仙翁赠行诗》是一部小型诗集,涉及韩愈、白居易、元稹、牛僧孺等中晚唐22位重要作者,关涉问题极广。诗集内容为杜光庭伪造的可能性不大,纂集者也不是杜光庭,杜只是在集后缀写了一篇《毛先翁传》。诗集是否伪托,难有定论,客观地说,朱金城先生的话相对恰切,即"亦非尽伪作"。该集很可能纂辑于晚唐五代,但可以肯定,至迟在北宋初已开始流行,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毛先翁赠行诗》把中晚唐重要士人与一位道士交游题赠的作品纂为一集,这本身极具深意。通过《赠行诗》编次结构和内容的探讨,可以管窥中晚唐党争的复杂过程及中晚唐"尚奇"、"嗜怪"文风的形成。毛仙翁其人除了《毛仙翁传》的记载,鲜有其他记录,但也不是凭空想象中人。     

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中的玄学思想

嵇康与嵇喜虽为手足,却是魏晋时期不同社会思潮的代表,嵇康赠其兄之《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既展示出魏晋士人迥异的人生追求,亦折射出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玄学思想。冲淡玄虚而又理性冷峻的文字,映衬出嵇康高洁的心性和超逸的风神。     

谢氏《赠王肃信》辨析

记载谢氏与王肃爱情典故的最早文献是北魏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该书记载了一首谢氏赠与王肃的五言诗和公主代答诗一首,未曾提及谢氏是否有书信致王肃。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全文抄录了被认为是谢氏赠予王肃的骈文书信一封。该信文笔优美,宛转动人,堪称书信体文章中的佳作。但遗憾的是,笔者通过研读文本并考察相关史实,认为该信并非出自谢氏之手,而是后世好事者所代笔。     

《孔雀东南飞》与中国古代“出妇”婚俗

通过文献研究阐述了中国古代出妇婚俗,并从出妇婚俗的角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进行了解读。出妇礼俗是古代婚姻礼俗制度的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七出之制”即出妻的七种规定,出妇行为遵循特定的礼仪程式进行,出妇享有一定的尊严和财产所有权。《孔雀东南飞》是一首出妇(妻)诗。兰芝被遣属“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的情形,诗歌叙写了兰芝被遣的过程,反映了她对自己私物拥有处置权的事实。     

太华振雄书生志——读李贺《赠陈商》诗

翻阅了几种咏华山诗的选本，历代名家均列其中，而被毛泽东极力推崇的唐代“三李”之一的李贺，其咏华山章旬，各种本子却均束收录，这对人们从不同方位领略华山风光及其人文意义，可以说是缺少了颇有价值的部分，实有补充之必要。李贺诗歌中写到华山景物的有好几篇。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论贾平凹小说《秦腔》语言的音乐性

贾平凹非常注重小说语言的使用,他在《秦腔》中穿插了许多能造成音乐性的手法,如对于叠字和拟声词的频繁运用、对特殊用意词语或句子的有意反复、对短句间或夹杂长句的大量使用以及对秦腔戏文内容和简谱的直接引用等。运用这些手法,表现了跌宕起伏的节奏感和深刻的感染力,使《秦腔》的语言具有了同戏剧秦腔一样的音乐性。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假"、"伪"、"丑"观念辨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 ,与“真”对立的是“伪” ,即奸诈、巧伪 ,而不是“假” ,“假”另有正面的意义。“丑”亦不与“美”绝对对立 ,“有心而恶”的丑且恶者 ,方与美与之对峙 ,“无心而恶”的外形丑者 ,则有转化的可能。审伪、审丑均需辩证而观 ,不否定“伪”有人为制造之义 ,但与表现人的真性情的文艺创作相抵触 ;美与丑之间有“遇合无常”之变态 ,与人们各自不同的爱恶之情相关。     

贾宝玉之本真情刍议

《红楼梦》对贾宝玉情感世界的描写,展示了人类生命存在的本真样态。其适情从源始维度呈现着朴茂驳杂的特征,其尽情从超越维度呈现着刚健精进的特征,其悟情从终极维度呈现着与大化同流的特征。贾宝玉之本真情凸显出以情悟道的深刻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魅力。     

简论钟嗣成与贾仲明的[凌波仙]吊词

钟嗣成和贾仲明为元代曲家所写的[凌波仙]吊词,从根本上肯定了元代曲家这个创作群体的功业所在,纠正世俗对他们的偏见,肯定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也是"不朽之盛事"。在慨叹他们的命运时,钟氏往往以传统的达兼标准来评判这些反悖传统的作家,陷入了一种悖论之中,而贾仲明则表现出与钟嗣成迥然有别的思想倾向与取舍标准,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人不同的人生追求与处世态度。在吟咏曲家习性、生活态度时,两人也表现出差异。关于戏曲关目,他们重"奇"而不惟"奇";语言方面,崇华丽而不废朴实;对戏曲声韵和社会效果都异常重视;还对元杂剧的繁荣原因作了精辟的述说。另外,贾仲明的吊词还对作家之间的交往多有涉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论陶渊明咏风

古人讲究"吟风弄月",陶渊明诗文便有歌咏风的特点.本文试从陶诗文咏风的角度,把陶诗文中有关风的句子,分为若干类别加以剖析,勾勒了他十种不同的"风"词,四种针对风的特定的状态和环境来写的样式,三点写出这么多"风"词的原因,以及陶渊明咏风的六个特征.     

90年代诗歌对现代诗歌传统的消解

笔者以对 90年代诗歌生存状况的持续观注 ,深感 90年代传统价值观的瓦解严重压缩了诗歌的生存空间 ,诗人在狭小的空间内奋力挣扎 ,忍受着商业性文化对传统诗歌内质的消解。但诗人们试图在新诗前卫化突进过程中寻求传统内质的精华同现代审美意识的共通共融之处 ,期望创造出属于这个全新时代的特色诗歌 ,发出时代的强音。本文勾勒了当下诗歌创作的发展趋势     

贾敬、贾赦、贾政兄弟比较谈

在绚丽多姿的《红楼梦》人物画廊中,贾敬、贾赦、贾政三兄弟都不算是作者着重描写的人物形象。可是,他们都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分别代表着封建末世不同的贵族类型。贾敬崇尚道教,逃避现实;贾赦贪婪残暴,荒淫无耻;贾政则是封建社会正统古板的士大夫的代表。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在封建社会走向衰落的进程中,上层贵族的种种心态、性格及其命运。     

“真实性”与新的文学规范——以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为例

1950年代的文学要求表现本质真实,并以此为创作和批评的标准。《我们夫妇之间》基本符合本质真实,但还是未完全达到要求。这使它受到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与确立新的文学规范有关,本文试图浅析这两者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内在紧张。     

从真、假“息夫人”看中国古代妇女节烈观的严酷化

息夫人是春秋前期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其事迹散见于众多史料之中。楚国灭息国后,息夫人为楚王所掳并被立为夫人,虽生下两位王子,却以自己事二夫为耻,从不主动说话。然而,这位根本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柔弱女性,却受到历代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越趋严酷的挞伐。不过另一方面,汉代刘向在《列女传》中公然改变史实,将息夫人伪造成中国古代妇女节烈的标兵大肆宣扬,理学兴起后,这个假息夫人逐渐由官方推介到民间,以假乱真。历史上这种真、假息夫人并存的格局和现象,呈现出中国古代妇女节烈观严酷化的复杂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