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元祐文学的图景特征——基于《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对元祐文学的定量分析

依据《唐宋文学编年地图平台》所提供的编年系地作品数据,元祐年间是北宋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元祐二年是整个北宋文学创作的峰值年,苏轼文人集团是元祐文学创作的主力。在各体文学中,元祐散文成就最为突出,“元祐更化”引发的政治剧变是元祐散文创作的催化剂。元祐诗歌数量优势不如散文,但宋调特征最为明显。元祐词坛表现一般,杭州是其创作中心。就空间而言,京城开封是元祐文学创作的绝对中心。元祐期间,随着苏轼的活动重心由京城转向地方,京城作为创作中心的地位渐次瓦解。通过对元祐文学图景的定量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元祐文学是“高峰文学”“散文文学”及“京城文学”的结论。     

谈朱自清散文的语言艺术

郁达夫先生在《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够贮满着那一种诗意,文学研究会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外,文章之美,要算他了。”本文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中,选择了《春》《绿》《荷塘月色》《生命的价格——七角     

《散文重要》浅析

全文可分为三段。 第一段(1—2节)讲散文的重要。 散文,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先秦诸子的文章,曾经放过奇光,唐宋八大家的作品也曾耀过异采,古代散文家给我们留下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如中学语文课本中就选用了《曹刿论战》、《陈涉世家》、《隆中对》《岳阳楼记》等篇目。到了近代,这一文学形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鲁迅就认为五·四运动时期“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到了现代出现了杨朔、刘白羽、秦牧、峻青、魏巍等著名散文家,使散文之花在文艺的百花园里盛     

“士”与诸子散文的勃兴

诸子散文的出现,是古文发展的一次大变革。它比殷周时期的典诰训誓浅显易懂,有很强的文学色彩。有的富于逻辑性,有的博于比喻,有的长于夸张,都不失文苑奇葩。诸子散文的形成对后世的中国文学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清初学者章学诚说：“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诸子散文的勃兴不仅有着相当广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更是与春秋末年逐渐产生的所谓“士”这一阶层分不开的。 “士”,《字■·士部》中曰：“士,儒者。”《论衡·实知》中曰：“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朱自清在《文学的标准和尺度》中说：“这种受了教育…     

论唐宋八大家散文选本经典化与文论的演进

"唐宋八大家"的称谓出自明代茅坤编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其选本盛行于明中叶及有清一代。"唐宋八大家"选本被经典化是在宋、元以来散文选本和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上逐步演进而成的。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已见"八家"端倪,元代陈绎曾《古文谱》中的古文理论促进了"唐宋八大家"选本的产生。"唐宋八大家"文章的编选过程,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文学观念。     

略论汉赋的思想内容

<正> 兴盛于两汉文坛四百年的汉赋,是继承了《诗经》和先秦历史散文及诸子散文的传统,在《楚辞》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散韵结合的新文体,它脱离《诗》、《骚》而独立,是我国特有的文学形式。因此,它在我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但历来对汉赋的评价有不同的看法,较有代表性的是: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把汉赋刊在卷首,作为文章的楷模;清代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     

《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

《孟子》散文的最主要特色,就是善于辩论。孟子说:“我知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说明孟子掌握了一套辩论技巧。正是由于“不得已”而“好辩”,才必须讲究辩论的艺术和效果,形成了《孟子》散文雄辩犀利的艺术风格,《孟子》散文的风格对后世散文创作的影响是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唐宋以来,《孟子》文章一直为许多古文学家所取法,潜移默化地继承和发展了《孟子》散文的艺术传统。宋嘉祐二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梅尧臣共同评判试卷,梅尧臣曾对一代才子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轼的文章大加赞赏,“以为有孟轲之风”,取为第二名。苏轼之文如行云流水,功力却来自《孟子》,可见影响之深。     

吕祖谦的文学教育

尽管以理学名家，吕祖谦却对文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等讲义和编辑《古文关键》、《宋文鉴》等选本，吕祖谦向学生鲜明地传达了他兼容文学与理学的教育理念，这对文学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而他对选文的精心点评，对文章命意布局、笔法技巧的细致探讨，不仅成为学习者的最好教材，也成为文论的新体式，促进了散文批评的繁荣和散文创作的发展。吕祖谦出色的文学鉴赏力更推动了“唐宋八大家”称号的形成。     

《左传》的朦胧美

先秦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诸子散文中出现了《庄子》这样登峰造极的作品,史传文学中则有“允推独步”①的《左传》问世。《左传》之于后人,虽如《春秋》“为学者不能极其说”,②但仍觉其美,以为“多膏腴美辞”、信多奇伟。”③这就启发我们认识《左传》美的特征。不能穷极其意蕴而觉其美,这种美感是朦胧的。关于朦胧美,明代董其昌说:“摊烛作     

浅论散文的意境美

在我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中,散文艺术同诗歌艺术一样,不仅 渊远流长,绚丽多彩,而且历代名家辈出,成绩卓著。可以说在 我国文学史上,真正能够与诗歌双峰并峙,蔚为大观的,唯有散 文最有资格。且不说经、史、子、集里,大部分文章都是精采的 散文佳作,且不说唐宋八大家、归有光、刘大櫆、姚鼐、方苞, 这些文学巨匠曾经以他们独具的风姿逸韵,给古代散文领域留下 了无数精粹警辟、清新隽永的短篇佳什,即是到了近代,散文这     

方苞对韩愈散文的选编与批评

方苞响应朝廷的号召,选编了《古文约选》,作为国子监教育的教材。坚持以“义法”为标准甄选散文,选取了两汉、唐宋大家的作品,重点选取了韩愈各体散文作品。贯彻以“义法”为原则对韩愈散文进行点评,认为韩愈散文“义法”精湛,源于“六经”,主张学行统一,发展了韩愈散文理论“文以明道”的观点。     

苏轼散文的写作艺术

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散文发展史上,唐宋散文是波澜突起的洪峰;在璨若群星的唐宋散文作家中,唐宋八大家是光芒闪烁的明星,而苏轼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明代散文家宋濂称赞苏轼的散文“雄迈豪放”,并说散文“自秦汉以来莫盛于宋,宋之文莫盛于苏氏。”苏轼擎着古文运动的旗帜,创新风,铸新词,成为宋代散文的集大成者。 一     

悲剧英雄的心灵剖白——《报任安书》的美学价值简析

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是汉代书信体散文的代表作,亦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名篇.作者名为回复友人任安的来信,实为借题发挥,倾述满腹的牢骚与不平.因是与友人倾述,故可以无遮无拦,尽情渲泄,因是借题发挥,故能为所欲为,淋漓酣畅.文章围绕任安来信的主旨和希望——“推贤进士”这一中心议题,叙述了自己因“推贤进士”而获罪、受辱,获罪、受辱后痛不欲生,凝思生死的悲愤心情,阐明了自己的荣辱观和生死观,表达了为完成《史记》的创作“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决心.白居易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报任安书》之所以能使百代以下的读者为之心灵震颤,就是因为它是“用心灵蘸着热血”抒写的一支悲壮的歌,是作者真情实感奔涌出的岩浆.《报任安书》不仅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开创了我国古代史传散文的先例,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而且其美学价值,即审美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报任安书》所体现出的美学价值,从审美范畴上来讲是崇高美与悲剧美的交叉与结合.崇高美即刚性美、壮美,在西方美学中称之为男性美.张松泉《美学概论》如此说:“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崇高既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去阐发,也可以从美学的角度去探究.因此,社会领域中的崇高既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一个美学范畴”,而悲剧美“是具有悲剧性的矛盾冲     

汉赋作家创作理论的再探索

先秦时期,楚辞是人所共认的地方文学,除它之外的《诗经》和大量的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不被视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人们较多关注它们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意义,很少有人自觉地从中总结出创作的基本理论,因而创作理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呈现为无意识的萌芽状态.《尚书·尧典》有“诗言志”说,孔子有“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论.屈原则说:“道     

论中国现代感伤文学

“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感伤文学在中外历史上,都源远流长。我国从先秦的《黍离》《麦秀》之歌,到唐宋婉约派诗词,直至近代苏曼殊的哀情小说;西方从《圣经》的《耶利米哀歌》,到十八、九世纪的感伤主义、浪漫主义潮流,构成了一条多姿多彩的感伤文学的长廊,呈现了人类哀感心绪的演化历史。我国现代感伤文学,是中外感伤文学     

“贮满春那一种诗意”的《绿》──试析朱自清《绿》的诗意特征

“贮满春那一种诗意”的《绿》──试析朱自清《绿》的诗意特征邓宏艺朱自清先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散文大师．他的散文风格纯正朴实，笔法漂亮缤密，在其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广有影响．郁达夫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说：“朱自清虽则是一个诗人...     

试论庄子散文的风格及其成因

庄子所著《庄子》一书,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同时也有较高的文学价值。《庄子》散文在文学上的价值以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真正能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文学散文的,《庄子》应占首位。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论说:“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寓言,人物土地,皆空言无事实,而其文     

走向多元化的散文创作

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传统源远流长。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振兴了散文黄金时代的雄风;崛起的唐宋散文,使散文更富有文学意昧和艺术品格,散文地位空前提高;明清小品,翻涌起古典散文长河又一个浪头;“五四”时期,散文又一次空前鼎盛起来,汇纳百川,丰富多样,散文作家灿如群星,散文佳作,令人目不暇接。散文在中     

先秦“训”体的生成与演变

“训”是上古政事和话语系统中实际使用到的一种口头表达形式。由《尚书》《逸周书》的相关篇籍结合新出清华简《保训》《命训》篇,我们能大体窥见“训”的基本体式、文化特性和演变脉络。“训”体在先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商代以及更早时代的“训”文有强烈的宗教、巫术仪式特征;西周时期则与大量其他文献和文体一样,乃是神道设教和政治礼仪活动的产物;春秋晚期至战国,“训”体进入第三个阶段,为说理散文,当然也因此丧失了其自身原有的文体特性。“训”体的演变过程生动展示了先秦文学从原生态记录向写本文学,从口传、口诵甚至表演向书面写本的过渡,以及多时代、多作者文化印迹“叠加”的“衍生型”文学文本生成过程,当然也体现了先秦讲求社会效应的文学本质观。     

《游褒禅山记》体裁辨析

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石《游褒禅山记》(简称“《褒》文”)是我国古代游记作品中的名篇。明清以来,编纂古代散文的主要版本都把《褒》文编进书中。目前高校文科占典文学教材,以及全国通用高中语文教材也都选进了这篇文章。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大凡有关评论文章或教学参考资料,或古代散文选本的注释(或说明部分)多数把《褒》文作为说理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