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道德与传统儒学的现代方向

文章试图通过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知识与道德代表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性质的事物,人们对道德的关怀方式也有认知的和实践的两种,二者遵循不同的逻辑,可以各自独立发展;尽管知识与道德的结合可以是一个理论课题,但是它们之间的真正碰撞和结合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生。正像我们不能指责研究知识论就犯了“重知识、轻道德”的错误一样,也不能指责儒学作为一种道德传统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不少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儒家学者)之所以从“形上学”、“存有论”等角度来寻求传统儒学与知识之间的结合,乃是因为他们没有厘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误认为传统儒学犯了重道德、轻知识的错误,而没有把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的现代结合,当做一个现代人在面对知识世界的时候如何确保或重建自身价值的修身功夫和道德实践。     

道德的形而上学批判--贺麟道德观的一种考察

贺麟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他创立了"新心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中道德观极为重要.就贺麟对道德的哲学审思和他就当时所提出的未来新道德作一考察,以窥贺麟思想之一斑.     

道德自我、道德情境与道德判断--试析杜威道德哲学的一个侧面

杜威的伦理学是他的哲学的最有创见、最具活力的部分之一。他对道德自我、道德情境和道德判断的分析不仅体现了他的“彻底经验主义”的基本主张,而且在道德哲学领域开辟了新的前景。本文主要考察杜威如何看待道德自我与行为选择,道德自我与道德情境,道德判断与道德知识的关系,看看他如何将道德作为一种生活经验,揭示他对道德哲学的特殊贡献。     

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与"儒学道德"

在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儒学道德"由明治时代开始时的被冷落、被排斥到"儒学道德"的复活;又从"儒学道德"的复活到"儒学道德"的被改造利用,直至明治政府颁布以"儒学道德"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方针及国民道德方针,"儒学道德"在与"西方道德"的较量过程中显示出优势,甚至达到了至上的地位.明治时代后期日本对"儒学道德"思想歪曲恶用,二战后日本对"儒学道德"的利用又恢复到常态.在日本明治时代的"道德运动"中,无论是排斥、否定"儒学道德",或者崇尚"儒学道德",或者恶用"儒学道德",都无法将日本的道德思想与"儒学道德"剥离,"儒学道德"一直与明治时期的"道德运动"密切关联.纵观明治时代日本的"道德运动","儒学道德"是日本明治时代"道德运动"中不可缺少的要素,一直是推动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论辜鸿铭的道德人文观

辜鸿铭在人文主义的类属上属于白璧德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对于孔孟之道以及正统的儒家观念的接受是他与道德人文主义思想相契合的文化基础,他所以能在清末民初的文化史上成就为尊孔拥儒的名家,成为这个风雨飘摇时代儒学文化的中流砥柱,是因为他独树一帜地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宏观视野上尊崇儒学,弘扬儒学。儒家的王道政治被辜鸿铭阐释为道德良心的宏大体现,道德良心不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廉耻和道德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而且作为一种规则和法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动作。道德作为政治操守其影响渗透到各种命题的深处,在谈论诸如自由命题时,他坚持以道德自由取代政治自由。     

“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道德为"生命的和谐"——论梁漱溟的道德思想

梁漱溟从生命与道德之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道德问题,把道德界定为"生命的和谐,人生的艺术".梁氏不但诠释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还论证了道德的群体性──道德义务的问题.他区分了"道德之俗"与"道德之真"的不同道德境界:一时一地的道德只是世俗的道德,而以人性为根据、体现生命本性的方为"道德之真".为中国伦理学说提供了鲜活的思想.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梁漱溟“新孔学”伦理观的建构

五四时期,在传统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之际,梁漱溟独树一帜,建构"新孔学"伦理观。他以生命宇宙观为基石,高扬社会伦理本位与道德本体论;以生命和谐为取向,确立道德义务;以道德代宗教,建构伦理"终极关怀"。进而,肯定了孔子儒学的生命与智慧,确定了现代新儒学尊孔崇儒的精神方向,揭示了科学主义与物质主义的误区,树立起人文自觉主义的大旗,开"以洋释儒"学风。它对时代的影响广泛而深刻。虽然在今天看来",新孔学"伦理观存在一定的局限与缺失,但是瑕不掩瑜,其内含的合理因素,至今仍为人称道。     

论儒家道德学说的理论形态

儒家道德学说具有一整套形式严谨、内容完备的理论建构,其以仁义道德的绝对价值为理论核心,形成了价值论;以德性与人性的相通为基础,形成了德性论;通过论证“德性所知”与“闻见之知”之间的关系,创造出知识论;通过论证人的本体实现,创造出目的论;为让人实现道德“自觉”,建构了教化论;为强调道德的合理性,建构了义务论。儒家道德理论的形成,为儒学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经历了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历次变迁后,仍能对国人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之一。     

先秦儒学克制道德相对主义的三个向度

道德相对主义对主流价值观念的挑战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道德原则是否具有普遍必然性、理性能否认知道德原则、道德原则能否摆脱道德实践上的冲突.先秦儒学理清了作为普遍、必然的道德原则的仁与作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的礼之间的紧张关系,从而澄清了道德相对主义因混淆两者而带来的混乱;先秦儒学并未像道德相对主义那样认为道德原则无法通过理性证明因而不存在,而是认为道德原则是明证的,其落实依旧需要理性的认知;在实践上先秦儒家主张行权返经,强调在道德原则统摄下所作的变通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仁道,从而有效避免了道德纷争.先秦儒学智慧对克服当代西方道德相对主义具有启发性意义.     

儒家传统的调整与整合——评殷海光的道德重建论

殷海光的道德调整论,主张对儒家伦理持辩证分析,批判礼教的宗法专制主义,阐扬儒家的仁道理想。他关于道德原理恒定、具体德目变化的观点,超越了"除旧布新"的进化论观点,揭示了道德演进之常变交织的辩证过程。殷海光不赞同儒学与民主势不两立的"五四"命题,认为传统道德的伟大遗产可以和现代性并存不悖。他的整合儒家仁义、基督博爱、佛教慈悲与民主、科学的道德重建方案,超越了"五四""现代/传统"二元对立范式,而熔中西古今于一炉。此一"穆小姐"(道德)和"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的结合,填补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道德真空。     

孟子之“仁”本体论及其修养工夫论

文章提出,孟子是儒学“仁”本体论之完成者;“仁”本体论的理论实质即是先验道德主义,从而规定了孟子(儒家)之人格修养的先验主义工夫论;由此确立了儒家内圣外王之“内圣”路径,即所谓的儒学“道统”。     

宋代道德伦理观的诗学阐释

儒学在宋代撤起复兴浪潮.宋代诗学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儒家道德伦理的探讨,提出了道德判断第一、审美第二的诗论标准,强调民胞物与的忧患意识,倡导诗人个体的道德修养与完善,形成了极富宋型文化特色的道德伦理观.宋人的诗学道德伦理观不但增加了宋诗的道德底蕴,而且弘扬了中国儒学的道德伦理传统,应和了时风,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的发明及其对儒学创立的意义

儒学的创立赖于孔子的两个发明。第一个发明是确立了"道德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为道德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提供了前提;第二个发明是以仁释礼,为建立有机的道德体系奠定了基础。在这两个发明的基础上,孔子创立儒学,将许多富含道德精神的材料加以整合,纳入新的思想体系之中。儒学以道德来解释社会的变革,并试图以道德为工具、手段,重塑人生、整饬社会。     

《文心雕龙》“树德建言”的伦理思想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论述写作的。刘勰认为写作与伦理道德关系密切,所以书中有许多篇章涉及了伦理道德问题,蕴涵着丰富的伦理道德思想。刘勰宗主儒学,把立德不朽视为最重要的人生价值观。他崇尚仁、孝和忠等重要道德规范,把“师圣”作为主要的“励德”方法。刘勰强调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但没有用道德的评价来代替审美的评价。鉴于许多文人有不道德的行为,为了文德统一,刘勰倡导文人在遵守社会公德的同时,还要注意加强职业道德的修养。     

洪秀全与儒耶会通

如何处理儒家与基督教 (又称耶教 )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洪秀全的棘手问题 ,一方面他以儒学为知识背景解读基督教 ,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为标准批判、裁量儒学 ,表现了他信仰基督而又改易耶理 ,批判儒学又吸收儒学的二重性格。这二重性格一方面不期然实现了基督教与儒学的会通、融合 ,实现了基督教之本土化或曰中国化 ,另一方面造成其思想内部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冲突 ,为曾国藩的反击留下了缝隙。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朱子心性学与直感的判断力

自近代新儒家的开拓者们对宋儒学提出新的解释以来,学术界在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广泛的共识,即宋儒学对心性学的主张可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相当。因此,如果我们能利用康德的思想重新诠释宋儒学的话,必定能取得丰硕的成果,历史已经证明,牟宗三引康德哲学入中国儒学的努力是极为成功的。本文认为,将心性学与康德对道德的考察对接起来的做法,尽管在某种意义上激发了传统儒学的新活力,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内容。本文的着眼点在于,不从实践理性入手,而是以康德的第三批判为工具再来思考宋儒的心性之学,看看是否更符合实际情况。     

韩愈性论思想研究

韩愈时代,佛学以其心性本体论超越儒学,韩愈力图复兴儒学,必须在心性问题上有所建树,本文探讨了韩愈是如何意识到要原性问题的,并论述了韩愈性论的先天道德本质、性本为善、本源之性与现实之性及性情关系等特点,从而揭示了韩愈儒学复兴中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