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原繁的“和平构想”

南原繁在日本战后提出了放弃战争、“全面讲和”、不搞再军备、与世界“和平共存”、保持中立,构建“人类世界共同体”的“和平构想”.“全面讲和论”等政治主张,遏制了“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在日本死灰复燃的危险走势.南原繁所提出的“和平构想”依然对21世纪的日本学界具有极大的警策作用.     

赵东一：《同一又相异的东亚文学》

八十年代以来，东亚论一直是韩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热门话题。所谓东亚论可以概括为三个系统：一是社会科学论，强调韩中日三国构成政治、经济共同体或地域联合体的历史必然性；二是人文科学论，从批判欧洲物质文明的角度出发，对欧洲的知识文明亦进行根本性的质疑，     

东亚区域合作的困境与方向: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视角的分析

东亚合作进程走过了12年,未来能否会走向统一的东亚共同体?必须认清目前的困境,即东亚经济上的密切联接与政治、安全的分离并存的二元结构,而如何取得统一的区域主义政治认同,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欧盟的经验告诉我们,在相同或相近的政治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或是价值观乃至互为依存的安全保障体制的基础上,才可能形成一个具有真正内在关联的区域共同体。东亚区域主义萌芽还很嫩,只有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缓慢滋长。对于东亚一体化来说,最有可能出现、也最容易为各国接受的就是多元化的模式。在东亚合作的进程中,机制建设非常重要,中国、日本、美国、东盟在东亚合作中应处理好相应的关系,主要的努力是放在推动具有实质内容的功能性合作上。     

建构主义视域下的东亚集体身份认同研究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区域和平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重要议题,揭示文化与观念因素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建构主义理论认为,文化能够凭借共有观念塑造国家行为体身份,在明晰互构身份的演进中确立利益秩序,进而完成无政府状态下的集体身份建构。东亚集体身份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人类文明在区域层面的关键环节,集体身份认同对东亚区域的发展意义重大。通过对东亚国家集体身份认同及区域合作的历史考察可以发现,东亚存在构建一体化、区域化的先决条件：文化共性和共有观念。如何超越现实发展困境,实现对东亚政治文化的重构,建构由地域共同体到以集体身份认同为前提的命运共同体的飞跃,显得十分必要。     

新区域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安全共同体建设

新区域主义已经成为东亚地区一种重要的理论与社会建构。新区域主义的开放性等特点适应东亚地区的安全现状，同时东亚的安全形势也为新区域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在新区域主义理念的指导下，有助于将带有冲突性质的国家间关系的“安全复合体”转变为具有合作性质的“安全共同体”。本文试图从新区域主义的视角探讨建构东亚“安全共同体”的可行性。     

非结构性暴力视角下非洲对和平安全建设认知的演变与中国参与

近年来，非洲安全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非洲对于和平安全建设的认知经历了从“自我觉醒”到“自我升级”再到“自我主导”的转变，这对中国在前期与非洲安全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非洲和平安全建设提供了契机。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可以按照“两主一辅”的路线加强与非安全合作，推动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     

康德的和平构想:自由国家的联盟制度--重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

从对个体致知、审美、向善的孜孜探求 ,到对历史、政治、法律的哲学追问 ,康德晚年将批判的体系伸展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在《永久和平论》中 ,康德就永久和平何以可能这一问题 ,引入了一个由国家内部的共和制到国家外部的和平联盟最终达至世界公民体制的整体构想 ,其中 ,自由国家的联盟制是通向永久和平之路的核心一环。本文详细阐述了康德关于国家间结束自然状态以向普遍法治的国家共同体过渡的思想 ,分析了康德对这一观点的四层论证 ,在此基础上 ,着眼于康德批判哲学的先验方法论倾向 ,深入剖析了康德这一和平构想的理论困境。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方位探析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实质是建立在全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基础上,以和平非对抗方式,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是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外交理念;在坚持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过程中,是走向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过渡路径;在解决人类问题的拓展中,是彰显中国智慧与道路自信的中国方案。     

东亚能源共同体建设的背景、进程与前景——基于《能源宪章条约》的讨论

能源既是全球性问题,又是区域性问题,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相对稳定的安排,以反映相关方的利益关系.<能源宪章条约>的经济目的是建立促进长期能源合作的多边框架,其政治目的是促进东西欧国家和平合作.我们应该关注<能源宪章条约>的"亚洲维度",通过政策协调可以在区域层面采取集体行动,应对能源问题.以国际能源署和石油输出国组织为轴心运转的国际能源秩序建立,东亚缺乏有效的能源协调机制,竞争多于合作,这是东亚能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背景.当前东亚各国的能源合作与对话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双边对话机制、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机制、"东盟加中、日、韩"能源合作部长级会议机制.东亚能源合作的出路在于形成稳定有效的多边机制,将寻求与主要石油输出国建立战略双边关系的单方面依赖变为相互依赖,开展多边行动.东亚能源合作应该建立在全球能源相互依存的认识上,是市场机制和地缘政治的综合反映.     

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东亚历史海域的展开

日本政府于2013年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其外交战略处于不停顿的变化中.试图与国际海洋秩序对接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细化与延伸.在东亚历史海域推进的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经历了北向延伸至北冰洋和北极圈、在东北亚海域和东亚海域步履维艰、在东南亚海域遭遇"东盟共同体"的对冲、在印度洋海域与印度捆绑向东部非洲推进的动态变化历程.从安全共同体理论角度来看,它是冷战思维延续的产物,还不具有安全共同体的构成要素.从其措辞的细微变化看,其由"战略"向"构想"暗转的原因,值得进一步关注.     

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机遇与原则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 ,各国对多边安全合作的积极态度 ,朝鲜与他国关系的改善 ,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相互依存 ,为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提供了重大的机遇。只要切实按照平等参与、协商一致、尊重现状、循序渐进、以经促政的原则行事 ,一个充满活力、公正合理的东北亚安全机制一定能够形成     

“丝绸之路经济带”视野的中阿文化交流先行战略

亚洲"心脏"阿富汗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枢纽地带,是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纵深布局的关键一环。基于无边界理论视角,审视中阿文化交流先行战略必然性,建构其互利共赢机制,不仅关乎中国外交与国家安全战略、关乎中阿关系,而且关乎阿富汗民族国家文化重建、关乎中亚地区和平稳定与共赢发展。     

当前中亚反极端形势分析

随着中东极端分子向阿富汗和中亚转移,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南部与阿富汗毗邻的边界地区、中部的费尔干纳、哈萨克斯坦西部等成为暴恐风险最高的地区,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依然是中亚极端组织最主要的传播、招募和指挥手段。为打击极端势力,中亚国家相继出台反恐反极端或宗教发展国家纲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国际合作综合等措施遏制宗教极端和严打恐怖主义,各项措施总体上已发挥效果,依然存在综合反恐力量不足、传统宗教薄弱、法律不完善、地缘政治干扰等难题。中亚的安全对中国影响很大。宜把握"局"和"势"的关系,辩证且动态地对待与中亚国家的安全合作,推动事态朝着有利于中国西部安全稳定的方向发展。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中亚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防扩散控制

中亚各国在近20年的发展中基本保持了该地区整体的相对和平与稳定,但是各国本身所固有的多种不利因素,如边界纠纷、民族矛盾、毒品走私、宗教偏执以及与动荡的阿富汗毗邻等,一直刺激着该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滥用。小武器和轻武器的扩散及滥用不但会对所在国的人身、社会治安和安全环境造成危害,更会直接影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中亚邻国的安全与稳定,所以深入研究中亚地区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防扩散控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系统论视角的东亚货币合作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对文献的回顾得出的基本结论认为,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缺乏现实可行性。通过利用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构造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学模型,用这一模型分析区域一体化度和区域趋同度两个重要变量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并结合东亚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阻碍东亚货币合作的张力因素。     

郑和下西洋与亚洲国际贸易网的建构

西方殖民势力东来以前,15世纪初形成的亚洲国际贸易网,是当时世界上最稳定、也最为繁盛的国际贸易网之一。它的形成,与郑和下西洋密不可分。郑和使团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贸易使团,远航持续近30年,开通了海道,完成了中国对外交往从陆路向海路的重大转折,将"和番"与"取宝"结合在一起,在给区域带来和平与秩序的同时,所到之地进行互惠互利贸易,也促使国际市场繁荣,推动商业贸易兴盛,导向区域经济发展。由此东西方商路大开。郑和下西洋后,民间私人海外贸易以及移民海外热潮兴起。一种以东方的航海模式、贸易模式和国际交往模式建构起来的亚洲国际贸易网,繁盛地存在了一个世纪,直至西方殖民势力东来才有所改变。     

从国际合作透析对索马里海盗行为的打击

索马里海盗行为已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影响和破坏国际海运安全的问题之一，构成了严重危害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罪行。通过分析海盗行为的危害性、打击的必要性以及国际合作打击海盗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一些打击海盗的进路。     

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核心要素是把微观心理融入宏观国际关系中,三个层面是个体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表现为：俄印相互借重、制衡来自西方压力;大国心理根深蒂固,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把国家安全作为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主题。21世纪初国际背景下的俄印关系则体现为：政治与外交高层互访频繁;经济与核能大型合作;军事技术分享深入对东亚、南亚地区乃至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