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诗不是静安遗诗

本刊1981年第一期封底,刊载了周传儒先生提供的梁启超亲笔题诗的扇面照片。据周传儒先生在《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一文中说:“谢刚主好书法,毕业时,静安师亲书落花诗二首于扇面为赠。新会闻之,亦购一檀香木折扇,并照录二诗赠余。嘱曰:‘以此兼纪念王师也。’我保存至今。”最近,有江苏、四川读者来信指出,扇面上所题写的落花诗,并非静安遗诗,乃是陈宝琛所作。陈宝琛此诗是在己未年(民国八年,1917年)所作,     

谈蒋介石的遗诗《观文天祥遗墨有感》

192 7年蒋介石写的《观文天祥遗墨有感》 ,被当年的诗论家称为“典范诗作” ,但实质上则是他从愿意共产叛变为反对共产时的咏叹。蒋介石的行为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国家统一的目标。孙中山热切期望的“在亚洲的东方将建立起中华民族的统一的国家……让她的伟大震撼整个世界”的时代已经来临 ,任何花样的分裂国家和阻碍国家统一的图谋都同时代潮流相背离     

遗山诗原貌考

遗山诗—者因版本系统不一（有蒙古中统三年严忠杰所刻张德辉类次的全集系统和蒙古至元七年所刻曹益甫搜补的诗集系统）,再者因历代刊印无意讹误和有意改动,于诗稿原貌多有违离。我撰《元遗山诗集编年校注》,在这方面碰到的问题较多,现择几则求教于同仁。     

记柳亚子先生遗诗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柳亚子先生著杜甫之麻鞋,作管宁之避地,赁庑于九龙柯士甸道。榜其居曰“羿楼”,是取“后羿射曰”之意;并从事编著有关《南明史料》,用以见志。时余亦亡命香港,获与亚子先生邂逅论交,文字酬酢,先生除为先君子撰《袁蔚民先生家传》,并惠贻墨宝条幅一帧,书所作《“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感赋》七律一首:“说诗忍颂解颐匡,煮豆燃萁总断     

《诗观》及其文献学意义

清初人所选清初诗歌选本,既是一部清初诗歌发展的历史,更是丰富的清初诗歌文献宝库。邓汉仪辑评之《诗观》,是较为典型的一部。它不仅规模巨大、收诗完备,而且能使我们了解清初诗歌文献的传播过程,具有较高的校勘和辑佚价值,更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清初文学史料,文献学意义非常重要。     

徐淑及其《答夫诗》

一、生平及思想东汉女诗人徐淑,生卒不详。今言其籍贯,多据《玉台新咏》秦嘉赠妇诗三首之序文“秦嘉,字士会,陇西人也”的说法,称徐淑为陇西(今甘肃临洮南)人。其实,《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九《人物志》列女四条下对徐淑的介绍:“汉秦嘉妻徐氏,字淑,平襄人。”义据同书卷四《舆地志》:沿革表:巩昌府:通渭县下注明:“平襄县,元鼎三年兼置天水郡治焉;后汉属汉阳郡;三国、晋均为平襄县;南北朝省;隋、唐均为陇西县地;五代无置;宋熙宁初筑通渭堡,元丰中升为县,属巩州,崇宁五年废;元、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三家诗遗说考》考论

陈寿祺、陈乔枞父子在借鉴王应麟及清范家相等辑佚成果的基础上,对三家《诗》进行了全面辑佚研究,成就了清代三家《诗》研究史上的杰作《三家诗遗说考》。陈氏父子的考订呈现出以下特点:贯彻师法、家法宗旨,推求遗说;钩沉遗说,范围广泛,内容丰富;考订精审,间及校勘古本;把自己推崇三家《诗》义的观念,融汇到对材料的收集之中;纠正前人误说,指出传本之误;善于比较。     

陈学昭的两首遗诗

在中国现代女作家队伍中,陈学昭是屈指可数的与祖国东北有着渊远联系的作家之一。抗战胜利后,她从延安转赴东北工作。在长达数月之久的紧张而劳苦的长途跋涉后曾写下《擦枪》和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抚松山馆诗序

有清道咸之朝邓弥之王壬秋两先生以诗雄湘中名满天下而郭筠仙侍郎王葵园阁学亦皆善诗四子者皆尝与吾族祖子寿公相唱和族父幼吾大令少与公同     

《诗归》对阮籍《咏怀诗》的批评及其论争之意蕴

钟惺、谭元春在《诗归》中以"厚""真"为标准对阮籍《咏怀》诗持批评与贬低的态度,认为其既不如此前的《古诗十九首》,又不如唐代的《感遇》.这种贬低一方面源于他们独特的诗学观,另一方面又与他们对阮籍性情、诗歌特点的认知有关.此外,还有针对七子派复古诗学——尤其是对李攀龙《古今诗删》不满的现实因素.《诗归》对阮诗的评价引起了明清诗论家激烈的反驳,这其中固然有钱谦益、陈子龙等人的影响,也有易代之际的时代因素,但批评者大多还是立足于诗学本身.他们认为钟、谭不过是"尚奇""好尽""浅陋",故多重申《咏怀》有性情、多蕴藉,潘德舆则从性情之正摈斥《咏怀》和陈子昂《感遇》而扬张九龄《感遇》,客观上又扩大了《咏怀》诗接受史之丰富蕴含.     

青天片石写沧桑——《张雨僧狱中遗诗考》略评

近日拜读张尔进先生所著《张雨僧狱中遗诗考》,深感其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在本世纪末,作者将一位被埋没达四分之三世纪之久的杰出的英烈、诗人的遗作及其事迹呈现给读者,不仅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用烈士那慷慨激越、慑人魂魄的呐喊激励当代的人们,告别旧时代,迎接新世纪,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献身。《遗诗考》作者的诗情用意在于“愿借青天成片石,挥毫万丈写沧桑”。这部书的价值不仅在于通过考证烈士遗诗展示了近代西北文学史的一个侧面,更在于展示了张雨僧烈士的革命活动及其人生价值观。“男儿自有精神在,损志宁理…     

论徐光启《诗》学及其贡献

明代是《诗经》研究由经学向文学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徐光启代表了这个时期《诗经》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于汉儒“美刺”“比兴”说与宋儒“纲常”“义理”说之外,从《诗经》文学的本质出发,提出了“《诗》在言外”的《诗》学理论,为《诗》学研究的转向,完成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并以此理论为核心,对《诗经》作品从多个角度作了认真、细致、全面、深刻的分析,在晚明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中国《诗》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诗》的编定及其文化使命

尽管当今学者对孔子编《诗》删《诗》提出了种种怀疑,而文献却在证实着司马迁这一记载的可信性与合理性。孔子于编《诗》中,寄寓着巨大的文化期盼,由此而使《诗经》承载起了两项巨大的文化使命:一是"文化复兴",二是"文化承传"。就"文化复兴"而言,主要是:在制度的层面上,复兴礼乐文明制度;在人伦道德的层面上,修复世道人心;在风俗的层面上,恢复"王化"时期的社会风尚。就"文化承传"而言,主要是建立以《诗经》为代表的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使这一文化万代相传。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奥秘正在于此。     

《左传》引诗与《诗》的经典化

文章从“引用”修辞格的角度对《诗》的经典化进行了研究.从引诗体例来看,春秋时期语《诗》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系统,这一系统大致按国别进行分类,而不是按“风”、“雅”、“颂”来分类.最晚到春秋中期时,《诗》已经取得经典的地位,其经典化大致沿着礼仪用乐和言语交际两条路径进行的.     

《荀子》引《诗》考论

《荀子》一书,在议论之余,每每引《诗经》为证。《荀子》所引《诗经》,与今本《毛诗》相比,文字全同者占大多数,也有少数同于《三家诗》而异于《毛诗》者。这些文字上的差异,大多属于同音或者声近通假。从《荀子》引《诗》中,可以看到荀子对诗句的理解以及他所赋予诗句的新“义”,其实这就是荀子的《诗》学。从文义与《诗》义的关系这个角度分析,《荀子》引《诗》有五种类型。探寻《毛诗》及《三家诗》与荀子的关系,可证《毛诗》确是出自荀子,《三家诗》中,至少《鲁诗》、《韩诗》也与荀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论《孟子》引《诗》

<孟子>是"四书"中引用<诗经>篇幅、次数最多的儒家典籍.大量的引用体现了孟子思想对<诗经>的承袭与推衍.文章立足于"四书"与"经"的内在联系,从方法论与价值观的两个维度对<孟子>引<诗>进行了阐述,详细讨论"以意逆志"的诗学方法、孟子的仁政理想等经典命题,以期更准确地把握圣学的价值.     

谢灵运妙用《诗》典与六朝《诗》学新变

《诗经》作为重要的文本参照与典故来源,参与到谢灵运的模山范水与游览遣怀.大谢用《诗》之妙,既得益于自身才华,也与当时学术风气密切相关.考察《诗经》在六朝的传播,官学不振、私学兴盛影响到文化学术的家族化.而缘情绮靡的文学风尚,又促使《诗经》的接受抛开了政治伦理的拘囿,朝着“诗赋欲丽”的方向一路高歌.上述《诗》学新变,在谢灵运山水诗作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孔子前《诗》的流传与《诗》学观的变化

西周人引《诗》作为君王施政比照;春秋人的歌《诗》、赋《诗》、引《诗》活动扩大了《诗》的社会适用范围,《诗》的社会工具性特点也越来越明显,从而引发了《诗》学观从"以《诗》为史"到"以《诗》为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