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都澳到鼓浪屿——闽浙总督许应骙涉外政务观考论

福建三都澳是晚清首批自开商埠之一,其开埠实质工作是在许应骙出任闽浙总督之后进行的。厦门鼓浪屿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唯一主动开辟的租界,许应骙欲借美、英等国势力牵制日本,藉收保护中国利权之效。三都澳开埠与鼓浪屿公共租界设立,虽然性质不同,但均是晚清福建对外开放之举,又体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清政府官员"被动之中力求主动"的发展观。但是,许应骙等地方官员的主动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又是被迫而为,并受制于当时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动的发展"和"发展中的无奈",正是这一时期许应骙等清政府有识官员面临的一个悖论。     

“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

地方自治是晚清民间吁求之一,立宪派、革命派将其视为民主建设的基础。新政开始后,清政府将地方自治纳入改革范畴,对如何改革,各级官员有不同看法。为稳步推进,清政府在天津进行了自治实验。在此基础上,推出地方自治的最终方案,其实质,就是在官方监督下,建立分权制衡式的自治组织,并在不影响官方税收的前提下,筹集资金开展地方建设。这种"官治"色彩浓厚的"自治"方案,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清朝灭亡的诱因。     

晚清中外官员的往来仪节问题

自签订《中英江宁条约》後,清政府陆续开放通商口岸,各国政府也纷纷在这些通商口岸,设置领事馆,负责与中国地方官交涉商民事务。但因中外双方没有明文规范官员间的往来仪节,中外官员多自行其是,接待规格有高有低,容易产生误会。时间一久,各国领事和地方官员都感到困扰,屡生龃龉。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後,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以"马嘉理案"为契机,要求清政府明确规范中外官员往来的相关仪节,遂制订《中外往来仪式节略》。由於中西礼仪概念的差异及国际秩序原理的冲突,让《中外往来仪式节略》虽提高了外国领事与外国传教士的礼秩位阶,得与越级与地方督抚公文往来,却未能彻底解决中外地方官员交涉冲突的问题。     

清政府"新政"时期基督教政策的嬗变

清末"新政"时期,清政府在沿用以往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的基础上,以"辑和民教"为基本出发点,对基督教政策作了部分调整.这些政策变通多少弥补了传统基督教政策的不足,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和清政府的妥协态度,这种修修补补的应对之策不可能给清政府带来真正的"辑和"效果.     

两司与清末外交

清末,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步步深入,地方官员办理外交事务者逐渐增多,并且范围不断扩大,进而两司发展为近代中国独特的地方交涉机关。两司作为地方行政事务的主管机构,在地方外交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清政府利用两司办理外交事务,既能贯彻其外交在外的行政方针,又能满足其天朝上国的虚骄心理,更解决了地方无外交机构的弊端。     

《清代职官年表》山东布政、按察两司官员族籍勘补

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然其中所载山东布政使、按察使两司官员的族籍有漏误,根据《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及各地方史志等基本史料对其误漏处进行勘补,当有裨于相关地方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罗泽南及其弟子与"同治中兴"

罗泽南及其弟子为“同治中兴”的出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军事方面,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对晚清兵制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政治方面,他们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罗门弟子中担任高官者还大力整饬吏治,积极兴办洋务,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教方面,罗氏师弟在致力于维系社会风化的同时,兴办书院、义学,恢复科举考试,对于恢复战后地方文教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     

乾隆三年宁夏府地震考

乾隆三年底 ,宁夏府发生强烈地震 ,造成 5万余人死亡 ,城垣、衙署、民房百无一存。清政府特派钦差 ,会同地方督抚及宁夏八旗驻防将军等 ,处理抚恤、赈济、重建等事务 ,并分别对赈灾之官员等进行奖罚。通过考证清政府对此次地震之处理情况 ,可以了解清前期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等 ,其方式、方法 ,于今或有可借鉴之处。     

"丁戊奇荒"之际晋南方官员的善后措施--以解州知州马丕瑶为例

"丁戊奇荒"之际,受灾地区地方官员在赈灾的同时,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进行善后工作.其中,解州知州马丕瑶把善后工作的重点放在清丈土地、均减差徭、整顿仓廒、鼓励民众参与生产、进行社会教化等方面,这些都是备荒建设的重要措施,一定程度上利于恢复和提高地方防灾防害的能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但也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端.     

论明代省级官员的选任资格

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由何种职务简任及其籍贯和出身都有一定要求.在巡抚制度形成之初,巡抚多由中央官员简任,随着景泰以后巡抚制度步入正轨,巡抚逐渐向地方官员转变.明后期,国家局势动荡,政府又多派遣中央官员任职巡抚.这种变化过程是中央对地方统治方针调整的反映.布政使和按察使的选任在明前期以从本衙门升补者居多.明中期以后,两司开始交叉混补.省级官员无论由何职简任,都优先考虑邻省官员.政府对他们的籍贯选择也尊重这样的地缘因素,除邻省之外,浙江、江西、南直等经济文化发达省份也是重要选择.这种选择与其出身关系密切.明省级官员几乎都出身进士,而东南各省进士额数相对较多.明政府对省级官员的选任方式利于地方行政的运作,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被其后的清政府所继承.     

论明代抗倭援朝战争时期的山东海防

明代万历抗倭援朝战争时期,山东海疆形势严峻,海防地位凸显。面对严重的海疆危机,朝廷官员积极献言献策,提出了颇有见地和富有价值的筹海理论,以优化海防布局,完善海防体系,强大海防实力,确保海疆的长治久安。明廷和山东地方政府也积极筹划,建设海防。经过一番努力,山东海防得到了重建和增强,出现了诸多新的变化,为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东北亚地区秩序的稳定提供了有力保障。山东海防的这段史事,为我们今天"海洋强国"梦的实现提供了一些有益借鉴。     

清代前期台湾选官协办制度初探

清代康熙统一台湾之后实行边俸之制,台湾各级官员任期三年。雍正七年(1729)实行选官协办制度,台湾道员、知府、同知、通判、知县任职一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雍正八年调整为任职二年之后再派员协办半年,随后再经微调,至乾隆八年(1743)基本上回到康熙时期任期三年的原点,从而取消了协办制度。协办制度是清政府考虑到在台湾任职较为艰难的实际情况,而优待体恤赴台官员的变通办法,是清代台湾选官制度的一场小试验、一个小插曲。协办制度的推行,表明清政府对台湾的重视及其对选调赴台官员的慎重,是强化理台政策以加强治理台湾的重要表征。康雍乾时期如此重视台湾,又如此想方设法加强治理台湾,可见如某些论者所谓清政府前期"消极治台"之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 "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

目前,中国地方政府负债所隐含的财政风险越来越严重.在将县市政府的债务重新分为主动负债和被动负债之后,本文运用"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来解释中国地方政府为什么会主动累积各种负债进而累积财政风险.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制度环境、官员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经济增长和地方政绩是以财政风险的不断增加为代价的.因此,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控制财政风险,从根本上来看需要在财政体制之外进行努力,改革目前的干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超越"专制"与"民主":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的比较优势

治国之要,唯在用人.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作为一个"模式有机体",在领导力量、价值取向、运转方式上与"专制"和"民主"体制下形成的官员选任模式相比,展现出明显的模式优越性.新中国选贤任能模式通过政治守正提升模式有机体"免疫力",通过文化创新提升模式有机体"精气",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强壮模式有机体"骨骼",为超越"专制官员选任模式"和"西方民主官员选任模式",提供了政治保障、文化支撑和制度支持.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论我国体制转轨时期政府的"经济人"现象

转轨时期政府"经济人"现象的表现有:政府官员及工作人员对个人利益的追求;政府各级部门及地方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政府组织对各自利益的追求。控制政府的自利性关键在于健全行政责任制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     

中国近代史上筹建基层民意机关的最初尝试

19世纪末,经过宪政准备和天津自治实验,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等法规,在全国城镇乡、府厅州县实行地方自治,建立基层民意机关。清政府有关基层民意机关的法规内容较为翔实,组织构成较为完整,给予了一部分士绅的参政议政权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清政府设置基层民意机关"辅佐官治之不足"的立意明确,又辅以许多条款限制民权的行使,所以,它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加之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清末基层民意机关基本没有建立。     

等级授权制下的宋代地方政治

在中央集权等级授权制下,宋代地方官员的主体皆由中央直接任命,从中央到地方贯彻的是"与士大夫治天下,而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治国原则,"足上供"是地方官员和地方行政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和宗旨,贪腐丛生、勾结豪强等问题遂层出不穷,成为宋代地方政治的主流和常态,从而导致广大民众在承受沉重赋税的同时,往往还要受到地方司法腐败的困扰,以及地方豪强的残酷欺凌。少数清官廉吏的存在,亦无法从整体上改变当时地方官员"贪吏十九"的局面。     

18世纪法国"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及原因

"饥荒阴谋"谣言的盛行是18世纪法国的一个独特现象.究其原因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认知,即官商结合的谷物供给模式是造成"饥荒阴谋"谣言泛滥的制度因素;民众对生计的担忧以及对"道德经济"观的捍卫是"饥荒阴谋"谣言滋生的温床;地方官员和文人对"谷物丰裕说"的信奉,对绝对王权的批判促进了"饥荒阴谋"谣言在更大范围内传播.     

清廷督导下的地方自治运动

190 9年 1月 1 8日 ,清政府正式颁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至此 ,在清政府的直接规划与督导下 ,地方自治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不同 ,由于清政府的介入 ,使得地方自治运动既得到政府的支持 ,又受到政府的控制 ,自治团体的参政活动只能在政府的框定下进行。这种参政活动 ,无疑既有其便利之处又有其受控之处。本文从自治机构 (或团体 )、自治研究所、自治范围、选举、自治功绩等方面进行探索 ,以观其这一阶段地方自治的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