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治理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在农村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其基本特征是乡镇政府作为国家的基础政府,依法行政,村设立村委会,依法自治,乡镇政府"指导"村委会的工作。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为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提供了契机。     

构建良性互动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应坚持自治为本、德法结合,将自治、法治、德治的原则和技术有机嵌入治理实践中,实现三者的良性互动,最终达成乡村善治。自治为本,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村民自治就是按照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本要求,村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在法治框架下依法处理自己的事务。法治保障,维护乡村社会稳定。当前,我国需要尽快完善农业     

后简政放权时代的乡村治理

<正>比较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应该是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社会中介组织、村民等多种治理主体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通过这种多元合作治理模式,乡镇人民政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及其他社会组织和村民等都能平等、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对乡村社会各项事务的管理中,并通过各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平等合作,维护和实现乡村公共利益,推动农村社会有序良性发展。要明确县级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和责任,使其担负起乡村治理的财政保障职责,并监督乡村良治在本区域的顺利实施。要切实建     

“南川模式”：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依法行政，村(居)民自治，优质服务，政策推动，综合治理是新时期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工作方针。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从20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南川市认真推行了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其作法，被重庆市计生委领导肯定为群众充分自愿、高度自治的“南川模式”。     

千名村官调查

调查显示，就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51．3％的村千部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4％的村千部回答“说不清楚”，只有44％的村干部回答是正确的，认为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寻求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运行新机制

村委会实行直选后,如何健全民主 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村民 有序的政治参与?如何突出村级党组 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理顺党支部与村 委会的关系?如何完善村党支部领导 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这些问 题在有序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方 面,仍然是需要认真研究并解决的关 键问题。在完善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 自治运行机制的前提下,把党支部工 作、村民自治、民主监督有机地融于一 个制度体系,成为一个新型的有效的 村级民主管理新机制。 一、突出党支部领导核心地位,落 实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自治机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基     

乡镇政府对村民自治组织的管理服务创新——以绍兴县夏履镇为例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深化乡镇机构改革,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完善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制度,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乡镇政府直接面向村民自治组织和广大村民,那么加强乡镇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夏履民主程序”以及村级社会管理模式是夏履镇与村民自治组织合力探索的创新成果,借鉴其创新成果有助于推动其他地区的社会管理工作。     

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结合统一研究

实现乡镇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是我国目前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有效出路。这种治理模式历经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多丰硕的成果,但问题依然存在,如村民自治组织—村委会与乡镇管理部分关系处理不当。为此,在新形势下,乡镇管理部门与村民自治的有效结合,不能仅以理论成果为支撑,更要从当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分析研究。本文首先对我国村民自治与乡镇政府管理现状进行了阐述,之后对产生的矛盾及冲突进行分析,依据分析结果,为实现两者有效结合,提出了一些策略。     

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冠名合作社——以福建省仙游县村经济合作社为例

本文对福建省仙游县村经济合作社的运作进行了实证研究。第一部分从村经济合作社是否遵循合作社原则、管理机构实际运行状况及在村民自治制度下的组织成本进行了分析 ,论证了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必要戴合作社帽子的结论;第二部分通过对5个村经济合作社由村民委员会代行其领导机构职能这一管理模式实现村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的案例分析 ,从实践层面验证了在村民自治制度下村民委员会代行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机构职能的可行性;第三部分根据农村集体资产实行承包、租赁、参股等经营 ,已从直接经营领域退出 ,村里主要负责村集体资产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建议将村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界定为资产所有者和管理单位 (尤如国有资产的管理部门 ) ,而不是一个企业性的经济实体 ,由村民委员会直接管理     

村民自治：中国特色的农村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重要形式，它帮助了基层政府管理，改善了国家与农民的关系，扩大了农民利益诉求的政治渠道。但是，实践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立法上的不完善，权力结构的不协调，法制意识不强等等。为此，应不断完善村民自治配套建设，正确处理好村委会与乡镇政府、党支部之间的关系，增强村民法制意识，建立有效完善的冲突解决机制和监督保障机制。     

“三农”问题困扰下的中国乡村治理

自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以来,中国乡村治理基本上实行了乡级基层政府加村级自治和民主选举的治理模式。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认为,乡村自治和基层民主选举推动了乡村民主化的进程,并对中国政治民主化和农村政治稳定有着积极的影响。最近有学者仍然认为,由于宪法和法律有关村民自治的制度安排,国家的行政权力被限制在乡镇一级政府,村民委员会授权主体由乡镇政府转向村级社区的选民,这意味着以“命令—服从”为特征的传统国家与农村社会的关系模式开始瓦解,国家在农村的行动方式开始法制化、契约化和政策化。因此,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扮演了农村社会…     

完善乡村治理机制 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探讨

乡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面临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的基本原则和重点举措: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的资源要素交换制度,大力培育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村党的组织和村民自治制度,转变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服务资源,加快构建城乡流动人口社会管理和服务机制。     

村务契约化管理

村级事务契约化管理,就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前提下,把法学和经济学中的契约关系引入到村级事务管理中,通过合同、协议等书面形式,对村级事务特别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事项进行规范,明确村组织与村民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履行的时间和责任,把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及村规民约具体到契约中去,使村级事务管理公开透明、责权明晰、执行有据、运作规范,形成有法有据的长效管理机制。     

“元治理”理论视域下的乡村治理精细化——基于湖北省荆州市S村的调查分析

以湖北省荆州市S村为研究范本,从"元治理"理论视角考察该村的治理精细化过程,研究发现:该村的乡村治理精细化主要表现为政府主导与村级自治有机结合、双重发力,但在实践中存在治理预期与村民诉求错位情形。提升村级治理效能,需要充实、培强村干部队伍,培育村民的治理主体意识,合理赋予村级组织权力。     

注重理顺村两委的关系

在新形势下,如何正确处理和协调村两委的关系,进一步确立村党支部在农村工作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各级党委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当前村两委关系的四种主要类型一是协调型,也就是“黄金搭档”型。村支书、村主任个人素质较好,能发挥一班人的作用,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二是直线型。村支书和村主任一个能力很强,一个能力较弱,导致村里大事小事被其中一人包揽,形成了家长制的领导方式。三是对立型。双方依靠各自的家族、宗派势力,各行其是,分庭抗礼,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也影响了村民自治的有效开展。四是游离型。有的人虽担任村主要领导,…     

公社制度与中国乡村的未来

从目前看,中国乡村发展主要存在三大矛盾:一是生产的“小”与市场的“大”的矛盾;二是政治的“强”与经济的“弱”的矛盾;三是物质的“实”与精神的“虚”的矛盾。要解决好这三大矛盾,应积极推进“六化”,一是应以自治化、民主化为原则,大力推进乡镇体制改革;二是积极推进经济层面的规模化、合作化和技术化;三是积极倡导乡村新文化,应对传统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否定之否定,建立一种自治公社体制。     

构建党领导下的农村民主治理新模式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完善村民自治,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的要求,这为探索建立农村民主治理新模式指明了方向。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深入剖析一些先进村由治变乱和落后村由乱变治的基础上,着眼于改革完善村级治理结构,调整理顺村级组织关系,我们提出了“党支部抓大放小,领导核心作用发挥到位,村民会议(村代会)由虚变实,决策监督作用落实到位,村委会依法管理,职责权力行使到位”的农村民主治理思路,初步构建起村党支部领导下的村民(代表)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村委会依法独立执行管理职权的民主治理新模式。 “党支部抓大放小,领导核心作     

关于信访工作“桃花模式”的思考

近年来,湖南省新宁县清江桥乡桃花村从“美丽乡村”建设中脱颖而出,创新“村事民管、村事民做、村事民治”的基层治理新模式,走上了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实现了从“上访问题村”到“文明和谐村”的华丽转变。这个转变饱含了桃花村人的耕耘、也深含了桃花村人的思索。走进今日的桃花村,我们感悟到的是:“村民自治拨云雾,桃花模式见笑颜;人心向善共协调,是非权益齐公论”,村民协商自治模式给桃花村带来了从里到外的根本转变。     

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关系异化及其修复——基于对贵州省B乡“美丽乡村”建设的考察

农村利益主体间的关系表现是农村社会治理现状的真实写照。乡镇政府、村委会、农村合作社和村民共同构成了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四元主体",但因权责配置失衡、治理参与主体非结构化安排、村民选择性公共参与逻辑、治理机制不健全且碎片化以及规范化治理制度供给不足等,主体间关系呈现出"行政指挥—迎合执行""乏力参与—双面回应""权威下达—消极服从"和"利益汲取—惯性依赖"的异化特点。对此,为了有序和深入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活动,需要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和村委会间的主体权责关系,明确乡镇政府和村民间的主体地位关系,培育村委会和村民间的主体信任关系,界定村委会与农村合作社间的主体运作场域,提升村民的自治与话语表达能力。     

浅析加强村民自治的六大对策

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理顺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关系,解决基层党组织不适当地干预村民自治和村民自治组织动摇党的领导权威问题;深入开展村民自治示范活动,解决村民自治缺少经验和各地工作不平衡问题;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解决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素养差问题;加强农村法治建设,解决村民自治的社会法治环境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