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宗教的缠绕和融合--论许地山与宗教文化的关系

作为一个对宗教经典十分熟悉的学者型作家,许地山在他的小说里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宗教意象,他的作品中艺术与宗教可说是互相缠绕、互相融合、密不可分.他既不用爱与美的理想来解释人生,也不用苦闷和悲哀来总结人生,而是以宗教思想为核心来探讨人生,并借作品抒发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无论是他的人生态度还是他的作品,都体现了佛教、道教以及基督教三者融合的影响.     

中西宗教文化管见

本文从语言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出发，对汉民族和北美的大众宗教信仰进行了初步探索，指出了人类心理中宗教观念存在的普遍性并探讨了宗教文化的发展趋势。     

地方志文献汇纂与中国宗教史研究的新趋向

地方志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献资料库,蕴藏着极其丰富而宝贵的中国历代地方社会的佛教和道教历史信息,展示了较佛教《大藏经》和《道藏》及各种"正史"文献更加真实、生动和具体的佛教史和道教史。《中国地方志佛道教文献汇纂》的推出,必将促使国内外的中国佛教和道教史研究从以人物和思想为中心的线性史研究走向以道场(寺观)为中心的立体史研究,从以往的单线条静态史研究走向多维时空的动态史研究,并将改变过去在三教关系、政教关系等重大问题上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为中心的思想史和政治史解释模式而趋向以民众现实需要及其生活方式为中心的社会史解释模式。     

美术的宗教情结

美术与宗教是相通的,艺术家与宗教家的敬业精神是相同的,美术和宗教在诸多方面相互渗透,美术家的精神内质与宗教家近乎相同,美术创作中的特殊思维与禅宗相接近,艺术境界与禅宗几近相同。     

美术的宗教情结

美术与宗教是相通的,艺术家与宗教家的敬业精神是相同的,美术和宗教在诸多方面相互渗透,美术家的精神内质与宗教家近乎相同,美术创作中的特殊思维与禅宗相接近,艺术境界与禅宗几近相同。     

从王阳明与贝克莱的对比看晚明心学的宗教转向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中,王阳明和贝克莱都被认为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在一定意义上昭示了二人思想的相似性。通过对王阳明的“心外无物”和贝克莱的“存在即是被感知”的理论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阳明心学与贝克莱的观念论在认识论和学说宗旨上的亲近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阳明后学的宗教学转向。     

论宗教与宗教文化

宗教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不属于同一概念。“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它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消亡;而宗教文化属于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宝库中的财富,它将在人类社会中永存。所以二者不可混为一谈。     

宗教之天与老庄之天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中,学界一般认为天概念在老子和庄子的视野和言语中是单纬度的,即仅仅是自然之天。事实上,老子与庄子的天概念同时兼具宗教之天与自然之天两种内涵,既是被人们事奉的宗教之天,又是包括自然现象在内的自然之天。在老庄的哲学体系中不是矛盾的,与其最高哲学范畴“道”也是一致的。     

缘--丰子恺与宗教

丰子恺以画闻名,其文也颇为不俗,然而,不管是文还是画,在其中都贯穿着一种内在的神韵,也是丰子恺整个创作体系的精神核心,我们可以将它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缘。这种缘是丰子恺作品的由来,又是丰子恺作品的归结所在,既是因,也是果。它与宗教密切相关,但却并不是宗教思想在文学艺术中的单纯再现,而是丰子恺综合了他全部的人生经验来探讨人生终极价值所得出的深刻领悟。     

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

晚清时期,官绅试子会馆、工商会馆和移民会馆随着社会变迁的加快,出现了不同的演进趋向。官绅试子会馆与全国整体的政治形势以及本籍官员的政治沉浮密切相关,科举变革以后,会馆政治化色彩趋浓,会馆管理日益被纳入晚清和民国政府的视野。工商会馆在完成了内部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城市公共建设中日益显示出积极的作用。移民会馆则继续向待开发区域拓展。因此,晚清会馆的发展,并没有在整体上呈现出衰落的景象,只是其功能发生了一些迁移。     

阳明心学与明中后期审美范畴的确立

明中后期,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流播,其在文学领域的影响亦在扩大。文学审美观念和方式发生了变化,由理性认知转向感性体认,审美范畴的确立也具有了感性视角下的独特性,以"趣"、"乐"、"狂"为代表的审美范畴成为审美领域的中心话语系统,开启了清代的审美发展方向,使明清时代的审美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呈现出具有思想解放色彩的鲜明个性。     

晚明哲学思潮对董其昌美学思想的影响

董其昌的美学思想受到晚明心学的影响,但由于他从晚明保守主义禅学的角度去阐释王学左派的思想,从而心学左派思想的激进色彩在他的美学思想中消失,这样,他的美学思想消除了李贽美学的危险性,又较复古派的思想圆通、放达,因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辩证性。他的艺术本体论———士气说的建立则主要受其庄学思想倾向的影响。     

阳明心学与晚明文学中的重情思潮

心学主张良知"彻上彻下",反对割裂形上之性与形下之情,在心学学者看来,情与性处于为物不二的状态,故情具有浓厚的心性学价值,真情即至性。王学所言的本心是万理毕具、虚以应万物的至善本体,恶是心体迷失本来面目也就是不真的后果,真与善在心学中几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情恰具有真挚无伪、直入人心的特征,因此,便具有了重要的心性学价值,情深便可体道,也唯有情深方可体道。因此,受心学影响,晚明文学中的情是高度道德化的,真情即理本身。晚明文学中的情与儒家哀而不伤、怨而不怒的中和之情在审美形态上有所区别:它肯定情感的强烈,并将其视为"真"的必然后果。晚明的情对"理"还具有推动作用,晚明文人关注形而下的人情日用,主张因情制礼,将人情、人欲之大同视为理的基础与准则,拒绝礼的僵化与异化,从而赋予理以周流变动、与时俱进之义。     

明中后期的居士佛教初探

从明代万历初期始,居士佛学兴盛。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是遁入空门又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信佛的官僚在都市的结合;另一种是厌世的文化人和劳苦大众同中下层僧侣在山林的结合,而居主导地位的是前者,正是这种结合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明后期的居士们或念佛参禅,或诵经并潜研佛理,禅净合一的修行法门乃是最常见的修行方法。当时的居士大多当初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后来由信仰孔孟儒学转而信奉王氏心学,再而皈依了佛教,所以在哲学思想上反映出了禅理与心学相杂,又处处倡言儒释融通的特点。     

心学视野下明代的《西游记》批评

明代＂心学＂的兴盛,对当时的小说无论在创作还是批评上都产生了较深的影响。明代关于《西游记》的批评主要有：世德堂本中陈元之的《序》和其中的夹批,李评本,谢肇淛等人的评点和评论,在这些批评中均渗透着当时的＂心学＂思想。故本文拟就对明代受到＂心学＂影响的《西游记》批评做系统的整理,并在此基础上作客观的分析、评论。     

山人与晚明社会

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山人在晚宋一度活跃。明初山人敛迹 ,抵明中叶以后复演为极盛。晚明山人以能诗为特征 ,以游历于达官富室为谋生手段。山人在晚明的盛行是由于经济繁荣条件下对于高雅文化的普遍追求、政治黑暗、科举入仕道路的壅塞、佛道思想流行造成的出世心理和心学影响下的任情适性的士风 ,以及儒生与文人的混合。作为一个寄生的阶层 ,山人之主流的社会行为为谋食所需而污。山人之盛反映了知识分子脱离传统儒家人生道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文学上对晚明飘逸闲适的文风颇有影响     

晚明北方王门心学巨子赵维新哲学研究

晚明儒家赵维新隐居于山东聊城乡野,不求闻达,潜心问学,得心学大要,以顿悟为教,以道援儒,汇通佛儒,体现他作为北方阳明后学重镇对中国哲学的融合与创新。赵维新透过对真心、真性等心体与形体哲学范畴的理解与重新建构,直指人心,与阳明心学的直觉主义相契,体现出较为虚空高明的思维特色。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晓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从纳妾问题看天主教在晚明的传播与接受

纳妾问题是晚明在华天主教发展中的一个巨大障碍,是当时中西文化矛盾冲突的焦点之一。耶稣会传教士在对中国传统蓄妾习俗的批判中,多立足于天主教教规和西方家庭伦理,从制度失当和社会危害等外在层面进行论证。而中国士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的过程中,则多立足于儒家道德规范,把遵持一夫一妻制视为守贞的修练方法,将之吸收内化为宋明工夫论的一项道德实践;他们以“内圣外王”为出发点,以改造晚明道德失范的奢靡风尚为目的,希望能挽救大明王朝的社会危机。本文尝试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入手,分析晚明天主教本土化的特殊历程,探讨中西文化间对话及相融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论晚明启蒙思潮与晚明人的觉醒

晚明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下坡路的时期,这一时期,商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新兴市民阶层崛起.作为理学异己因素的启蒙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渐渐走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前台.启蒙思潮的兴起,不但对理学思想给予了一定程度的颠覆,而且在张扬人性自主精神的同时,唤起了人们的觉醒.晚明人的觉醒与魏晋时期的人文思想解放相互辉映,绘就了我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史上的两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