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中国书院教育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时期朱熹、陆九渊、张栻等一些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过论述,他们主张书院应以道义教育为重任,不可堕入利薮。南宋书院义利之辨对后代书院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崇义抑利的思想在后代书院薪火相传,结果使历代书院造就出了一批批以传播道德学术为职志的士人。义利之辨发轫于先秦时期,在中国社会广泛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义利之辨有崇义抑利、抑义崇利以及义利并重等多种思想主张。中国书院义利之辨中的崇义抑利思想不仅对昔日书院教育有着巨大贡献,而且对当今学校教育有着重要启示。     

先秦儒家义利观浅析

先秦儒家义利观浅析何志强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核心问题，也是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探讨论争的重大理论问题和文化问题。其中，对中国古代义利思想争论较多的是对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时代影响的看法，至今仍然众说纷坛，褒贬不一。社会...     

儒家义利观浅析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其造说于先秦诸子,儒、墨、法三家犹重(道家崇尚自然,而“义”“利”均属人为,故同为道家所不齿)。基于不同的哲学思想和政治主张,各家各派的义利观亦有所不同,甚至相互对立:儒家重修养,强调个人心理上的和谐平衡和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因此在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求重义轻利,反对“以利害义”;墨家重“利”,同时也贵“义”,他们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义利之辨”的伦理意蕴及共现代转换

“义利之辨”是中国传统思想论争的一个核心议题。深入考察和发掘传统义利文化的合理内核并进行现代转换．对于我们在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构建社会主义新型义利观,实现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墨家的价值衡定与选择

墨家价值观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特色十分鲜明。在义利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利统一;在公私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大公无私;在义生之辨问题上,墨家主张义贵于生。在价值选择问题上,墨家提出了“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的选择原则,构成先秦诸子价值观中最为精彩的部分之一。     

孔孟主张“义利对立、尚义排利”质疑——兼论市场经济下对儒家义利观的批判与继承

义利关系与社会财富分配直接相关 ,在社会生产关系转型时期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我国学术界多认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这是对孔孟极大的误解。从孔孟的言论和行动看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 ,“尚义而不排利”。儒家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经过了两次蜕变 ,这是孔孟义利观被误解的主要原因。为了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和糟粕 ,批判地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的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杜振吉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伦理思想家们曾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经久不衰的辩论，并在辩论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义利观。老庄一派倡导“无欲”弃利；杨朱则主张“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他们都各执一端，未免失之偏...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是“重义兼利”、“重义尚利”,正确认识和借鉴先秦儒家义利观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形成义利相统一、个人利益与国家整体利益相统一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提高人的精神文明素质。     

从义利关系的演变看经济与伦理的分离与统一

义和利作为价值取向的两极,是从不同角度对利益的概括.“义”指的是一种宏观的整体的公利,即一种大义; “利”指的是一种微观的、属于个人的私利.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义利关系的思想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主流的儒家思想对义利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以义制利”、“重义轻利”、“去利存义”和“义利统一”的演变,对商业在传统社会经济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商这一特殊商人群体是在贯彻儒家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兼顾义利,把“儒”与“商”很好地结合的实践典范.儒商这一经济文化现象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经济和伦理的统一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

义利与理欲：传统价值的多重性杨国荣在传统价值体系中，义利关系始终是关注的重心之一。自先秦开始，儒、墨、法等便从不同方面对义与利作了各自的定位，而义利之辨几乎存在于中国文化的整个历史演进过程中。与义利之辨相联系的．是所谓理欲之辩，后者可以看作是前者的逻...     

“义利”新探

“义利之辨”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长期争辨不休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不但先秦的诸子百家各持其说,就是秦汉以后的儒家,见解也多有不同。事情从来是这样,越是现实的、直接涉及到人们利益关系的问题,就越会使人们格外关心,并从不同的立场或角度加以理解。 利的层次 “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其狭义的理解应是与“义”相对的不正当的欲求,或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追求利己目的的意图和行为。对于利的广义理解则是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只有对利的内涵加以严格界定,谈义利之辨才有基本的前提。本文说的利,是从广义上使用的。     

“义利之辨”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上，出现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并由此形成内容各异的义利观。中国的义利观，是一种富于民族特色的、中国化了的价值观。以儒家义利观为主流的传统义利观所提倡的道义优先精神．曾经广泛地渗透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行为方式和风俗习惯之中，并一代一     

从“义利新辨”中问世的扛鼎之作——评《社会主义义利观——面向21世纪的价值选择》

义利之辨，古已有之，延续数千年而未有穷期。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对道义和功利、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问题的看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根本价值导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义利问题各抒己见，并展开不同形式的论争。重新活跃起来的义利之辨，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在世纪之交的“义利新辨”。现阶段明辨义利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对于引导人们在社会变革过程中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建设和发展中国先进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几年来，虽然有不少探讨义利问题的文章见诸报刊，但从新的广度和深度上系统完整地研究社会主义义利观的…     

义利之辨新释

中国历代思想家对义利之辨进行了探讨和争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当代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义利之辨的反思，结合现实，就义利之辨谈点看法，如有不当，望加以批评指正。 一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发生大变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期，义利之辨成为当时争鸣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儒家对义利之辨十分重视。创始人孔子，其学说以“仁”为核心，强调道德教化。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论语·阳货》）“义”成为君子的内在本质，把社会外在道德内化为道德伦理意识的自觉要求…     

论儒家义利观的实质及困境

儒家义利观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他们贬抑个人私利,认为人生应该注重对精神生活、道德情操的追求、鄙薄物质享受。同时儒家把这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先秦儒家力劝统治者讲求道义,抑制私欲,从而缓和与老百姓的利益对立,宋明理学家则主张“禁欲”,企望消融社会的矛盾冲突,这都是消极和不现实的。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依赖干社会制度与道德。社会制度是对社会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公正的分配,而道德是人们对义务的自觉践履。权利与义务是相对应的,在这一层次上的道德是带有功利性的。但道德同时是人们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这是一种理想的层次,往往是超功利的。儒家把这两个层次混为一谈。义与利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基本的价值范畴。义与利之关系决定着一个社会根本的价值导向,也深深地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政治理想、经济目标和道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辨”源远流长,其中以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但为什么它在现代陷入了困境？到底如何把握儒家义利观的实质？我们应该确立一种怎样的义利观？这已经成为当前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人与人关系中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深层次理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