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道交融的朱熹天理论

朱熹的天理论包括理本论、理本源论和理一分殊说等俱是其立足儒门,融会儒释道三教的产物:朱熹的理本论直承程颐,同时也汲取了佛道的本体论智慧;朱熹"理→气→万物"的宇宙论得益于<易传>、道家特别是程颐的本源论的启示;朱熹的"理一分殊"借鉴了华严学的一多关系论,继承和发展了程颐的理一分殊说.     

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

安徽地域文化有三大板块,即皖北道家文化、皖南儒家文化和皖中佛教文化。儒佛道在安徽地域的这种分布特征为三者之间的交融创造了天然的便利条件。由于儒佛道交融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故安徽地域文化中的儒佛道交融实际上折射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是中华文化基本特征和历史走势的一个缩影。     

文化整合与文化交融——儒佛人生观之比较

中土接纳佛教的过程是一种文化选择的过程,在佛教传入中土以前,印度佛教已经成熟。在佛法东传中,中土主要接受了大乘佛教,“自利利他、自觉觉人”的大乘精神一直规约着中国佛教的人生理想、社会理想,并与中土儒门士风相互映衬。所谓儒门士风,指儒家学派自先秦始创,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所表现     

朱熹视域中的佛教心性论

朱熹对佛教的"心论"和"性论"分别表达了自己的理解和评价.朱熹认为,佛教"心论"是"以心观心",实际上是"裂心为二";认为佛教"性论"是"作用是性",实际上是"以气质为性";并因为这样的"心性论",佛教不分是非、不事存养.但是,朱熹对佛教"心性论"的理解与佛教"心性论"本有内涵是有距离的,朱熹并没有领悟佛教心性论的真正意义.     

朱熹人道哲学的心性论基础

朱熹从理本体出发 ,以理气论性 ,由性而论心 ,由心而论欲 ,揭示人的善恶根源 ,主张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修养途径 ,去欲存理 ,去私存公 ,实现心灵的高尚。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实则是“存公理灭私欲”,这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命题。     

道儒佛与真善美

道家主真 ,其全部文化思想是以追寻道、体悟真为最高宗旨 ,其学说更接近于哲学。儒家主善 ,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说到底是伦理学的问题 ,美与真都附丽于善 ,是善的体现。佛家主美 ,追寻的是一种纯粹、深远的理想美 ,真即是世界本身 ,善则是上升到美的境界的手段与过程。道儒佛各自体现为真善美的本质特征 ,完善或完美地支撑起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厦。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结构的重新认识和把握 ,对于更深入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主要构成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从心性论看朱熹哲学的历史地位

朱熹的心性论,是建立在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基础之上的.在宇宙论上,他确立了以形而上之理为本体的理气一元论.按照一般的解释,他在心性论上,便是以理为性,以气为心,性和心便是形上与形下、体与用的关系.但是仅仅这样解释朱熹的心性论,那就未免太简单了.朱熹确实说过,性是理,不是心,性是形而上者,心是气之"精爽".但这并不是朱熹心性论的全部内容.朱熹心性论的基本观点是:"心有体用"、"心统性情",并且只有把     

论白居易的人生态度及与儒道佛的交融

白居易以其独特的人生思考和实践行为范式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文章从论述白居易人生态度的成因及特点入手,指出非功利的审美化是白居易人生态度的显著特征。白居易形成的非功利审美化态度,对他思想行为中所用以联结并融合儒道佛三教,最终使三教思想在其身上合为一体的影响效果产生重要作用。     

儒佛会通与现代新儒家、人间佛教的形成

儒佛会通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自佛法东传以来,儒佛交融、儒佛会通就逐渐成为儒佛关系的主流,最终形成了亦出世又入世的儒化佛教和佛教色彩浓厚的宋明理学。在中国历史上不乏倡导儒释同源、儒佛互证的佛教大德和儒门宗匠,儒佛会通使中国文化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了印度文化,也使佛教的圆融精神在中国文化里发扬光大。     

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

明太祖朱元璋对儒、佛、道三教的态度以及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是构成他思想体系的重要一环。本文试图通过勾勒明太祖与儒佛道三教之关系,对他的思想体系作一深入的研究。元末至正十八年(1358),还是战争频仍时期,明太祖就开始对儒家学说悉心注意。就在这一年,他征辟著名儒士范祖斡、叶仪到自己的幕下。当时范祖斡持《大学》一书向他进见。太祖就问他“治道何先”,范答道:“不出乎此书。”明太祖就让祖斡剖析《大学》治     

从心性论看朱熹对佛学思想的吸收与融会

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两晋、南北朝和隋唐,到宋代依然得到较大发展。佛教的发展一方面说明了佛教对中国固有文化的妥协,另一方面也展示了佛学理论思辩性强的特点,这突出表现在它的佛性论方面。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尽管也和宋代其他士人一样,对佛教展开了批判,但由于他认识到了佛学心性思想的可取之处,在批佛的过程中,灵活地采取了明排佛学、暗窃佛学的方式,对佛教的佛性论进行了吸收改造,从而发展完善了自己的心性思想。朱熹的心性思想使儒家心性论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儒佛并重而归宗于儒——马一浮先生的儒佛观

儒佛问题是马一浮学术体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全面了解其思想面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马先生的儒佛观有其内在的理路和现实的考量,是在权衡、评判各家学说得失,基于人的现实状况之后得出的结论。它既避免了好高骛远的弊端,又指明了修行的最佳路径,从而在理论之中寄托了现实关怀。了解这一思想,对于从本质上把握各家学说以及中国传统学问的真精神,具有积极的作用。     

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

中国传统思想虽呈多流发展之势,但多流之中却有主次之分。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家为主流。因同为主流,势成鼎足,故三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不过冲突只是三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冲突的同时亦有融合。大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者关系以冲突为主,冲突之中有融合;唐宋以后,融合成了三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是融合之中也有冲突;至明代,三者融合的发展势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股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这一思潮在儒佛道三家中都有明显反映,只不过各家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不同而已。儒家以儒学为基础去融合佛道,道家亦着眼于自身而去融…     

近代儒佛关系史述略

儒佛交互不自近代开始．但近代中国社会天崩地解般的剧烈震荡,赋予了懦佛关系以新的特点。佛学与儒学的交涉、碰撞基本上是不依傍政治权力的,是由学者、思想家自由自主地进行的。在危如累卵的艰难时世中,儒佛之间的种种牵缠纠葛,似乎仅限于某些学界名流和居士、学问僧的范围之内,并没有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然而,思想的意义是超越时代的．对任何一个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长和生活的知识分子来说,儒佛关系始终是一个绕不过的结．因而对百多年来的儒佛关系史加以梳理,仍然是今日学术的一个课题。一、经世佛学与儒佛交涉梁启超曾说,“晚…     

梁武帝及其儒佛政策

梁武帝的思想十分复杂。他处于佛教中国化进程的早期,提出了“真神佛性说”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注意佛教戒律理论,扶植佛教经济,对佛教在中国的开展做作了巨大贡献。同时,他又是宗教调合论者,对儒道思想都有所重视,尤其是对儒家思想及由此派生的社会政治伦理等颇加关注。他的思想融合了多种因素,是研究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不能遗漏的重要一环。     

儒、佛、道的融合和湖湘学派的形成

一、长沙地区道、儒、佛的渊源１、长沙地区“道”的渊源原始道教的源头是楚地的巫文化。屈原《九哥》中的东皇太一是道教神仙谱中最为尊贵的神仙。湘君，即舜帝的两个妃子──娥皇和女英，是楚地民间祀奉的湘水之神，她们也成为道教神仙谱的成员。先秦诸子百家中的道家代表人物老子、庄子、鶡冠子、老菜子、文子等，无一不出自楚国，他们对长沙地区的影响十分深远。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老子》帛书《道德经》，而且与今传世的各种版本恰好相反，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可称《德道经》。中国古代道家的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并称为“黄…     

基于禅宗心性论与宋明理学心性论关系所作的思考——以分灯禅、朱熹、陆九渊心性思想为例

中国佛教各宗派中,禅宗的心性思想整体性特别强。尽管如此,作为分灯禅中的重要两支,洪州派与石头派还是表现出相互区别的心性思想。笔者试将洪州派、石头派心性论与陆王心学、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陆九渊、朱熹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以期对探究禅宗心性论与心学、理学心性本体思想间的借鉴、吸收关系,以及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人生、伦理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的参考。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儒佛之际与宋初性无善恶说

汉唐儒家“罕言性命”导致长期的颓势,与善恶判断直接联系的性三品说解决不了“天何不平乎”的问题,宗密围绕“本源”对佛、儒优劣的评判暴露了儒家的窘境。从李翱到欧阳修,《乐记》、《中庸》的资源受到重视,“人生而静”和“天命之谓性”开始结合,先天本性无善恶为学者所接受,并由此展开了儒家的“复性”之路。性无善恶的思考开始于佛教,从惠能到延寿,明确提出了“性无善恶,能生善恶”之说,使理论的重心从千年来着眼于善恶判断的人性论,向性体与善恶相状相互作用的本体论转化。欧阳修奋起反佛,彰显礼义以作为“胜佛之本”;契嵩批驳欧阳修的辟佛论而大倡儒佛和合,但在性无善恶的问题上,二人实际上又走到了一起。以佛家为先导的性无善恶的主张,实际上意味着中国哲学以性为本观创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