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古代贱民制之比较

中国与印度是世界五大文明古国中幸存与延续下来的两大文明古国.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古代社会超经济强制和自然经济的产物,其特征是职业等级化、职业世袭化、等级内婚制,所不同的是印度古代贱民制发展的复杂程度和存在的时间,远远超越了中国古代的贱民制.在维系贱民制度存在的方式上.中国古代偏重于政治上的强制,而印度古代侧重于宗教思想的束缚.中国与印度古代贱民制的存在与发展、延续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各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矜老恤幼原则

矜老恤幼原则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法律原则.结果责任论、任意违反法律规定是矜老恤幼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消极表现,但是矜老恤幼原则在中国古代社会又有其合理性的一面:重视人性,有利于预防犯罪、感化和改造罪犯;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的稳定,符合儒家的秩序和平理论;为统治阶级赢得"仁政"的美名,更有利于维护其统治.     

清代科举考试中的"贱民"冒考问题

清代的贱民等级,包括奴仆类贱民、隶卒类贱民、倡优以及乐户等.其应举资格受到严格的限制,无法直接以合法的身份进入科场.由于雍正时期的"除豁令"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贱民等级的应试权益前后呈现为一种由"基本缺失"到"有限改良"的特点,但总体而言,贱民身份者仍无法在短期内顺利获得应举资格.在科名的强大诱惑下,不同类别的贱民通过各种途径冒考科举的现象在清代并不鲜见.科举考试将贱民等级排除在外,其根源不在于科举制度本身,而在于"清流品而重名器"的社会传统.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科举制仍堪称极具开放性与公平性的选才制度.     

印度贱民处境在近代的变化

在印度有一部分人被视为贱民,一般称为“不可接触的人”或“失去种姓的人”,在官方文书中则称为“表列种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遭受种种歧视,在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政治上更是任人摆布。贱民问题,是印度的一个严重问题,由来已久。关于它的产生和在古代的情形,作者曾有短文述及,这里不再重复。本文主要讨论与其现状有关的几个问题,着重说明贱民处境在近代发生变化的情形。     

中国古代疑案处理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社会对疑案进行处理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疑则从无、疑则从轻、疑则从议等法律原则,这些原则在相关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角度选择了相关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相形之下,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却存在着对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规定的过于简单,司法实践中疑案最终导致错案等问题。完善疑案处理的法律原则以及相关配套法律规定成为减少错案之必然趋势。     

中国古代家族中的财产法律关系概述

本文依据一些史料,对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家族基本法律关系进行了一些分析和探讨,试图通过对家族中财产法律关系的研究来窥探中国古代家族成员的家庭地位并探讨他们社会权力地位的实质.     

试论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以唐律动物致害责任为典型

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中没有侵权的概念,但古代法律中确实存在现代侵权法意义上的相关规定及解释.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盛世,法律典章极其完备.唐律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经典之作,包含了许多民事法律条款.虽然当时对于民事责任的承担还同时兼有刑事惩罚的性质,但其有关侵权行为的种类及承担责任的规则的表达完全具有了近代以来侵权法的特点.文章仅以《唐律疏义》中关于动物致害责任的规定为核心,在现代侵权法的语境中对唐代的侵权民事责任进行学理分析.     

传统“孝”伦理的法律分析

"孝"伦理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一直是维护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社会规范.孝伦理基于父母对儿女有养育之恩,强调儿女应当"事亲"、"敬老"以回报父母,由这种付出与回报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蕴含其中的父母与儿女代际间的社会契约法律关系.而且,这一契约关系得到社会伦理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强有力的保证.这一契约关系在古代传统社会里有其合理性,在当代中国社会仍有着符合时代需要的重大价值.     

无讼价值取向的再认识及反思

"无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观念,在古代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对后世国人法律观的树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社会经济结构以及传统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入手,阐述了无讼观念形成、发展的原因,并对当前建构和谐社会的法治观念进行了分析。     

西周家族礼刑制度初探简

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和刑已经初具规模。礼和刑在一同纳入律之前都扮演着法律的角色,实现着调整社会关系的作用。西周时期关于家族的礼刑制度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家族法律制度的基石,深刻影响着后世家族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家族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也是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西周时期礼和刑中的家族制度进行梳理和探讨．能够更加清晰的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在形成之初所具有的特质。     

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中国古代在少数民族地区法律适用中,国家首先关注的是刑事案件的管辖,因为它关系到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问题.中国古代国家对少数民族刑事案件积极司法管辖的基础上却在法律适用中体现出相当的灵活性.认真分析国家对少数民族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情况,可以分为:在罪名适用上,有直接适用国家法中的罪名与变通适用各少数民族罪名;在刑罚适用上,有直接适用国家法中的刑罚和变通适用各少数民族的刑罚.中国古代国家对少数民族刑事案件管辖时,并不必然导致完全适用国家法中的罪名与刑名.这种灵活的刑事法律适用使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法律适用实现了灵活性与原则性、统一性与地方性的结合.     

唐代律令中的贱民略论

本文对唐代律令中贱民在人格权、身份权、财产权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论述，对于从法律制度上了解我国中古时期社会不平等结构，作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古代出行的法律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的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了许多有关出行的法律规则,如在城市中实行右侧通行,严禁在闹市区快速行走车马,在河流中行船实行逆流避下行等,这些交通规则蕴含丰富的生活哲理,有些交通规则一直延续至今。但是,中国古代出行的法律制度也有很多糟粕,如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对皇帝及官僚贵族的出行实行避让;为了防止民众夜间集会,严禁官民百姓夜间出行;为了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还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对民众外出进行限制。对这些野蛮落后的措施,应加以摒弃和批判。     

中国古代法的伦理价值观

道德的法律化与法律的道德化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色.在中国古代社会中,道德的价值被无限拔高,使法律以“无讼”,即法律不发挥作用为自身的目标,导致法律仅作为“德治”、“礼教”的辅助工具而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     

我国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之反思——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

如何制度化地化解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实质就是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选择或设计的问题.这是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转型社会更需要急迫解决的问题.近代以来的当政者和社会精英从国家的角度即外在视角,为中国社会选择了一种大陆法系的习惯的立法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力图通过立法覆盖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与普通法系相比显得刚性有余而弹性不足,以致不得不以频繁修改法律、补充立法解释以及法律试行的机制予以弥补,但仍不能有效地解决好法律与习惯的紧张、冲突与脱节.为此,引入一种大历史的"内在视角",从社会的角度对清末修律以来乃至当前法律移植,进行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上的反思,具有结构性补充的意义.不论是从中国古代社会即昨天中国社会,还是从今天中国社会即转型社会,甚至明天中国社会即常态中国社会的角度,中国社会应该选择一种相对具有弹性的习惯的法律治理模式.这不仅被西方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佐证,而且为中国社会法律实践经验所验证.     

《唐律》中贪污贿赂罪浅析

我国古代社会各朝统治者均把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其法律规范的一项重要内容.唐律的出台,更是集历代立法之大成,把贪污贿赂犯罪作为吏治立法的重点进行了严密而科学的规定,从侵占型、挪用型、贿赂型三方面对唐律的贪污贿赂犯罪立法进行探讨,以期在法律上为我国的反腐倡廉提供借鉴.     

唐代涉外民事法律初探

在"重刑轻民"的中国古代社会,关于民事法律的规定不很发达,尤其是有关涉外民事法规更少。唐代是我国封建法律颇为成熟的时期,从现存的中外典籍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相关的法律规定,唐代涉外立法的逐步完善,为解决涉外法律冲突,建立良好的国际秩序奠定了基础      

中国古代法律的伦理价值体系

依据法理学的概念范畴以及中国古代伦理型社会特质加以推演,生成中国古代法律伦理价值体系的核心要素——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这是伦理价值体系建构的基本路径,意在表明,中国古代法律与现代法律虽有不同的价值表现形式,但作为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中国古代法律同样旨在创设一种正义的社会秩序。根据中国古代法律内在的"仁、礼、法"的法理逻辑演化,对中国古代法律所反映的伦理秩序与伦理正义施以逻辑证成,这是伦理价值体系的衍生理路。     

论我国刑事证人容隐权制度的重建

现行刑事犯罪司法追究过程要求亲亲互证,这与我国自古以来重亲情人伦的社会传统不太吻合.本文认为,刑诉法应借鉴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的法律思想及外国立法中的类似规定,并从“容隐权”的性质、近亲属主体的范围及限制罪种的适用等方面重建“亲亲相隐”的法律制度.     

古代的“杀牛禁”

中国古代廷续数千年的“农耕”之国，耕牛是重要劳动力，因此保护耕牛，都有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