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内迁与劳工的再嵌入——江西陶瓷厂的工厂政体研究

东部沿海“农民工生产体制”下的劳工面临着脱嵌的困境,而工厂内迁带来了改变这种拆分型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的可能.本文运用工厂政体视角,通过对江西陶瓷产业的观察,从生活、工作和社会交往等方面考察了内迁秩序下劳工再嵌入的可能性.案例表明,在内迁的工厂中,工人的工作相对于沿海工作显得相对轻松、管理相对人性化、工人对于劳动过程的掌握程度较高;在社会生活领域,工人拥有相对完整和丰富的社会生活,避免了沿海工人原子化的困境.观察指出,工厂内迁具有再整合生产与生活的效应,通过在当地就业,农民工有可能改变“离土又离乡”的打工模式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构建出与工厂的新生产共识,最终将就业行为重新嵌入到社会系统中去.劳工与工厂基于再嵌入的共识所塑造的行动秩序有利于推动世界工厂的持续发展.     

抗战期间上海内迁工厂与四川民族工业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部分民族工业进行了一次十分仓促的内迁。到上海沦陷时,共迁出民营工厂一百四十八家,机件物质一万二千四百余吨,随同内迁的工人二千一百多名。这些工厂绝大部分转辗迁移到了四川、广西等地,对抗战期间大后方民族工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战时期西南地区民营工业起落原因探析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民营工业以 １９４２年为限经历了一个明显的起落过程，并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试对其产生的原因作一探析，以归纳和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保存、建立长期抗战的工业基础，避免沿海、沿江工厂遭敌破坏、资敌，一批沿海、沿江工厂迁到了内地（主要为西南地区①）。到１９４０年底止，内迁工厂完全复工者达３０８家，约占内迁厂家总数的７０％②。沿海、沿江工厂的内迁、复工直接推动了西南地区民营工业的发展，表现在：其一是厂家迅速增多。 １９４２年前，每年平均新增加工厂约为前一年的…     

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及其对商会的影响(1946～1950)

一、战后天津市独立工业团体的兴起１．全国工业协会天津区分会及河北平津区工业协会的成立早在抗战期间的１９４３年３月，以上海等地的内迁工厂为主成立了以吴蕴初为理事长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该组织一方面着手在各地成立分会，一方面积极协助政府推动各会员工厂加紧战...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组织与管理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兵工企业内迁,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历史上那场空前规模内迁运动的重要部分。深入考察兵工企业内迁过程的组织与管理,我们发现,这场搬迁是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有秩序的,不能与民用工业企业内迁组织混为一谈。可以说,一方面,它是中国人民为躲避日本侵略者的战火而被迫进行战略撤退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它也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而主动进行战略转移的作为之举。     

内迁作家与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的转变

抗战时期,很多作家因大片国土的沦丧而内迁到西南大后方。内迁作家在三个层面上导致了中国抗战文学的转变：一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中心的转变,内迁作家促进了大后方文艺事业和抗战文学创作的兴盛,使该地区取代了昔日京沪的文学中心地位;二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热情的转变,内迁作家受大后方物质条件的限制而出现了创作的“滑坡”,在整体上影响了中国抗战文学的热情;三是中国抗战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变,内迁作家从昔日的激情创作转向对战争和历史的冷静思考。     

抗战时期人口内迁背景的西南大后方现代化

抗战时期的人口内迁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内迁运动,至少超过一千万的沿海人口为躲避战乱纷纷迁入西部大后方。大量人口内迁,有力地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城市化、教育现代化和社会习俗现代化。抗战时期西南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其动力因素主要来自于外部。抗战时期西部现代化属于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类型。     

汉唐龟兹人的内迁及其扩散

本文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详细论述了古代西域龟兹国人自汉朝至唐朝内迁及扩散至现甘肃、四川、陕西、山西、河南等地的历史过程,同时赞美了内迁龟兹名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贡献.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棉业统制政策

为确保抗日战争的物资供给,国民政府内迁至重庆后的首要任务便是动员上海的资本、工厂内迁。然而由于战时需求陡增,上海的纱厂获得了空前利润。此时内迁至环境恶劣的国统区违反了资本家的意愿,实现起来困难重重。后方地区生产设施短缺,加之战后沦陷区民众内迁,日本封锁内地经济,国统区棉制品需求激增,进而引起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于是棉业统制成为国民政府战时经济统制的核心,通过农本局、平价购销处、物资局等机构推行统制政策,投放储备棉,欲藉此保障供给、平抑物价。然而资本家不仅不积极配合,反而勾结投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更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封锁,花纱布价格飙升,黑市猖獗,市场一片混乱,国民政府对棉业的控制流于失败。由此可见,抗战时期的国家权力和纺织资本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矛盾,从那时起,资本家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和协助就已经开始动摇。     

抗战期间内迁高校学生的日常生活——以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为例

抗战期间,内迁至后方辗转办学的高等院校物质条件艰苦,学生衣着俭朴乃至寒酸,饮食粗糙简单,住室简陋拥挤,但凭着年轻人积极向上的朝气,他们把课余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各级政府、一些社会团体和个人提供的贷金、公费和奖学金,在帮助内迁高校学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内迁高校学子的生活正是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的不屈之歌。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