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悔过自新"的基本内涵

"悔过自新"是李二曲早期提出的重要学术主张.其基本指谓是改"过"迁善、改"过"成圣,其形上依据则是人的至善本性,要求人们"复其无过之体,而归于日新之路".二曲不仅是在个体层面上强调"悔过自新",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层面上提倡这一学说,通过"悔过"以"明体",从而在社会层面上指向"适用".这样,"悔过自新"就成为"明体适用"的根基,也就成为整个二曲学术思想的基础.     

论李二曲“悔过自新”的德育方法及其现实价值

李二曲提出的悔过自新学说，把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要坚持悔过自新应做到在日用常行中躬行实践；在起心动念处下功夫；做到慎独和不断修养。“悔过自新”说继承了孟子“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王阳明的“致良知”等思想。悔过自新说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汉语学术神学视野中的耶儒对话

在汉语语境中开展基督教与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对话及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开展耶儒对话首先必须注意"基督教"和"儒家"概念的多义性,从"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的视角来选择基督教和儒家的代表人物.耶儒对话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儒家对基督教的"救赎论"的理解.儒家虽不承认上帝的存在,但追求人天合一,从目的性上说,这与基督教的救赎目标相似.但是二者的救赎方式不同,儒家主张"内在超越",而基督教的得救方式则类似于"外在超越".基督教的"成圣"比"称义",更容易与儒家的"内在超越"找到契合点.     

真诚观念的古今之变与中西之别:兼论经史关系

在几乎不讲德性的现代伦理中,真诚被上升为几乎唯一的"德性",其主要来源是科学知识崇拜和基督教忏悔传统。而相比之下,在中国传统中,道家所谓"真"意指人的生活与自然天道顺应无违。在儒家看来,"诚"是天道自然的运化显现,人效法天道自然的修道立教活动则叫做"诚之"。由于脱离了真诚观念的古典含义,现代人片面求真的价值观导致了传统经典的祛魅。因此,有必要从"何谓真诚"的问题出发,深入到经史关系问题的探讨,充分展开"真诚"的观念史考察和中西比较研究的历史意义和政治哲学内涵。     

儒家与基督教关于天人关系与神人关系的异同

天人关系和神人关系分别是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根本关系.儒家的天的概念包括了自然之天、神性之天和伦理之天的含义;基督教之神具有自然属性、道德属性、内在性与超越性等属性.儒家的人主要是指人性问题和人的道德实践问题;基督教的人是基于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这一文化母题,来探讨人的理性、有限性和人性的阴影.儒家的天人关系是"天人合德",强调的是人与天、人与万物的和谐统一;基督教的神人关系强调神是绝对的主宰,人必须完全服从,信上帝和爱人如己是基督徒的伦理原则.     

论铁凝小说中忏悔意识形成的文化语境

忏悔意识是铁凝小说中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试图在厘清儒家的“反省”与基督教的“忏悔”的基础上阐述铁凝忏悔意识形成的中西方文化背景。铁凝的忏悔意识是在中西方文化交汇中形成的     

另类"护教学":贺麟新心学架构中的基督教

在贺麟的新心学理论体系中,基督教精神是其不可或缺的内在的思想质素.贺麟认为,由于儒家在宗教维度上的不足,因此,儒家思想需要借助于接纳基督教精神而予以发挥.关于基督教与科学、民主、物质文明建设以及民族主义等关系问题,贺麟从社会学的视野给予了正面的解答,表现出明显的亲基督倾向.但是,贺麟的"护教学"有其"另类性",即它不具备教会性.也就是说,贺麟所护卫的不是作为宗教的基督教,而是表达人类终级关怀的基督教精神.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人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我国传统思想道家的生命观对生命教育的现代价值

道家的生命哲学属于"隐世",它不同于儒家的"入世"生命哲学,不同于儒家讲"仁义",主"有为",支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道家学说主张"无为",重"自然",主张"贯身、养生、尽年",道家学说的主要理论基础是"道",而不是儒家主张的"人"。本问主要介绍了道家的生死观以及道家学说中生命教育思想对当代生命教育的启示。     

生而为人的意蕴——儒家、佛教与基督教比较

儒家、佛家和基督教对生而为人这一生命存在事实皆赋予了某种终极的价值意蕴 ,但是 ,无论是内在超越的儒家和佛家 ,还是外在超越的基督教 ,都只是将生而为人所具有的终极价值作为其伦理学构建的一个基础 ,而不是当作大厦本身。故其为人道主义是一种义务话语优先的人道主义 ,或叫做“做人主义”     

论基督教文化对石评梅的影响

"五四"时期女作家石评梅的思想和创作受基督教文化影响颇深,这种影响是在近代社会、白话译经和西方文学等多重背景下发生的。石评梅不是从内心深处虔诚皈依基督的教徒,而是对基督教文化充满礼赞,折服于基督教文化的忏悔意识、超越追求和拯救精神,将之视为拯救社会和个人精神寄托的根本途径。     

在爱中相逢——儒家之“仁”与基督教之“爱”的比较

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孔子儒家的"仁"与基督教的"爱",几乎可以说是它们各自的中心主题和灵魂.通过对两者的本质来源、实现途径和具体表现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尽管两者有很大的不同,却相逢在爱中.     

从“内圣”到“外王”:儒家人性论反思

"内圣"与"外王"演绎了儒家政治理论和实践的一般逻辑,"内圣"为"外王"预设了前提假定,"外王"则是"内圣"的逻辑推论。较之于西方基督教人性观和康德的人性观,儒家的人性观显然是高调而又乐观的。由于儒家人性观缺乏对人性幽暗面的直视与警醒,一直致力于内在圣贤人格的修成而少有外在制度方面对权力进行防范,这导致了传统中国政治实践中德治和人治观念的盛行,从而难以产生出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因果逻辑,新儒家从"老内圣"推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值得商榷。     

论李颙的“悔过自新”说

李颙的"悔过自新"说是在明清易代的背景下对儒家"反省内求"功夫的一种新解释。它以性二重论为理论基础,赋予"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通过"动念-转念"、"慎独"、"静坐"、"日用常行"等路径积极主动地"悔",达到回归至善人性的目标,开通了常人成圣成贤的简捷通道,从而将儒家"内圣"的功夫论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     

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

在四个多世纪的中国典籍英译的历史过程中,西方译者对儒家经典的认知方式千差万别。其中,传教士译者从宗教观点出发,对儒家伦理进行了基督教化伦理认知隐喻。这种现象表明,重大思想文化典籍翻译方式总是服务于译者的翻译目的,不仅是传教,还有文化同化的目的。这种做法可以通过"儒教"与基督教的"共性",在西方读者中宣扬基督教伦理的普遍性,同时也可以提高"儒教"在基督教徒读者中的可接受性。所以,儒家经典翻译中的宗教化伦理认知隐喻在某种程度上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有力引擎。     

人生智慧、苦难与忏悔——评武高寿先生《境界与智慧》

痛苦是人类求索真理时的不可遏止的冲动,苦难因而承载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智慧是对于苦难的洞见彻悟,是对于人世种种苦痛格外关切,智者有高贵的痛苦。佛教是摆脱痛苦的独特而伟大的不二法门,以苦为师,通过每个人自己的修炼达到"心无挂碍"的境界和对苦的解脱。真正的宗教精神自觉到单靠自己去除苦罪的能力毕竟有限,从而发生忏悔心,化出悲悯心,以接受超越的精神力量,便去从事道德文化践履,忏悔是精神超越的条件。"忏悔"来自佛教和基督教,中国文化阙如。武高寿先生在《境界与智慧》一书中,把佛教和基督教联系起来考察,把佛教放在世界文明格局中考辨,从提升境界、促进社会和谐、发扬社会批评、推动宗教与文明对话、厉行法制、倡导社会排忧解难等角度,从超越角度介入社会批判,开拓了研究新领域,首倡作为人学的"文化佛学",关注民生,立足现实,追求超越,是一种关注现实社会人生、世界和平的智慧思想。     

从孔子与基督教视角看人的判断权

比较研究儒家与基督教两大思想体系对于人神关系的界定。分析后发现,儒家和基督教的起源都关涉于对神的理解和对神的虔敬：儒家认识到神的不可僭越性后,从言说＂人神相通＂转到对＂心性＂的理解;而基督教通过耶稣,向世人敞开了＂人神相通＂的大门。还发现,这两大思想体系转换的共同方式是＂人之判断权的上交＂：前者导致了＂不语怪力乱神＂,而后者转向了信仰。     

《圣经》在中国——太平天国对经文的诠释

洪秀全及其同仁为了让基督教信仰适应中国传统宗教信仰,并符合他们缔造地上天朝的政治理想.继承传教士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实现基督教的转型,从而开创了基督教的次生文化.洪秀全本人在一系列异象下产生的神秘宗教体验,以及他屡试不第而对科举考试滋生的绝望情绪,促使他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并重新诠释圣经.他抬高圣经的地位,打压儒家著作.洪秀全自称从上帝那里直接得到启示,借此建立起独立于西方基督教的宗教权威.尽管他从根本上否定儒家传统,但是也采借了儒家伦理道德训诫,努力净化圣经里失礼、猥亵的情节.圣经亚洲诠释学首先要处理<圣经>在所谓"非<圣经>世界"的接纳问题,太平天国在诠释<圣经>方面独特的中国经验,为圣经亚洲诠释学提供了极佳个案.     

李二曲悔过自新说之诠解

清初大儒李二曲为了对治时代之“过”,在反思理学及整个传统学术的基础上,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该学说以人性本善和“人皆有过”作为“悔过自新”之可能和必要的形上根据,赋予了“过”以普遍和形上的内涵,并将消极意义上的“悔”改造为积极的修养方法。在工夫路径上他强调自策自励,要求从转念做起,将慎独、静坐的工夫与人伦日用中的磨炼合为一体。经由悔过的工夫,二曲要实现一种“新”的成己成物打通、内圣外王合一的理想的社会人生图景。这是该学说的终极人文关切。     

中国刑事法律泛化的历史渊源

中国刑法呈现出泛化的特点,站在历史的角度考察,这一特点与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法律体系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中国数千年的法典,尽管分别冠之以"法"、"律"、"统"的名称,实质上都是刑法典。儒家重"德",而法家重"法",无论"德治"还是"法治",都是公权之治。儒家的"德治"不是要废法,恰恰是以"法"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