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嘉庆年间广东海盗的几个问题

清朝中衰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白莲教为主的农民起义与各种社会动乱交织一体。嘉庆年间浙闽粤沿海大股海盗的出现，加剧了清朝统治的危机。在国内关于嘉庆时期海盗问题的研究中，闽浙方面的蔡牵匪股曾有人作过探讨，①但广东方面郑一、郑一嫂、张保仔等大股海盗的活动却被人...     

颠簸:政权真空下的民众生活——以18世纪福建沿海民众与海盗关系为中心

福建沿海的海盗问题并没有因为18世纪的"康雍乾盛世"而销声匿迹,相反,在政府无力统辖该地区的前提下,福建沿海的民众生活反而呈现出奇异一幕:要么成为海盗,要么自发反抗海盗,依靠朝廷剿灭海盗是不现实的,民众身份的复杂性与清王朝的海疆政策息息相关。福建海盗问题是这一时期社会矛盾的真实体现,同时也构建了一幅18世纪福建沿海地区的社会真实图像。     

18世纪初期(1708-1717)的海盗问题初探

海盗问题是中国海疆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史学界对清代海盗问题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时期,一是17世纪中叶的明清之际,一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乾嘉年间,并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对于18世纪的海盗问题,众多学者却很少涉及.在18世纪初期,也就是所谓的康乾盛世的起始阶段,中国的海盗活动却有一次突增的现象,该论文对1708-1717年(康熙四十七年至康熙五十六年)的海盗问题及成因加以简单分析说明.     

论清初统一后的台湾海防

清初统一台湾后,台湾作为沿海数省之门户,其海防战略地位得以确立。清朝统治者开始重视台湾的海防建设,在台湾驻兵之多、设防之周密,均史无前例。从客观效果上看,自清初统一后到鸦片战争前的一个多世纪中,台湾海防曾对东南海疆安定发挥过积极作用。     

海味之冠话鲍鱼

正鲍鱼,古称鳆鱼,又名镜面鱼、九孔螺、明目鱼、将军帽,为单壳贝类,属海洋软体动物。素称"海味之冠"的鲍鱼,自古以来就是海产"八珍"之一。在我国辽阔的海疆,盛产多种鲍鱼,如辽宁、山东沿海的皱纹盘鲍、黑鲍;海南、广东、福建、台湾地区沿海的杂色鲍、九孔鲍;还有一些珍稀养殖品种,如羊鲍、澳洲鲍、白鲍等。鲍鱼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药用价值,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十分丰富。鲍鱼肉含蛋白质40%、肝     

魏源与《海国图志》

<正>鸦片战争中,清军由于科学水平、军事技术方面与英军相差太远,士气也远不如人,其失败是必然的。有些文章把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单纯归咎于统治阶级中投降派抗敌不力,这是片面的看法。清帝国的失败主要在于它的闭塞和落后。落后了就会挨打。清帝国如果继续这样落后下去,迟早有一天会亡国。但鸦片战争之后,清朝统治者仍旧没有认识到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他们对于鸦片战争的失败感到迷惑不解,找不到失败的原因。如当时清朝统治阶层中有人感叹说;“二百年全盛之国威,乃为七百里外之遒夷所困,并使文武将帅,接踵死绥,而曾不能挫夷之毫末,兴言及此,令人发指眥裂,泣下沾衣。”还有人说:“时至今日,海外诸夷侵凌中国甚矣,沿海数省既遭蹂躏,大将数出,失地丧师,卒以千万取和,至今海疆大吏受其侮辱而不敢较……其他可骇之事,书契以来,所未有也。”     

嘉庆时期的浙江海盗与政府对策

嘉庆年间,在各种因素的促动下,东南沿海零星的海盗逐渐结成了有组织的海盗大帮,小打小闹的海上抢劫演变为海盗与清军水师的直接冲突,海盗活动不断升级,由地方性事件发展成威胁清廷权威的东南海患。作为边缘群体,海盗的滋生与水上世界的生活节律是一致的。海盗的滋生,一方面是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群体生存的理性选择,另一方面则是地域社会对外部变动回应和互动的结果。     

试论明清时期的海疆政策及其对闽台社会的负面影响

明清海疆政策是针对当时东南沿海的客观形势变化而制定的,以消极防守为指导思想,为统治者的政治总目的服务的。其一是明清的海禁,其二是防务重心南移。海疆政策的实施,基本上达到维护海疆安定的效果。但此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使原有的海洋经济衰退,沿海社会经济惨遭破坏,同时使敌对力量加大,增加了海防的难度。     

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

有清一代,广东盗匪不断出现,嘉庆皇帝在位其间,便有天地会、黎民起义和海盗等。本文对这时期的广东海盗与广东海防体系作初步的考察,指出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体系中以“三路设防,重在东路”的局面与该时期的海盗活动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乾隆年间广东的农业发展高潮

<正> 在中国古代史上,广东出现过两次堪称农业发展的高潮时期.一次是明朝中后期,一次是清朝乾隆年间.后者又超过了前者,成为广东农业发展的顶盛时代.清初,广东农业之从高潮滑向低谷,使农业经济的商品化进程遭到极大的破坏.其主要原因在于从顺治到康熙初二十多年间战争和迁界对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以战争而论,顺治年间广东人民的抗清战火燃遍全省各地,且长达十余年,而李定国亦于顺治九年(1652年)、十年、十一年三次进入广东抗击清军.清朝军队的烧杀掳掠,使许多地方“井里萧然”.以     

论晚明泉州区域市场与发展的瓶颈

明代泉州区域市场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沿海区域的城镇化与对外贸易,而泉州城市和泉州山区诸县发展较慢,受惠于沿海区域的动力.但泉州沿海港口因交通问题缺乏广泛的内腹,也因粮食问题受制于海盗活动与朝廷的海禁政策,因而,晚明泉州的发展出现难以穿越的瓶颈,清代泉州发展迟滞,其原因在此.交通与缺粮两大问题在东南沿海是普遍性的,其中关键在于商品生产与市场发展不平衡.     

清末的新军与辛亥革命

一新军原起军队是国家机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反动军队是保护旧制度最顽固的工具。满洲贵族早年凭借八旗和继起的绿营统治了中国,到后来,八旗和绿营日益腐败,他们为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继续维持其封建专制统治,对军队进行了多次变革。清朝军队的变革,据《清朝续文献通考》兵考二中说:“我朝定鼎中原,当时所用仅止八旗劲旅,而已无敌于天下;其后额设绿营制兵,多或六十余万,少亦五十余万,较之八旗,不啻倍蓰。乃粤匪、捻匪、川匪、回匪之乱,制兵竟不足恃,于是加饷挑练,而有练军;招募勇丁,而有湘军、淮军、毅军;及日本之役,练兵练勇又不恃,于是仿照西法添设新军,而有袁世凯、聂士成两军,及湖北之洋操队、江南之自强军。”这一段话,概述了清朝兵制变革的三个重要过程:一是前期的八旗和绿营,是代表清     

太平天国时期太湖地区枪匪研究

枪匪是道光以后活跃于太湖地区以“枪船”为作案工具的水上土匪武装组织。太平军建立苏福省根据地后,一度对其采取了招抚政策,但枪匪恶习不改,到处掳掠,甚至勾结清军,严重危害了太平天国政权。为此,忠王李秀成亲自部署了剿杀枪匪的行动,予枪匪势力以沉重打击。面对太平军的强大攻势,清政府也改剿为抚,利用枪匪武装抵抗太平军。但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及以后,清朝统治者通过改编和打击两种手段,最终肃清了枪匪势力。     

清代乾嘉时期的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不仅官方史学繁荣鼎盛,私家历史考据也精深广博,在编纂史书、理论阐发、历史考据、文献整理等方面皆超越往代,是传统史学大清理、大总结的阶段。近代以来,学术界在评价乾嘉学术时,多称其时考据学独领风骚,事实上,所谓的"乾嘉史学",应当是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总合,而不能仅仅关注私家之历史考据。官方与私家史学之间,有挤压,也有竞争,但以相互补益为主,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也趋向于一致。但是,这种"盛世"史学的繁荣,却增强了传统史学思想体系拖延转型的力量,并不利于长时段史学的发展。中国近代史学的产生,之所以滞后于鸦片战争多年,原因之一即在于此。     

嘉靖年间广东的海盗

明代历朝广东都有海盗，但以嘉靖年间最多最盛。所谓“考海息见之载籍者莫剧于嘉靖之世”，决非偶然。这是明朝政府厉行海禁造成的，构成连续几十年的禁海与反禁海的斗争。早在明初，朱元漳就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沿海之人出海“通番”，但是，“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宜《西园闻见录｝）卷五十六），其中广东违禁下海到国外做生意的人远到东西二洋，一些人还侨居国外，成为华侨。如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新村的村主就是广东人（《明史·外国五》）。侨居在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明清广东海洋农业之管见

明清广东海洋农业之管见刘正刚（暨南大学历史系）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广东自古至今，海洋区域之大，海岸线之长，均为全国沿海诸省区之最。海洋农业因此成为广东社会经济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以海为田的海洋农业开发，主要包括围垦土地、渔业、盐业、种植业...     

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

<正> 广东会党指的是三合会,这是辛亥革命时期广东地区一股活跃的下层社会势力,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它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过一定程度的联合,在辛亥革命的反清斗争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本文拟以1895至1913年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的关系为主线,探求两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原因.一显然,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产生某种程度联合的原因,在于两种势力都以清朝统治者为反抗对象.反清,成了它们联合的共同基础.     

清末浙江海盗治理——以清廷处置台州海盗黄金满为例

清朝末年,浙江海盗丛生。台州海盗黄金满的崛起是当时人地矛盾、社会风气、自然灾害、沉重赋税和官吏腐败多重因素作用下的结果。黄金满临海劫狱后,朝廷开始大军围剿,想从源头上根治海盗问题。鉴于无法革除厘税以及地方政府的剿匪不力,再加上内忧外患的云集,权衡之下,清政府允许浙江巡抚刘秉璋招抚黄金满,并将其调离浙江。清政府对黄金满的处置,虽给当时走投无路的海盗一条出路,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时的海盗问题。     

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通商与冲突

新航路开辟以后 ,葡萄牙人来到东方 ,与福建发生了密切的接触。起初葡萄牙人在福建从事的是和平的通商贸易 ,双方有着较为和谐的关系。然而 ,由于明朝政府推行严厉的海禁 ,某些葡萄牙人的海盗行径 ,以及中葡商人之间的商业纠纷 ,致使双方的和平通商遭到破坏 ,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剧烈的冲突。在走马溪之战后 ,葡萄牙人被逐出福建 ,重新回到广东沿海活动。早期葡萄牙人在福建的活动虽为时不长 ,但对以后中国与欧洲关系的发展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大和卓之子萨木萨克身世考

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加紧了对和卓子嗣的搜寻与清查,以期消除隐患,在此过程中遗漏了大和卓一子,名萨木萨克。清代汉文史料有关此人的记载较为混乱,似乎有多个同名之萨木萨克。满文档案有关萨木萨克的记载中,有两同名萨木萨克且皆为大和卓之子,一为其妾所生,后被送往京师安置;一为大和卓之妻所生,被人携带逃至中亚各地,成为漏网之鱼,此人在乾隆中后期逐渐活跃起来。本文厘清了史料中两萨木萨克的关系,进而探讨乾嘉两朝对萨木萨克的态度转变过程,以加深对清王朝治理回疆特点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