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理论研究述评

意象是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古代文论家对意象理论的探讨与建构 ,古代诗文创作中所创造出的大量成功审美意象 ,对中国文学精神的形成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2 0世纪初 ,经由美国意象派诗歌运动核心人物庞德的介绍与宣传 ,中国的诗歌和意象理论走向世界 ,成为影响该派理论与创作的重要因素。意象派在欧美导引了一场深刻的文学变革运动 ,不但给英美诗坛开拓了一种新境界 ,而且这种创作理念反过来又对中国正在“尝试”中的新诗运动给予积极的影响。特别是我国进入新时期以后 ,当理论界对 2 0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进行反思时 ,欧美诗人…     

形式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观及其意义

"形式的意识形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艺术形式的理解和态度。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西马理论家对西方文论史和美学史上关于形式与内容之间关系问题进行反思,尤其是与西方形式主义文论进行对话的结果。詹姆逊和伊格尔顿对形式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了深入阐发,并将其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使其成为西马文论的代表性理论之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建设中缺少对形式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致使其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不断减弱。吸收和借鉴西马的形式的意识形态理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诗学应该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未来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时期文学的艺术形式探索

诞生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新时期文学是在经历了一场浩劫之后重建与发展起来的文学。当西方的许多文艺理论被介绍入中国后，引起了当时的文艺界、美学界的极大反响，也对新时期文学的艺术形式探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英国美学家克乃夫·贝尔及美国哲学家、美学家苏姗·朗格的理论，更为文艺界所重视。我们可以从对这两位美学家的主要理论的简述中，寻找新时期文学的艺术形式探索受其影响的一些轨迹。克乃夫·贝尔在《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的著名观点。在此概念中，形式是指艺术品的各个部分和方面所构成的一种关系和存…     

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的真相及胡适诸君的贡献

近年来,有学者对学术界在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问题上通行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是北洋政府借推行北方官话与南方政治势力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语文革命;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是在误读西方历史基础上的向壁虚构,他关于文学革命历史的叙述夸大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四新文学家及语言学者对现代语言变革的贡献。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是受西方学者解读西方近代语言变革历史时所使用的"语文政治学"研究视角启发而产生的结论,此结论严重偏离了中国实际。实际上对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北洋政府的态度往往是保守的,有时候甚至是反动的;其承认与推广国语运动的举措,是被动滞后的。国语运动是一场以教育与文化普及为核心目标的现代启蒙运动,无论当时的学者还是政府,并没有多少南北政治方面的考虑。胡适文学革命理论成因复杂,它触及了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时最核心的问题,胡适等白话文学运动的"旗手"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也得到了国语运动阵营的认可。相对于胡适因无法忘掉中国自身问题而误读西方文艺复兴史而言,由西方理论出发造成的对中国自身历史的误读,更是需要反思的。     

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半岛及对古代朝鲜文学的影响考论

明代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而且其诗文很快就东传到朝鲜,对朝鲜文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文人以阅读其诗文、次其韵、刊印其文集等方式接受了他的作品.同时也时他的诗文及理论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批评.多数人对他的文学理论、创作风格、总体成就持赞誉态度,肯定其在明代文坛的领袖地位,也有少数人对他的理论和创作进行了责难.而李梦阳诗文东传朝鲜的最重要意义在于促进了朝鲜李朝中期的文学革新.     

“民族形式”的理论论争及其创作实践

20世纪四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是抗战时期政治意识形态渗透下的一场非纯文学问题之争,它的兴起有其必然的历史原因和时代需要,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文学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本文回溯论争要点,结合实践情况,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下,从追求文学民族化的视角总结和反思了四十年代"民族形式"运动的经验和教训。     

中国古代文人创作态势的形成——从古诗十九首及南朝文学谈起

历史往往是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中国古代诗文的发展轮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实际上兜了一个大圈子,它的转向,确切地说,是从汉末开始,至齐梁变其本而加其厉,并初步确立了中国古代文人创作的基本态势,这突出表现在抒情方式、抒情技巧以及创作倾向等方面,由此而形成一     

古代"诗味"论探微

"诗味"是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重要范畴之一,比及其他范畴,其历史更悠久,运用更普遍,影响也相当深广.本文试对"诗味"理论的源起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探寻它在演变历程中的轨迹及其深刻的蕴舍与美学价值.     

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论争的考察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是历史题材文艺作品创作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多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热烈的讨论.不同时期的争论层出不穷,高潮迭起,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长卷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如果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算起,中国舆论界关于史剧创作问题展开的影响较大且富有启发意义的争论主要有三次,即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争论、60年代初的争论、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反思与争论.     

从泛称到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的历史定位

在中外文化史上,"革命"有着丰富的政治文化涵义。中国现代文化中的"革命"则是一个"回归的书写形式外来词",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所给定的涵义存在语义关联,但更主要的还是继承了西方现代革命运动的政治文化精髓。在中国现代政治文化中,"革命"最初是泛称的,但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运动主流地位的确立,它逐渐成为一种特指。由想象现代中国革命而形成的"革命文学",最初也是一种泛称,它伴随着中国共产主义政治主流地位的确立也成为一种修辞的特指。"革命"与"革命文学"对于中国共产主义政治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特指,是一种历史的定位。     

论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

后中国诗歌会诗人群是中国诗歌会所倡导的左翼诗歌运动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继起和发展,经历了聚合、兴盛、转移和复兴的历史发展过程。民族解放意识是他们诗歌的思想特质、价值取向原则与审美意识的灵魂。他们紧紧抓住诗歌大众化这一核心问题,推进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其大众化探索主要集中在旧形式利用、方言诗创作和开展朗诵诗运动等方面。     

论埃伦·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质疑——一种辩证审视与思考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生产力历史作用的表述被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阐释为"生产力决定论",并被一些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发挥成"技术决定论"。埃伦·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提出质疑,反对将历史解释的优先性赋予生产力,更反对"技术决定论"将生产力看作一种"超历史的"力量。她概括了"生产力决定论"的理论要件,并对其逐一进行了批评。在此基础上,伍德提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解释原则,即从社会形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中寻找历史变迁的动力。伍德对"生产力决定论"的质疑尽管存有偏狭之处,但也包含一些积极因素。它对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不乏启示意义。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中的表现说

"表现说"是20世纪中国艺术理论史中很有影响的艺术理论,它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也影响了对艺术起源、艺术本质的理解.20世纪中国社会的变化,既丰富了"表现说",又使"表现说"偏离了艺术对它的内在要求.因此,结合历史语境,细致分析"表现说"发展中的各种具体观点及其得失,将有利于今后艺术实践和艺术理论的发展.     

青年卢卡奇对形式理性的批判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青年卢卡奇深刻批判了近代形式理性的物化结构.卢卡奇认为,近代形式理性是一种反思的、历史的和总体的理性,它是以认识论表现出来的本体论.思维遇到既定性的、非理性的事实,使近代哲学陷进主客体二律背反的理论困境.德国古典哲学乃至后来的人本主义思潮试图通过实践、艺术、历史、文化等路径解决这个问题,但都是在更高层次上说明了它的不可解决性.卢卡奇利用总体性辩证法,揭示了具体历史的内部结构.他把"主体-客体"的认识模式从空间结构维度推及时间历史维度,以主体性原则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从而超越了形式理性的二律背反.     

出场学的存在与逻辑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必须被哲学所表征。出场学就是以表征当代中国时代精神而产生的哲学形式。承认研究"范式"的多样性是"出场学"存在的基本前提,或者说,没有范式思维,就没有出场学存在的合法性。而出场学之所以能够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前提,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是一种以解决马克思哲学在某些状态下的"缺场"问题为背景、以构筑与当代中国历史语境相适应的哲学研究范式为目标的哲学研究体系。出场学存在的最为重要意义在于,它以解决社会实践问题为主旨,试图在理论思维上实现对现实生活世界问题的"在场"超越。     

中国近代小说理论的时代特征——近代文学理论研究之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中国社会动荡之剧烈、矛盾斗争之复杂,是前所未有的。在这个风雷激荡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也特别活跃。其中,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尤其引人注目。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呈现出了一种中国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风姿,促进了当时小说创作的繁荣,也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出现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研究这个时期的小说理论,正确估价它在中国小说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当前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将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当代旧体诗词的再认识和重新发现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两座高峰的唐诗宋词,随着南宋的覆没而逐渐走向低谷,但并未彻底终结,而是余脉绵延,元代前期有刘因、邓牧、戴表元、虞集等"元诗四大家",元后期又涌现出了王冕、萨都剌、黄镇成、杨维桢等在艺术上颇有成就的诗人,至明,前后七子推动了一场针对"台阁体"和八股文的诗文"复古运动","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一"复古运动"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却也使萎靡不振的诗风开始变得意境开阔,颇能表现新颖的面目.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