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芑孙"坏体说"论析

"坏体说"即"七言、五言最坏赋体",是清代学者王芑孙在其<读赋卮言>中针对赋体所提出的一个经典论断."七言、五言"的文体涵义既包括以歌行为代表的古体诗七、五言句式,也囊括了今体诗(律、绝诗)句式;所坏的"赋体"是"今赋"之体."坏体"的原因在于诗体七、五言句式对赋体造成体性之坏和体式之坏.此说与现今"赋的诗化"研究密切相关,但此说表明"坏体"的时间下限不能局限于初唐,而是沿流至清代.王芑孙的纯正赋体观实质上是一种融合古、今之体,追求雅与丽和谐统一的赋体理念.     

词学研究的开拓之作——评沈松勤著《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词始于唐而盛于宋 ,宋词向来被誉为“一代之胜” ;唐宋词也成了中国词学史上谈论的热点。而传统词学则往往注重唐宋词体本身的文学性、抒情性、艺术风格以及词律、版本等方面的研究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则将唐宋词置于唐宋社会与文化这个大背景下 ,考察其原生状态、功能特征及繁衍发展 ,这不仅体现了著者不安于传统而勇于开拓的学术精神 ,更重要的是为推进词学的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思考。大量事实表明 ,词在唐宋两代并非仅仅作为文学现象而存在。词的产生不但需要燕乐风行这种具有时代特征的音乐环境 ,它同时涉及当时的社会风习 ,人们…     

词乐关系新论

"唐宋词"是唐宋时"曲子"这一音乐艺术形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以文案形式流传至今的"唐宋词",是当时词曲一体的曲牌体声乐作品中的歌词.唐五代时,文人往往称"词"为"曲子词",或简称为"曲子".     

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词体生成问题新论

"词体乃乐府的‘格'‘律'化"或"乐府的‘格"律'化而成词",这一命题是对词体生成问题的新思考.它表面上是对古代"词为乐府说"的重申,实际上既强调了词体应为音乐与文学结合较早样式--乐府的直接产物;又揭示了词体与乐府的异同与承继关系,从乐府入手论词体生成方合乎情理;还证明了词体是南朝以后乐府与古体诗、赋、骈文等文体都趋向"律"化这一文体变化规律下所产生的新文体样式.乐府"格""律"化程度是随着声律论的发展而递增的.从齐梁时期出现平仄声律论开始,乐府齐言歌辞的"律"化可称律词的滥觞;隋唐之际乐府齐言歌辞"律"化完成,而杂言歌辞的"律"化已经出现.乐府"格律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有多方面的"营养土壤",如酒令、律赋、骈文等.要解决词体生成这一问题,必须由词体的本质(乐府)入手,抓住其音乐与声律上的特殊之点(原唱乐句或歌辞句式供"格",四声平仄声律说供"律"),方能奏效."词乃乐府的‘格"律'化"这一命题,对"燕乐"说、"律词"说、"民间"说等关于词体的界说、词的起源的争论具有决定性意义.     

周邦彦“清真体”美学风貌探析

南宋词人周邦彦的"清真体"以其独特的美学风貌,拓展升华了词的艺术境界,与李清照的"易安体"一道为词的"当行本色"做出了生动阐释,堪称宋词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清真词雅俗共赏,善于抒写创作主体独特的审美体验和心灵感受,创造性地开辟了"以赋为词"的新天地,拓展了特色鲜明的"柳七郎风味"式的"屯田蹊径",使词体的审美特征和艺术精神得到了多方面创新,为词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宋词艺术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之一。     

中国古典诗歌平仄律的形成与嬗变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格律形式,平仄律的形成经过了语句内的音声对立、二四异声、四声二元化,以及篇句间的声对、粘缀与定体等历史过程。前者以一平对三仄的确立为标志,后者以律绝排体式的定型为标志。平仄规范的形成,体现为诗人群体的创新与共识、多种律诗体式的成熟与定型以及诗律概念的明晰与理论自觉。"开元十五年后",以杜甫诗歌为标志,律体定型;"律诗""诗律""平侧"等概念亦相继出现。随着不同时代语言形态与声律观念的变化,律体定型后出现了拗体,词曲兴起后出现了平仄通叶,新诗创立后基本废弃了平仄律。我们应从平仄律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出发,重新认识当代新诗体的建构问题。     

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特点

律赋是唐代在齐梁骄赋的基础上，为适应封建统治者对人才选拔与甄别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演进和发展与骄赋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也有人因此混同了两者，如徐师曾《文体明辨》说：“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质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家取士限韵之制。”他把骄赋后期对声韵偶对的刻意追求直接视为律赋的开端，显然是欠妥的，因为当时赋体尚未固定为官场试土的形式，它的许多艺术特点也还没有程式化。前人对律赋形成和特点的论述，以清人孙梅《四六丛话》最为别切：“自唐迄宋，以赋造土，创为律赋，用便程…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论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

唐诗话语是词学批评的重要源泉,亦是词学批评比附形式的重要内容。从词体比附诗体到宋词史比附唐诗史,从词人个体比附唐代诗人个体到具体词作比附唐代诗歌作品,皆体现出词学批评家推尊词体、突出宋词文学成就、推崇代表自己词学观念的词人个体等词学理念。词学批评中的唐诗话语客观上提升了词体的地位,丰富了词学批评形式,为诗词文体之辨体与破体提供了充足的文献参考和理论支持。     

论唐代“诗客曲子词”的体式特征及其对词体演进的贡献

在词体滥觞的中晚唐时期,词所倚之"声"是俗乐"曲子"[1](P117)。其文体结构的形成与发展必得与"曲子"相辅相成,且深受曲体结构的约束。最初的"诗客"作"曲子",并非要将歌词当作一种单独的文体从曲子里剥离出来,相反却力求兼顾,以使文乐谐美。唐代文人既注重"倚声"谐唱以制词,又出于创作惯性引近体诗律为句,迈出了词体"律化"的第一步。"诗客曲子词"的出现,从文学和音乐两个方面提升了曲子辞的艺术成就,使文与乐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宋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唐宋词艺术发展史》入选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

本书以文化的转换为背景,对唐宋词的艺术发展史做了详尽考察,重点论述了唐代文人词与敦煌曲子词的雅俗分流,展现了五百多年间唐宋词的面貌,清晰地论述了唐宋词艺术演变的历史进程。读书既是第一部研究唐宋词艺术专门史著作,也是迄今为止篇幅最大的词史专著。     

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

况周颐对唐宋词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对唐宋词史有许多十分精彩的见解。其唐五代词观主要为,比较了晚唐诗与词的特点,指出二者共同之处是"丽而不流",其原因乃"风会所趋"。其两宋词观主要为,北宋词的主导风格为清空婉丽,自然天成,词境甚高;南宋词的风格特点是意境沉着、寄托遥深,思想价值最高。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对唐五代词特点的阐述是对常州词派词学理论偏颇的矫正;第二,况周颐对南宋词人的一些认识受王鹏运、朱祖谋的影响又有发明创见,不乏独特之见也有深文周纳之病;第三,况周颐的唐宋词史观是其重、拙、大理论的重要体现,由此可以更准确地理解其重、拙、大理论的内涵。     

论宋词自注

自注是词体结构的一个非常规部分,主要起解释说明的作用。它一方面受到作为笺释之体的注的影响和规范,另一方面决定于宋代词人的主体性。在其发展过程中,宋词自注越来越受到词人的重视,内容得到了丰富,艺术也有了提高。宋词自注具有文体学、文献学以及阐释学上的价值与意义。     

唐宋渔父词的文人化发展

文人化是唐宋词发展、演变的重要方式,《渔父》词更是如此。其文人化主要表现在:一、自唐代张志和首作《渔父》以来,凡赋此调者,皆以渔隐为词旨、以清逸为词风,而这正契合唐宋文人以雅为尚的生活、审美情趣,故受到了上至皇帝、下至文士的接受与创作群体的喜爱与追捧;二、《渔父》原为民间渔歌,经由文人之手,才转为稳定的词调以供"依调填词"。之后,为了歌唱或内容上的需要,文人藉由檃括类曲内容、变非类曲为类曲或扩大类曲范围等方式打破该调的稳定性,完成了改造与变奏;三、该调突破了词体本身,同符合文人意趣的书画、歌舞相结合,实现了艺术互通。张志和的画,苏轼、黄庭坚等人的书以及史浩的《渔父舞》都与渔父词密切相关,便是证明。     

柳永词艺术成就新论

词至柳永而大变的事实存在 ,与柳永终生对词的艺术创新追求密切相关。柳词艺术创新之成就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 )开创铺叙 ,以赋为词 ;(二 )升华点染 ,始用钩勒 ;(三 )使事用典 ,化俗为雅。柳词中的这些艺术成就 ,不仅是导致《乐章集》成为宋词艺术史上一座高峰的原因之所在 ,而且扭转了当时的词风 ,对后世词的雅化影响巨大。     

关于“词曲递变”研究的几个问题

"词曲递变",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和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涵义,文体之变,是研究的基础命题。宋金时期,一些文人词基于采风而发生某种"曲化"迹象。元代"北曲"取代词体成为文人歌辞体的主流,文人在以文学为本位的"乐府"观念中,继承律词、律诗的形式规范建构了以散曲小令为典型的北曲"曲体",在"俚歌"意识中保留了套数的民间歌曲形态,形成了北曲文体形态上的"雅"、"俗"两系。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论宋赋的历史承变与文化品格

中国赋文学经战国、两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到赵宋王朝,赋家欲走出艺术困境而有所建树,势必另辟新径,宋人以文赋为标格的创作,正为此尝试。 就赋体而论,在宋以前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战国至汉初以骚体为主之阶段:二是汉魏以散体为主之阶段;三是两晋六朝以骈体为主之阶段;四是唐代兼综众体而以律赋为主之阶段。清人孙梅《四六丛话》在推崇“骚赋源出灵均,幽情藻思,一往而深”之观念下论两汉至唐、宋赋发展云: 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况,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固非古音之洋洋。亦未如律赋之靡靡也。自唐迄宋,以赋造士,创为律赋,用便程式,新巧以制题,险难以立韵,课以四声之切,幅以八韵之风。 此说甚明赋体之流变。然而,赋体之变乃风气所趋,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二云: 汉、魏诗似赋,晋诗似道德论,宋、齐以下似四六骈体,唐诗则赋骈体兼之,宋诗似策论,南宋人诗似语录。 这种论诗史发展的见解,适与赋体流变相对映。由是观之,赋体之变实为文学思潮之整体发     

论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及其成因

词在平安时代早期就已经东传至日本,但当时日本宫廷文人的唱和之作并不具备词体意识,仅仅是仿作填词的文字游戏.日本词律学肇始于平安朝中期,历经草创期、发展期、确立期、分化期等发展阶段,对词的认识也经历了从乐曲歌体、词体格式、词谱著作到词律译介与研究的发展脉络.日本词律学既依托于中国词律学,又融合其民族文化,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梳理日本词律学的演进历程,从词律学史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词律学,对词律学的发展是有启发意义的.     

宋词繁荣原因研究述略

隋唐以来,词体渐兴,至两宋蔚为大观。尽管人们对宋词与唐诗、元曲并列为一代之代表文学的说法有不同见解,但对词体在宋代的繁荣并无异议。这的确是事实,与词的初始阶段即唐五代词相比,宋代词人词作的数量都要超出几倍乃至十几倍,同时还出现了不少第一流的词家;而词调之众多,词籍刊行、流布之广,风格流派之多样,词作艺术之成熟,更非唐五代时期所能有。然而,正如刘扬忠先生《宋词研究之路》谈到这一问题时所说,“在宋词研究中,困难不在于描述宋词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繁荣的原因。”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探讨这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