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私权利保护的制度与逻辑——以美国经济法治的历史为参照

对于私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保护私权利的核心在于对抗来自公权力的侵害,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关系的关键在于法律背后的权力逻辑以及政治理念。比照美国的立法、制度与理念,我国的私权利保护制度尚需完善。但从根本上讲,是需要在法律与政治理念上进行变革。     

论作为我国宪法学基本范畴的非国家公权力

非国家公权力是指我国宪法国家机构一章规定的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享有和行使的公权力,其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意味着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者关系成为宪法学的基本问题。非国家公权力作为宪法学基本范畴包含宪法规范和规范宪法两个议题:前者应从实证主义立场阐明规范之真实,包括真实的中国宪法和中国宪法的真实含义;后者则需从立宪主义立场探求非国家公权力规范的应然状态及其实现路径。我国宪法学研究应建构公民权利—非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三元框架的转型宪法学理论。     

试论“私权利”与“公权力”

试论“私权利”与“公权力”《云南学术探索》１９９８年第１期（总第４３期）章戎王晶在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物质条件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已是现实。然而,怎样在此基础上,从更广泛的角度保障和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进而...     

刑事和解的权理基础——公权对私权的尊重与让与

刑事和解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时隐时现,时强时弱,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二者长期博弈互动的体现。国家公权力对公民私权利的尊重与让与,及公民私权利对国家公权力的监督制约,构成了刑事和解在当代社会存在及兴起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人权意识的普及提高,国家公权力能够介入私人空间的范围将越来越小。国家应尊重公民的意愿,尽少干预公民权利的行使,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更多的保障,而非限制、挤压公民权利。     

公权力主体犯罪: 应然的解说与实然的超越

刑法学界在探讨"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问题时,忽视了与国家机关一样依法行使国家公共管理职权的其他组织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问题同样需要探讨,为此宜以"公权力主体能否成为犯罪主体"取代"国家机关能否成为犯罪主体"的命题.在兼顾法人犯罪理论中英美法系国家实用主义刑法观重视公共秩序及福利的维持与大陆法系国家伦理性刑法观重视责任主义原理的基础上,我国刑法应同时考虑制裁法人犯罪性质、目的等因素,将公权力主体排除在刑法单位犯罪主体的范围之外.     

论自然资源特许物权设立中公权力的作用机制

作为自然资源所有权人的国家具有公权力主体身份与私权主体身份。在特许物权设立的过程中,会出现国家依其双重主体身份作出的公法行为与私法行为,且二者会呈现交织在一起的状态,国家身为公权力主体作出的公法行为可能会影响私法效果,国家作为私权主体作出的私法行为可能会影响管制效果。行政特许不应被理解为特许物权设立中的行政决定或者行政审批等某一个行政行为,而应被认定为动态的复数行政活动,行政特许实际上是特许物权设立中的一系列行政活动。行政机关通过确定特许物权受让人的行政审批等方式进行行政特许,并产生了授予特许物权买受人以特许物权资格的效果。行政特许是特许物权设立的基础条件,特许物权的设立采登记生效主义。     

新媒体视阈下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权力监督探究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与普及,作为"第三部门"的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中逐渐成为公民表达自身政治诉求,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重要渠道。但非政府组织在参与公权力监督过程中出现了参与危机、纯度不足以及群体极化等现象,给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权力监督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构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权力监督的长效机制势在必行。     

论“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为例

本文从"公权力"与"私权利"之争出发,以艾滋病预防干预中的"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实践为例,重点呈现了"公共卫生"这一外生的概念及相关社会设置是如何在我国本土语境中产生、发展的。同时,就"公共卫生"及其公权力在艾滋病预防干预工作中的边界等伦理问题进行讨论。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新公共卫生"发展趋向中的多学科合作和视野转换,能够为弥合普通人群和高危人群的割裂状态、促进健康的社会化和社会的健康化提供新的空间。     

加强我国政府公权力监督体系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政府公权力不当使用甚至滥用而导致的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加强政府公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建设及研究,建立健全政府公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体制机制十分必要。从分析我国政府公权力监督体系建设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出发,借鉴各国的成型经验,加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政府公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建设,必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促进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政治环境的形成。     

非政府公共组织公权力之行政法观照

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公共产品的供给,分担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这些非政府公共组织的成长,打破了国家垄断公共职能的格局,形成了介于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调节力量,虽然非政府公共组织目前在我国仍存在一定程度的行政隶属性,但非政府公共组织行使公权力有别于传统的国家行政,因而,有必要结合我国实际研究行政法观照下的非政府公共组织之公权力,以推动公共行政的发展。     

理性和自由的公权力制约格局之可能性——十八大后中国舆论监督走势的展望

十八大报告提出了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时将舆论监督与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并列为人民监督权力的四种监督。本文试将舆论监督置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语境下,剖析目前舆论监督存在的制度性困境,着眼于执政党自身需求与公民社会需求两种推动力,分析十八大之后理性、自由及建设性的舆论监督新格局形成的可能性。     

论平衡不平衡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

平衡是矛盾双方在斗争中暂时的相对统一的一种表现 ,不平衡是矛盾双方在斗争中不均匀、不随和的一种状态。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是相对与绝对的关系。正确理解平衡与不平衡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侦查权与防御权的平衡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一个重要阶段,侦查权与防御权的平衡是现代刑事诉讼理论的基本要求。我国的侦查权与防御权存在着严重失调的现象,结果造成了大量程序性违法现象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侦查权与防御权平衡问题的研究,对于解决侦查程序中的违法现象具有重大的意义。     

“被告山杠爷”:公权力对宗族权力的替代

随着公权力逐渐集中于城市或中心集镇,乡村社会中开始显露出公共权力真空化的端倪。长期处于被遏制状态下的宗族权力重新活跃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公权力收缩之后留下来的空白地带。在公权力替代宗族权力的过程中,宗族权力对于乡村社会秩序、乡村社会正义的规范意义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但是,从法理上分析,公权力对宗族权利的替代是实现乡土正义的最终途径。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政制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性平衡,是关涉国家权力规范运行和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公权私法化、私权公法化及行政法学内容的完善

现代社会中,公权的私法化和私权的公法化现象使得公私法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公权的私法化是指公权力主体采用私法方式完成公共任务,与社会各类主体平等合作;私权的公法化是指在本来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权领域中,出于某种需要,公权力介入其中,并对私权自治行为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面对公私法相互渗透、融合的客观现实,行政法学的研究应重新调整学科研究内容,并引进其他社会科学的成果,以促进行政法学的理论更新.     

论社会发展的动力与平衡机制

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是人类社会赖以运行的两种最根本、最基础、最普遍的机制。两种机制,都是由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体制、规范表现出来的,两种机制,将社会的各个部分和要素组合起来,使之成为具有内在逻辑的统一整体,规范并决定着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在社会运行机制变动过程中,某种程度的平衡机制欠缺、动力机制失范,就是当今中国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层病因。我们所要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应该是这种把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有机地、最大限度地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政府,治国理政,一定要全面把握和处理好动力与平衡之间的关系,按动力机制与平衡机制紧密结合的要求,深刻把握这种决定社会发展方向、轨迹和各种表现形式的内在运行机制,制定和实施好治国理政的纲领、战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制度、体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防止出现这样那样的偏向。     

论环境法对利益冲突的平衡

利益的冲突性决定了法律调控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调控利益冲突,在环境问题异常凸显的今天,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代际利益的冲突都是传统法律所不能有效调控的,环境法作为一门新兴的法律部门法,以其特有的设计来平衡这些冲突.     

论高招政策的价值冲突与平衡

高招政策本身具有“内生性”冲突,同时还背负着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价值诉求,从而滋生出一系列的“外生性”价值冲突。价值冲突是当前高招政策所必然具有的特征。这两种冲突的互动结果是走向价值平衡。价值选择是高招政策价值平衡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