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法学"述评及其对中国当代法治的启示

凯尔森首倡的“纯粹法学”是西方法哲学中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其最基本的特色在于把分析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极端,排斥法律科学中的一切主观因素;强调实效是法律规范的基本特征,成文法应得到遵守。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自清末启动之初,就受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深刻影响,但在７０年代末以来的当代中国法学研究中,法律实证主义已严重畸变。在构建当代中国法治秩序的过程中,“纯粹法学”代表的本来意义上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极具特色的分析实证研究方法和关于法律规范效力性的基本观点极富启发意义。     

纯粹法学说中的“法律”、“国家”和“正义”

法律是调整人类相互行为的一种社会秩序,是以强制作为制裁的手段来对付对立行为。国家创造或实施法律,亦即以国家机关名义来执行任务的个人在创造或实施法律;国家是一种中央集权他的法律秩序,构成国家这种社会的个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关系;但国家不是“法律的上帝”。纯粹法学说的任务在于分析实证法的结构,因此不能解答一种既定的法律秩序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正义与法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正义并没有客观标准,它是建立在人们的主观情绪因素上的价值判断。二元论者把法律分为真实法与实证法,如卢梭认为法律是表达“普遍意志”、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渊源于“民族精神”、社会速带关系说则认为只有符合“客观法”的实证法才有拘束力;但是他们对所谓“普遍意志”、“民族精神”和“客观法”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的问题都没有提出答案,实际上只是以一种超级的法律来为实证法辩护而已。因此纯粹法学说坚持将正义与法律划分清楚。     

纯粹法学纯粹性之解读——以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为视角

凯尔森终其一生都在研究纯粹法学,对于初学者而言,一般会感到疑惑的是其纯粹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本文对这一问题尝试着进行回答,相对自然法而言,描述而非评价乃是方法之纯粹,笔者即重点论述纯粹法学与自然法学之区分,以阐述纯粹之法律与法律科学便是纯粹法理论之全部结果.     

狄骥反动法律学说的初步批判

前言法国法学者狄骥(1859—1928)是二十世纪初期资产阶级法学的一个著名的代表者。他自认为站在现实主义立场,采用实证的直接观察法,“摒弃一切形而上学的先天概念”。他反对以个人权利为基础的自然法学,而提倡从“社会连带事实”出发的“社会法学。”他认为“社会连带是一原始而基本的事实”,是社会上人们团结的纽带,也就是社会群体所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因素。这种连带事实反映在人们的脑子里而形成一种     

批判与继承——纯粹法学在中国

文章通过对纯粹法学的译介、评论及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历程,首次描绘了纯粹法学思想在中国传入与演化的轨迹。纯粹法学在中国的坎坷命运,既是一个批判与继承的过程,也是中国宪政与法治的一个缩影。     

凱尔生的反动法学理论批判

一、前言当十九世纪末期西欧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的阶段以后,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日益集中地集积了大量的财富。他们在国内,形成了经济上的独占来代替过去的“自由竞争”;在国外,则进行肆无忌惮的对殖民地的掠夺。这些事实,带来了资产阶级传统法学理论的基本原则的动摇。于是,一些新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法学理论,便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凯尔生的纯粹法学,就是这些反动法学理论的学派之一。     

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一种法律理论研究的逻辑进路

从凯尔森(Kelsen)纯粹法学理论产生的背景出发,通过分析纯粹法学理论的逻辑,探讨了吉野一(Hajime Yoshino)逻辑法学产生的过程.借助现代逻辑的工具,分析了从纯粹法学到逻辑法学的逻辑必然以及逻辑法学中的初始元素、法律语句理论、法律推理结构、法律体系理论和法律语句之间的有效性关系.针对逻辑法学的性质争议,通过比较分析后认为:随着心理学、经济学、现代逻辑学等方法的不断引入,法律中的许多未解问题(如主观确信、博弈分析等)必将产生许多新的法律理论.     

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与中国的法制建设

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的法律思想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产物.它来源于奥斯丁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和新康德主义法学,主要包括纯粹法学概念、法律秩序与规范体系、法律和国家的关系、国际法和国内法关系等几个方面的内容.它对西方现代法学理论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同时,凯尔森的纯粹法学理论对于迈步走向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南方”的贾平凹

贾平凹的陕南出身以及他的写作风格使他的作品有一种典型陕西作家没有的“南方”气质,所以他更接近沈从文和孙犁这样风格“柔美”的一派,更注重作品的艺术表现.贾平凹创作的这种“南方”气质使他对沉实的陕西文学的主流叙述有一种隐隐的挑战性.不过,贾平凹的“南方”不同于“江南”.商洛虽然山清水秀,却是穷乡僻壤,没有“江南”的繁华和奢靡,没有“江南”文化在汉文化圈中的自信和统领地位,也没有江南叙述中落魄豪门式的伤感和怀旧,而有着底层小民的现实感和向上挣扎时的文学想象.贾平凹的特点就源自于他与“南方”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源自于他创作的现实性和抒情性.他的不纯粹的“南方”出身和纯粹“北方”的创作环境反而造就了他无法复制的创作个性.     

现当代挑战主权思潮批判

二十世纪以来否认和弱化国家主权在西方理论界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趋向。法国著名法学家狄级认为“国家不是一种权力”,主权只是凭空臆想的虚构,否定了国家主权的客观实在性。[1]二战后西方著名学者雅克·马里旦提出“必须摒弃主权的概念”,主张用神权政治理论取代国家主权理论,认为只有上帝才掌握主权。他不仅否认了国家主权的实在性,更进一步认为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障碍,使得任何约束各国的国际法无法形成。[2]规范法学派法学家凯尔逊表示,倘若国家主权被定义为一种无限制的权力,就会与国际法不相兼容。[3]劳特派特在《奥本海国际…     

从社会学角度阐释对未成年犯实施社区矫正的意义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未成年犯罪问题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时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也一直困扰着司法机关、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和有关教育部门。而未成年人的社区矫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学概念,而是一个涉及多门学科知识的概念,如法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犯罪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     

论苏格拉底的“善的原则”

苏格拉底“善的原则”是他对“理性原则”的展开和深化。在“认识你自己”的理性原则中,苏格拉底强调,人必须首先承认自己的无知,自知无知乃一切真知之始;然后,他又通过灵魂、理念和回忆给人指出了由“无知”到“知”的途径。在苏格拉底看来,这“知”绝不是纯粹的“知”(即关于自然的认识),而是同人的“行”(即德行)相统一的。因为纯粹的     

論純粹流通費用的补偿和商業資本对商業雇員的剝削

一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经济学界在一九五六年就展开了争论。“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四期首先发表了江诗永先生的论文——“论商业利润与纯粹流通费用的补偿问题”。他的论点是:第一、纯粹流通费用中的不变资本部分,能提高商品的名义价值从价格中得到补偿;第二、纯粹流通费用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商人垫支的工资)不能提高商品价格,只能从剩余价值中得到补偿。根据他的这两个论点所得出来的在商业资本参加平均利润率形成时的平均利润率公式为:     

纯粹社会学:社会学的科学革命及其范式构建——布莱克的方法论追求与理论逻辑

社会学的“科学革命”是唐纳德·布菜克纯粹社会学方法论上的核心追求.他认为传统社会学包含了意识形态、目的论、心理学以及人的因素,并没有真正实现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学科承诺,必须对其进行“纯粹化”创新,从而构建一门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纯粹社会学理论范式的构建是基于新的认识论、方法论,并建立在广泛而深入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其对法律的分析所形成的纯粹法社会学,是纯粹社会学理论的最重要的学术实践,也是被学界所公认的经典理论.从西方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脉络来看,纯粹社会学有着深厚学术传统,并有一套独特的解释逻辑,但由于对社会学科学性的片面强调,其缺陷也非常明显.     

从宏观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法主体

国际法主体问题是国际法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人们历来争论的焦点。传统国际法认为,只有国家才是国际法的唯一主体。这个结论主要是基于国际法是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这一传统定义的。这种观点自格劳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战争和和平法》发表以来,在国际法历史发展的三个世纪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尽管一些著名的法学流派的代表人物,如社会连带法学派的狄骥(Duguit,1859-1928)、塞尔(Selle),美国著名法学家凯尔逊(Kelsen,1896-1973)、杰塞普(Jessup)等曾提出     

论康德扬弃本体论的立足点

陈康先生1942年在为所译注的《巴曼尼得斯篇》作的《序》中写道: “万有论[按:今译“本体论”]是西洋上古、中世哲学的中心,其势力直达1781年《纯粹理性批判》问世以前。”又写道: “在《纯粹理性批判》产生以后建设一种万有论至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商务1982年版,第5、6页)可见,陈康先生认为,康德摧毁了旧的本体论。关于康德的工作,最好引用他自己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的话来说明:     

成人高校——他们共同的选择

在连续7年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大专学业,又通过“专升本”考试而成为一名法学本科生。今年7月,他就可以拿到大学本科文凭了。而她,则受他的影响,在2001年成人高考中顺利地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成为“交大”工商管理系一名5年制的本科在读生。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之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的一个微观考察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导言中曾经提出了“感性与知性的共同根”这一重要问题,但长期被忽视。实际上,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并非如康德所言“不为我们所知”,而是清楚明白地存在于我们心中,它就是先验想象力。先验想象力和生产性想象力、纯粹想象力是同一的,但与再生性想象力和先验统觉有显著区别,因为先验想象力是纯粹的自发性,不仅是感性接受性的自发性的根,而且是知性自发性的根,它在康德知识论中,甚至在他的整个哲学中都具有奠基性作用。     

赫尔德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批判

赫尔德的形而上学以及他对“存在”问题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对康德先验哲学的批判中。赫尔德和康德都批判启蒙哲学推崇的纯粹理性,但与康德肯定纯粹理性并为其运用划定边界不同,赫尔德从根本上否认理性的纯粹性,强调理性实际上是人类心灵整体运作的有机性,因而是人类心灵中各种力量共同运作的机能,最终体现为人类语言。语言是人类心灵在具体历史经验中生成的证明,在本质上揭示出“存在”与人的感性关联。以语言为切入点,赫尔德分析了人与“存在”的关系,认为语言是“存在”对人的感性给予,是人和“存在”关联的体现和表达。以心灵哲学和语言哲学为基础,赫尔德在批判康德先验哲学的同时,阐明了自己形而上学的基本立场和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