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伦理研究方法之探讨

儒家伦理的研究方法有思想史法、伦理学法、结构解读三种。单纯以思想史法或者以伦理学法研究儒家伦理都是不够的,必须以思想史法、伦理学法为基础,以结构解读为工具对儒家伦理进行研究,这更有助于把握儒家伦理之原义,彰显其生命力和创造力。     

伦理学界对普遍伦理的讨论

1993年 ,“世界宗教议会”发表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自此 ,全球伦理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成为 90年代伦理学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们对全球伦理在概念上各有提法 ,大致有8种 :1.“普遍伦理” ;2 .“普世伦理” ;3.“全球伦理” ;4 .“世界伦理” ;5.“世界道德” ;6.“底线伦理” ;7.“全球意识伦理” ;8.“普适伦理”。一、对普遍伦理持赞同态度的观点在国外 ,首先倡导全球伦理的是孔汉思博士。他说 :“我们所说的全球伦理指的是对一些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一些不可取消的标准和人格态度的一种基本共识 ,……是由所有宗教…     

儒家伦理的自然主义品质

伦理学奠基因其所归依的本体论前提性质的不同而呈现伦理自然主义、伦理直觉主义、伦理宗教主义三大谱系。儒家伦理学“德基”的结构和要素的自然主义性质决定了其整体上的自然主义品质。而这种自然主义又不同于西方伦理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儒家伦理在其自然主义的德基之上开出了直觉主义的实践伦理学。德基体系与奠基其上的法则体系的异构,恰是儒家伦理的悖论和困境所在,也是儒家伦理的亲和力、包容力和同化力之源泉所在。     

略论儒家伦理的话语表达之特征

儒家伦理话语所表达的主要内容为伦理体验；其表达方式主要有语录、注经以及评述历史和时事等，表现出某种“解释学”的特征；其话语蕴涵着一种根植于“意象”思维的伦理思考方式，其取向是注重直观和综合把握，力求引导和激发主体自身的体悟。儒家伦理的这种理论形态与当代伦理学的理论表达方式是相容的，具有有效应答当代伦理问题的潜力。这对于思考“儒家伦理的现代转化”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实化意念知行合一 ——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勾勒儒家伦理之特质

通过对自20世纪50年代西方伦理德性维度之日益凸显以来中西伦理对话发展过程的简单梳理,本文认为以从安乐哲的"儒家角色伦理学"到温海明的"儒家实意伦理学"为典型,当前学界对儒家伦理的解读与重构在德性伦理学兴起的契机下,已逐渐摆脱"规则伦理学"或"德性伦理学"的既定框架而得到新的发展。本文以西方伦理道德规则的外在性困境为问题意识,遵循"儒家实意伦理学"的建构逻辑,对"儒家实意伦理"如何解决规则伦理学割裂行为主体与行为本身这一困境作出尝试性说明,以期明确"意"在儒家伦理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儒家伦理关注道德行为之真实性的重要特征。     

重视人伦 解构三纲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伦理要面对现实生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作为示范伦理的儒家伦理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形而上追寻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儒家伦理的当下境遇问题

韦政通指出,伦理要面对现实中出现的诸多问题,传统和现代化应在相互批判的互动中相互为用,当代的伦理教育应在诸方面突破。李存山认为,儒家的三纲是中国历史演变的产物,儒家伦理可以而且应该随着中国历史的新变化而变化,由此可解构三纲,使儒家的伦理观念作出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调整。景海峰探讨了三纲五常自汉以来即为儒家伦理之柱石,是儒家伦理形而上的根基,成为集结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凝聚民族精神的保障。王庆节认为,现代西方主流的“规则伦理学”和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同层次上的伦理理论,不能因过分强调一个方向就走向泛道德主义,也不能因强调另一个方向而走向泛法律主义。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应有一席之地。王立新经过对儒家伦理发生作用的方式的研究,认为它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通过政治运作或参与政治运作对古代政治进程和历史发展发生作用,二是通过教育对人生和社会生活发生作用。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逻辑源点及历史探路--基于两汉之前的伦理学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汉后开始以儒家为核心和主线,但是,其逻辑源点和演绎进路却在汉前,汉前政治伦理经历了“神教→宗族→诸子→法家→道家”的重心转移过程,这一辨争、探索和筛选过程,对于后来儒家的胜出至关重要。“夏商→西周”是中国传统政治伦理的奠基期,神教政治伦理向宗族政治伦理过渡,完成了政治伦理“天道”向“人道”的转变;春秋时期虽然天崩地解,但是,政治伦理仍在沿用宗族伦理;战国时诸子伦理兴起,宗族政治伦理开始松动,在诸子伦理的政治纷争中法家最终获胜;面对秦二世而亡的残酷事实,中国传统政治伦理反省后开始真正走上了历史合理性的路径：阳儒阴法———儒法两家软硬、外内结合共同维护传统社会政治秩序,结束了漫长的摸索期。     

中国传统哲学宗教的特点与新哲学的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必须以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要为目标,不能脱离现实,也不能失去传统文化之根。中国必须创造出与其大国身份相称的独立的现代的理念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征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宗教不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儒家的伦理哲学才是文化的主流与核心。宗教在中国相对不发展,具有多元性和原始性,并有造神机制。儒家的伦理哲学同时承担了宗教的功能,具有满足信仰和感情的功能,同时,也具有政治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道德主义形式下的宗教、政治、伦理三者合一的形式。中国新哲学的建构必须适应这种传统,承担起儒家哲学的功能。儒家文化不是历史,而是活着的现实,始终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儒家伦理对当下中国人的影响

儒家传统精神不仅存在于学理的层面,而且还以基因与血脉的根源性特性存在于民间。当下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对儒家伦理既抱着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敬意,又与之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隔阂与疏离;不管人们读没读过“四书五经”,作为基因与血脉的传统精神无时无刻不在通过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模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运作。儒家伦理的未来命运取决于当下中国人有着何种生活内容、何种生命问题,因而采取何种态度与方法来批判继承和转换儒学。与之相应,中国人的生活、生命以至命运也会受到以儒学为血脉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状况的制约。     

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及其路径探析

每一时代都有自己的理想人格,它体现一个时代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在古代士人的人格建构中,儒家思想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儒家认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安宁以及和谐都是建立在个人的道德修养之上和道德自觉之上,而道德实践则取决于个人的自我完善。先秦儒家强调在自我体悟、反求诸己的基础上的道德自律,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义务成为“君子”,成就理想人格。文章通过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建立依据及其实现路径的探讨,可以看出,先秦儒家通过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为社会制定了许多道德和政治规范,强化了人的道德良心,启发人的理性,把外在的道德规范变成人的内在心理要求,从而达到整合社会的目的。     

宗教与教化--略论中国佛教形成和发展的儒家文化因素

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是一种异质文化融入本土文化的典型过程。儒家思想是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和中心,其他思想形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响。儒家思想自西汉董仲舒之后成为“儒教”,是一种伦理型的准宗教。在儒教的影响下,中国文化重综合、重直觉、重教化、重人文。佛教在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应中国文化的特点,改变自身的某些伦理观念与宗教习惯,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鲜明特色。     

现代新儒家与中华民族精神内涵

现代新儒家对中华民族精神内涵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但中华民族精神蕴含在中华儒家文化之中是其理论共识。儒家的＂和谐＂与＂理性＂、＂内圣外王＂之道、人文精神、＂极高明而道中庸＂及＂心性之学＂等,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固有的内涵。现代新儒家致力于从儒家文化视角来解读中华民族精神,是有失公正性的,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儒家文化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也是不符合历史辩证法的。现代新儒家力图从深层的精神内核来认识儒家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自我认识过程的深化和发展,也是继续研究中华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资源。     

论儒家哲学的“春意”与中国哲学的“新生”

"春"与"仁"相关联的儒家哲学思想史程包含三个逻辑环节。在《周易》自然哲学中,春与东方草木建立关联;由"五行"思想的发展而与"仁"之德行建立关联;宋明时期,"仁"包举四德,上升为本体,春遍在四季,本体与价值具有一体性,指向生生不息的生命共同体的存在。宋明道学所发现的"春意"与佛家的春意之区别包含三个面向:一是重新肯定了人的存在价值;二是指向人的存在的同时,同时指向物、并且实有其物;三是心物不仅同源而且同趋,境界中有着明确的价值论指向。发展的春意,比较的春意到内在的春意,仁本体的发现使得宋代文化及中国哲学近世精神的"内在自然"向度被真正发现。"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它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启发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的新类型的探索,这正是中国哲学当代开展新生的春意。     

《论语》中的“仁”与孔子仁学的内涵

《论语》中的“仁”,是研究孔子仁学的基本素材。以往或不知今本《论语》多处“仁”字有误,或误解部分“仁”字之义,对孔子仁学内涵的归纳发生偏差。排除不正确的材料与误解,《论语》中的“仁”虽从词义上可分为四类,但其实质皆是“爱人”——关爱他人,孔子仁学的真正内涵,只有“爱人”一项,而没有其他。     

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学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化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这一现象在世界文明中也是独一无二的。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最终打破这一传统,使许多西方思想观念传入中国,对传统文化造成极大冲击,儒家思想受到批判。然而,由于儒家文化内在的演进逻辑与中国文明能够很好的贴合,儒家文化实际并没有消失,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     

儒家伦理与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企业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就必须重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而任何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伦理建设都与其所在的民族传统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和联系,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为此,我们在深刻阐述儒家伦理对于现代中国商业伦理重构所具有重要意义的基础上,追究了现代中国商业伦理的缺失及其原因,并对此提出了中国商业伦理的重构必须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以和为贵"的视角,借鉴儒家伦理中的文化精髓,以此重构中国商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