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廷枏的诗歌创作与岭南地域文化景观

梁延橱是清代中叶岭南的重要诗人。他的写景诗描绘岭南各地山水,金石诗兼顾岭南学术与个人性情,社会时事诗则反映鸦片战争时期的岭南风云。梁廷辛片的诗歌创作,无论是就文化的历史传统而言,还是从诗人活动的地域空间来说,都带上了浓郁的岭南地域特色,也有着自己的独特的家族传统和艺术个性,成为岭南文学中的重要部分。     

岭南名相张九龄政治思想新论

出身于岭南的唐代名相张九龄的政治思想中特有的、具有岭南特色的礼治思想、吏治思想、选举思想、黄老思想及经济思想都与岭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表现出张九龄是在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影响下的政治人物。     

试论秦汉王朝对岭南战争的影响

秦汉王朝对岭南地区越人的战争,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先进地区对落后地区的战争,从客观效果来看,战争总体上起到了一种开路的作用。伴随着战争的影响,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都得到了开发,大大加快了岭南地区的发展速度和进程。第一时期的战争给岭南地区带来的主要是政治影响,即把岭南纳入内地王朝的正式版图,使之与内地在政治制度上保持一致,即是解决岭南地区的政治归属问题。第二时期的战争影响除具有巩固政治影响的作用以外,更多地显示出了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即改变岭南地区原有的落后的生产方式和原始习俗。     

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的不同心态与环境变化

远谪岭南,在唐宋两代都是朝廷处置获罪诸臣的严厉手段.然宋之贬臣,悲戚之感已较唐代稍轻.宋南渡以后,贬居岭南文人的心态更是有了显著的变化.在北宋元祐文人的眼中,岭南不仅是化外之境,同时也是险恶之境;而南渡文人则乐山乐水,在岭南新环境中较为超旷、乐观.不同的心态表现在文学创作中则是:前者创作主体与客观环境往往不能融为一体,人与自然常呈现对抗、冲突的状态;后者以我观物,适我无非新,其笔下的岭南风物,色彩与形态要丰富得多.南渡前后贬居岭南文人心态上所发生的质性变化,不能只从文人胸襟、气度上去寻求,将南渡后岭南风俗、经济地位之改变与南迁文人群体心态联系起来,才更能说明问题.     

唐五代岭南诗歌的“蛇”意象——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岭南诗歌比较简

“蛇”意象是独具岭南特色的动物意象。“蛇”意象在岭南诗歌中多次出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蛇”意象的审视角度与态度都不同。通过对外籍诗人与岭南本土诗人两大群体诗作中“蛇”意象的比较，分析其差异点，并探究其中的原因。     

北宋谪臣与元末明初“南园五先生”岭南诗比较

北宋谪居岭南的文人与"南园五先生"的岭南诗都描绘、赞美了岭南秀美的风景名胜和风俗民情。处于蛮荒流放之境,环境不适,受仕途自忧心态的影响,北宋谪臣在其诗歌中描写了岭南恶劣的气候、岭地陋俗、重商轻农等习俗,诗中流露出了谪臣远在异乡的思亲之情、不适之感及贬谪之怨,使其诗歌附上一层抑郁之色。"南园五先生"生居岭南,不会产生诸多不适之感,在他们的岭南诗中表现出悠闲、自得之情。     

“出世”情怀下的“入世”精神——论明代岭南诗派美学系统构建的影响因子

明代是岭南诗派的形成期,也是其形“雅”与意“正”美学系统的确立期,而影响这种美学系统构建的因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岭南诗派的出世情怀,二是岭南诗派的入世精神,三是入世情怀与出世情怀的自然融通。究其根源当与岭南儒释道的融通、“曲江规矩”的传承和岭南奋进通达的民风紧密关联。     

韩愈、苏轼岭南行政方式比较

韩愈、苏轼的岭南行政方式存在着三个不同点:(1)韩、苏对治岭南者的要求都是廉洁和有才用,但韩愈看重才用廉洁对长治久安的统治效用,苏轼则着眼才用廉洁对改善百姓生存状况的作用;(2)韩、苏对岭南百姓都进行教化,但韩愈注重儒学传播,苏轼则融入当地生活;(3)在治理岭南一方水土方面,韩愈以祭礼解决困难,苏轼则以知识和实际行动解决生活中存在的问题。韩、苏治理方式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二人的思想底蕴不同。     

“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

从"百越"这样的"以人名地"概念到"岭南"这样的"以地名地"概念,又从他者与我者对"岭南"一词的不同看法,到屈大均以"广东"替代"岭南"的主张,最后到清代以"岭南"专指广东,"岭南"这个概念的意义在历史上是被不断建构、不断变化的。这个过程的背后,是帝国扩展、区域开发、地方文化发展、我者与他者的互动,以及观念的变化。     

论陈邦彦的“雄直”诗风

陈邦彦是明末清初岭南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民族英雄,"岭南三忠"之首,与黎遂球、邝露并称为"岭南前三家",有"粵中杜甫"之称。他是岭南诗派的传承者,他的诗歌既继承了岭南诗派一直以来"雄直"的风格,又影响了"岭南三大家"艺术风格的形成。他的诗歌雄壮豪迈,又多运用赋的手法,抒情上多用直抒胸臆的方法,而且往往在诗歌的结尾卒章显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