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国共合作

本文以历史发展为线索,简要地叙述了宋庆龄在孙中山逝世以后,继续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正确立场,同一切违背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国共合作的行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为创建新中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大革命时期的宋庆龄与蒋介石

宋庆龄与蒋介石，都是孙中山所信赖和器重的人物。在大革命初期，他们都为推进国民革命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到了大革命后期，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而宋庆龄则奋起反击，坚决捍卫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在严酷的斗争中，实现从旧三民主义者向新三民主义者的根本转变，本文考察宋庆龄与蒋介石从合作至分裂的心路历程，探讨他们各走不同道路的主客观原因，指出他们的决裂并非偶然因素所致，而是他们之间潜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     

邵力子与三大政策的制定

邵力子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挚友。第一次国共合作之前,他热心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歌颂苏俄,赞扬工农运动,推动孙中山以三大政策改组国民党,为促进、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合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试论黄埔军校时期的周恩来与蒋介石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他们 在平定商团,消灭杨、刘滇桂军,两次东征的战斗中,曾密切合作使黄埔军校从五百人发 展到威震广东的第一军,成为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但他们始终有着矛盾和斗 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随时间推移而不断加剧,最后分道扬镳。     

孙中山李大钊关系管窥

民国元二间,尚在就学时代的李大钊,即在其撰述中对孙中山的历史作用及将临时大总统"让袁"一事有过实事求是的评论。李大钊与孙中山都极为重视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后续进展,李氏还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迅速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9月至1925年3月间,为促成国共合作,李大钊与孙中山多有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1924年底,孙中山在日本神户演讲"大亚洲主义",早在5年前,李大钊亦曾表述过对日本人所提倡的"大亚细亚主义"的看法,但两人观点并不一致。孙中山逝世后,李大钊撰长联挽之,表达敬意。     

陈独秀与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对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陈独秀对三民主义及其与共产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行过阐释。陈独秀的阐述大体能够结合革命形势、服从斗争需要。但同时又存在理解比较简单的问题,这是由于多方面原因作用的结果。     

重新认识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的过程中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的 终极价值目标,其在当代中国的具体运用体现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辩证统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三大困惑”及破解

本文首先客观分析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中普遍存在“三大困惑”：教材内容的“三大重复”，徒增授课难度；受教育者的疏离与偏见，影响教育效果的实现；教学时数少与内容繁杂的困惑。其次重点回答了破解“三大困惑”路径：处理好与中学历史课、《概论》课等衔接与提升；讲清学习《纲要》的重要性，破解受教育者的疏离与偏见；开展研究性专题教学，破解教学内容多与授课时数少的难题。     

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说”的伦理内涵及在当代中国的表现

在《1 8 5 7—— 1 85 8年经济学手稿》中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休视角对文明社会以来依次更替的三大社会形态作了如下经典的论述 :“人的依赖关系 (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 ) ,是最初的社会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是第二大形态 ,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 ,全面的关系 ,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 ,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     

试论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的“大”与“全”——以南昌航空大学为例

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是高等教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横向涉及学校工作的方方面面,纵向涉及学生成长的整个过程。高校大思想政治教育观从理论解析上体现为＂三大＂即教学对象大、工作优势大和育人功能大,在实际中要求做到＂三全＂即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和全方位育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大思政＂教育观的核心是创新。     

福本和夫主义、新写实主义之于中国"革命文学"

二、三十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 ,深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影响。以太阳社、后期创造社为代表的中国革命作家 ,在译介、借鉴日本无产阶级文艺理论 ,指导本国创作时 ,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日本理论消极影响的印痕 ,这集中体现在他们对福本和夫主义以及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的吸收和创造性运用上     

城市化与"反城市主义"

“反城市主义”提出了一个城市社会学与城市发展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即城市人与城市区位的结合与互动问题。研究之,对城市建设和城市化进程十分重要。     

《大清国籍条例》与近代“中国”观念的重塑

法律意义上的近代"中国"人身份的确定经历从依照传统的"习惯法"、参照西方成例和按照近代意义上的"国籍法",这样一个不断调适的过程。《大清国籍条例》颁行具有加强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维护清政府国内统治合法性的双重目的。"国籍法"确立血统主义原则,显然是受到当时"大民族"主义的影响,体现出晚清政府在大一统近代转型中对于"中国"观念的重塑。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文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陶澍与漕政改革

自隋炀帝开通运河之后,漕运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所重视的一项内容。延续到了清代,更是被称为“三大政”之一。清中叶以后,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腐败,世风日下,萎靡不振,漕政也是弊病丛生,已严重威胁到京师的粮食和财政供应。有着“干国良臣”美誉之称的陶澍,为了打通这条大动脉,维系清政府的正常运转,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通过裁汰冗员,删除浮费;严禁包漕,严格制度;治理运河,疏通河道;另辟新径,漕粮海运等措施,对漕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给后世留下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章试以陶澍漕政改革为中心,做一些探讨。     

“国民革命”的提出与中共“三大”的召开

本文对孙中山、共产国际、共产党三方提出“国民革命”的口号作了溯源,并以新的视角对中共“三大”的召开尤其是“三大”的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从中总结了“三大”的重要意义。     

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必须把握三个关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把“三大规律”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科学总结。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目标。在新时期,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正确把握“三大规律”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到“三大文明”协调发展,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必然要求。     

奥哈拉城市诗歌中的“一人主义”诗学

“一人主义”是美国纽约派代表诗人弗兰克·奥哈拉诗学理论和艺术风格的集中体现。“一人主义”诗学理念的确立,使得奥哈拉的诗歌作品极具个性色彩,饱含创造力。本文依托奥哈拉的城市诗歌创作活动,探讨“一人主义”诗学理念衍生的过程、“一人主义”的内涵及其对奥哈拉城市诗歌的意义,论证奥哈拉在这一诗学理念下所达到的诗歌艺术境界。     

“问题与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

“问题与主义”之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著名论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闻关于中国向何处去的争论,其实质是中国是否需要革命,是走资产阶级改良之路还是走无产阶级革命之路的讨论。论战在理论上阐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关系,在实践上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井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步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五四”前后胡适的处境与“问题与主义”之争

胡适任教北大之初,由于所倡导的白话文遭旧派反对,学术水平亦遭师生质疑。尤其,不仅在《新青年》同人中,与太炎弟子不甚相得,而且在新文化派内部与陈独秀和李大钊关系区隔,故处境略显困难。为了打破困境,胡适必须拓展活动空间,建立自身人脉。“五四”学生运动爆发后,胡适因参与维持北大而得发展契机。但由于资历尚浅,虽勉为其难,实际影响相当有限。尽管胡适在师生中积极培植自身人脉,但效果不甚理想。为了扭转此不利局面,胡适针对“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不仅尊“西学”如“帝天”,而且教条主义倾向明显,加之国内趋新学人由于学术训练不系统,难以把握实验主义的要领,故引介方面效果有限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之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示范意义不甚明显等因,希望通过宣传老师杜威所主张的“实验主义”,一方面阻遏社会主义思潮的“盲目泛滥”,另一方面建构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以凝聚人气,从而推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问题与主义”之争。虽然,其说遭到蓝公武和李大钊的大力批驳,但胡适却在反驳蓝、李两人之说的过程中进一步完善其说,形成系统的实验主义方法论,初步建立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话语领导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