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的“华化”与民族融合——以《元西域人华化考》为分析中心

《元西域人华化考》是中国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一部学术经典著作,作者以独特的视角、丰富的史料和艰辛的努力考证了元代色目人(即文中所称西域人)之华化问题,是为了达到唤醒国人、振兴中华文化的目的。文章认为,元西域人华化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征服或民族同化,而是西域人主动掀起的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认同运动。这场运动背后不仅深藏着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悄然变化和民族融合势不可挡的坚定步伐,而且还暗含着中国历史上文化认同与民族融合之间的规律。     

“西域”概念的变化与唐朝“边境”的西移——兼谈安西都护府在唐政治体系中的地位

唐朝官方文献,尤其是地理类文献中"西域"一词具体所指在唐朝历史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初唐,"西域"主要还是指敦煌以西的地区,和从汉到隋"西域"一词的经典含义一致。贞观十四年(640),侯君集攻占高昌国,太宗改置西州之后,"西域"就仅指西州即今吐鲁番以西的地区。7世纪下半叶唐蕃在四镇地区(大致相当于今新疆)的争夺,直至长寿元年(692)王孝杰收复四镇,则造成"西域"一词词义的继续"西移":从此直至晚唐,"西域"都特指帕米尔以西的地区,而不包括当时称作"安西"的四镇地区。在这种词义变化的背后,是唐朝在西北边陲统治方式的深刻转变;而这种转变,使得时人所理解的"边境",也同时向西移动。     

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以范仲淹的“天下”观与“琴之道”为例

范仲淹一生以天下为己任的言行,成为我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典范。自古及今人们评价其都以一种较为宽广的“天下”视角,推究其“天下”观的主旨,则与传统儒家修齐治平的要义完全一致。然其至为可贵者,坚守于心而付诸于行,贯穿始终而不离此道,则是范仲淹平生喜弹琴,师从崔遵度、唐异二位高士,“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旨在以此传播尧舜之音,践行其所持“鼓天地之和而和天下”的“琴之道”。考其“天下”观的旨归与“琴之道”的操守,二者并无二致,均属成仁成圣之途,由此堪称北宋馆阁文士的楷模。     

元代诗坛宗唐理论的确立与定型——以袁桷的诗歌批评为中心

通过对袁桷诗歌理论的探讨就会发现,他在对宋末的诗风批判中,确立了学习唐人诗歌的风貌,并对如何学习唐诗有明确的界定和审美范式。他从源头做起,模仿和借鉴《诗经》以及建安以来优秀诗歌传统。从元大德、延祜年间开始的对唐人文学风貌的模仿与推崇是在对南宋末文风的批评基础之上确立的,袁桷凭借文坛领袖地位对当时的诗坛风尚的确立和定型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超越文士与讲学:《四库全书总目》的阐释学思想初探——以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学的权衡为例

《四库全书总目》所体现的阐释学思想,既是四库馆臣学术思想的重要内容,亦是中国古代阐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四库全书总目》中,四库馆臣多言及"文士"和"讲学":宋明时代的两类阐释者及其所代表的阐释模式,并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批判,意欲在超越的基础上寻找更为合理的阐释模式。四库馆臣对宋代《诗经》注解文本的批评之中,亦使用了这一组概念,成为研究其阐释学思想的试金石。     

南冠之思与南冠之诗——以陈亡入隋文人群体及创作为中心

以陈亡入隋文人及其创作为中心,探讨了所谓"南冠之思"是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悲剧性生命体验,包括对南方故土的乡关之思,对国家倾覆的惨痛记忆,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失落感和旧臣情怀,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感.这种体验的语言呈现构成"南冠之诗",从而反过来昭示、确认并强化了他们的存在悲剧.从文学史来考察,南冠之诗还明显突破了南朝文人原来的审美情趣,导致诗歌的新变.     

从对西域与岭南的治理看唐代民族政策的南北差异性——以柳宗元、岑参的诗文创作为考察中心

唐代中央王朝对岭南、西域的文人输出是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处置贬官流犯和激励忠臣名将的文人输出差异反映了唐代中央王朝民族政策的重北轻南。唐代中央王朝对西域、岭南民族地区的治理在征讨挞伐与羁縻怀柔,文化认同与民族文化交流,经济政策与经济交往活动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差异性。而造成民族政策差异性的原因主要在于羁縻民族政策的灵活性,南北地理环境的不同,南北民族历史发展的不同及南北民族形势的变化。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乡村的社会动员——以农民协会和贫农团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农民协会、贫农团等群众组织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激发了人民群众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在农民协会和贫农团的参与和推动下,苏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苏维埃政权,推动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并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践行之思——以“经济人”“社会人”属性为视角

人们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反常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同人们的思想品德现实水平之间存在的矛盾冲突,这种冲突在人的属性上主要表现为人们的"经济人"属性与"社会人"属性的对立冲突。分析"经济人"属性与"社会人"属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后,可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新路:转变"标签"联想、运用未来情景预测法以及创造有利的践行环境氛围等。     

试论元代西域的多语状况及其演变

元代西域民族众多,宗教林立,由于宗教文化和族群不同,呈现出多语并存的语言状况。在多种语言中,最具影响力的是阿拉伯语、波斯语、蒙古语、畏兀儿语和汉语。在伊斯兰化和突厥化大背景下,元代西域的多语状况发生了三大演变：即阿拉伯语沉寂和波斯语复兴、蒙语西渐、突厥语勃兴。     

由回回哈的司与崇福司看元代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发展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代,蒙古统治者起于一隅而括地万里,其统辖区域广大,人口繁多,境内民众宗教信仰复杂多样,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宗教是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元朝政府在不同时期分别设置了一些专门机构对这几种宗教进行管辖,如宣政院、集贤院、回回哈的司、崇福司等。这四种宗教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可以看做是外来一神宗教,在整个蒙元时期,二者一直在冲突与联合中发展。     

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发展的原因

依据考古资料及史料记载,辽金元时期东北地区农业得到很大的发展,除了统治者的重视及采取的一些措施外,诸如优秀地方官员的作用、汉文化的传播等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     

元代东迁西域人礼俗汉化之考察

元代东迁西域诸族及其后裔,因久居华夏,乃深受汉文化影响.他们"学于中夏,慕周公、孔子之道",深受中国传统礼俗的感染,遂取表字、采汉姓,冠居名、堂号,并遵丁忧、汉丧之制及行节义之礼,可见东迁西域人在元时礼俗已多汉化.     

元代西域纺织技艺的引进

元代西域纳石失、撒答剌欺纺织技艺因蒙古贵族的需要而得以引入,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官府制造业。撒 答剌敷应是以犬、兔之毛织成的产品,而非"一种衣料,可能是棉布料"。西域纺织品对元代蒙古社会生活的影响十 分明显。     

西部人力资源开发现状及对策

文章提出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 ,一项基础性、关键性工作是如何开发利用好西部人力资源。西部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力资源数量较大 ,但质量偏低 ,贫困人口众多 ,人才缺乏和流失严重 ,以及人力资源配置不当。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观念相对落后 ,投入不足 ,体制改革较为滞缓。只有树立人力资源意识 ,发展教育 ,加快制度和机制创新 ,才能加快西部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经济发展才会得到一股持续、稳定的动力源泉     

元代关涉回回立法初探

元代蒙古统治者给予包括回回在内的色目人以较高的政治地位 ,并以制度或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立法内容关涉回回的行政法规、刑事法规、经济法规和民事法规。     

元代江南蒙古、色目侨寓人户的基本类型

元代江南地区的居住人口呈现出复杂的历史格局。随官附籍、随军驻守、商人逐利及迁徙罪犯、传播宗教等 ,使得来自蒙古高原及西域、波斯、阿拉伯等地的蒙古、色目人口入居江南。在各民族混居的条件下 ,蒙古、色目人中出现了汉化的知识分子 ,还出现了具有极高文学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他们的创造也为民族文化增加了宝贵的新内容 ;民族间还产生了普遍的通婚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增添了新鲜血液 ,加强了民族凝聚力     

任昉与萧子良文士集团交游考

作为萧子良文士集团的核心成员,任昉与沈约、萧琛、王融、谢朓、范云、萧衍、陆倕、张思光,何宪、孔广、江淹、虞炎、何僩、周颙、庾杲之、刘虬、宗夬、柳恽、王僧孺、江革、范缜、孔休源、谢朏等人均有交往。萧子良过逝后,任昉作《文宣竟陵王行状》,高度肯定了萧子良的品行、学识、政绩和招士活动。萧衍建梁后,任昉任吏部尚书,成为梁初文士集团的中心人物。任昉将王俭、萧子良文士集团重视学术和文学、为官清廉的传统延续到梁朝。      

宋明文人异调组词刍议

作为组词的一个类别,文人异调组词产生于南北宋之交而发展于明代:结构形式从最初的松散组合到相对完整明确,题材有所扩展,戏剧性因素相对增加。文人异调组词的产生与发展并非偶然现象,而是诗词曲三体文学并行发展和交互作用的结果,表征了出位之思在词的风格之外尚作用于其形制的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