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意之辨”及其美学意义

"言意之辨"是关于魏晋玄学的一个主要议题。本文着重以象为中心,在易学发展的体系内来谈言、象、意三者之间的关系,并进而试论其对中国艺术创作和艺术品鉴的意义。     

论郭象玄学的“自然”概念对刘勰《文心雕龙》的影响

郭象认为,在没有人为作用条件下,每个事物的本性都会自然实现,世界将会和谐完美。《文心雕龙》中频繁出现＂自然＂概念,也正是强调要按文章（文学）的自然本性来认识文章（文学）、来从事创作。在刘勰看来,无论是自然界的事物,还是人类社会的事物,都有其自然本性,人们只要任其本性之自然发展,不做违反事物自性的（即人为的）事情,事物就能达到完美的境地。刘勰的自然概念深受郭象的自然概念的影响。     

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成体系的文学理论,必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基础上,才能更好地构建起自己的理论框架,否则,它将是零乱的不成系统的.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多立足于社会现实,以求得个体和种族以及社会得以更好地蕃衍和发展,这是生命体的生命机制最基本的显露,它是必要的.但这一情况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这些思想家们,尤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大师们,对于宇宙的形成和构造很少做哲学的抽象思辩,缺乏本体论的论述,正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由于这个原因和其他的条件,我国古代就没有含本体论成体系的文学理论著作.到了魏晋南北朝,以王弼为代表的玄学,如异军突起,应运而生,它使“我国学术由此而发生重大的变化,……给与过去学术思想一个新的组合,或构成了某种新的联系使魏晋时代的思想表现特殊的精神.”生活在南朝齐梁时代的刘勰,深受玄学的影响,并以玄学的本体论指导《文心雕龙》的创作,构建它的理论框架. 魏晋玄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思辩能力,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它融合儒道,论述的中心是“本末有无”的问题.“本”就是“无”,就是“体”,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或“一”;“末”就是“有”,就是“用”,就是现实存在的一切.就玄学的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看,曾形成不同的派别,如有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天派”,有向秀、郭象为代表的本末不二派,有裴頠等的“崇有派”等等.给予刘勰影响最大的是王弼的理论.王弼哲学本体论是从《老子》借来的,但有改造.老子主张“举本息末”(王弼《老子指略》:“《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而王弼则偏于“举本统末”(王弼《论语释疑·阳货》释“予欲无言”:“予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前者把本末分为二,后者认为二者不可分:末为本运化而生,因而明本(即体无)必须研末(即察有). 下面就王弼玄学本体论对《文心雕龙》的影响谈几点粗浅看法.     

论玄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

论玄学对中国美学的影响李戎玄学是我国中古时期最深奥、最富有思辩性的学说之一，它对中国美学、中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是深远的，＂很可能中国最终对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理论做出的显著贡献就在于此＂①。因而，探讨玄学在中国美学史上的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一玄学确实玄奥...     

趣之美学的端倪——《文心雕龙》“趣”论

趣,在魏晋时期进入诗画领域,成为一重要的美学概念。文章重点分析《文心雕龙》中用＂趣＂语例,以期明确趣进入美学领域后,意涵的流变过程。其过程大体为：趣因趋向义,指审美过程中情意形成的趋向;趣因旨、志义,指审美获得的志、意;趣因趋、旨二义,真实反映了审美的整体过程,不仅有情的参与,也有理的参与,趣也因此获得了所蕴涵的感受、体验义;最终,趣与理、旨义分离,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美学概念,指审美过程中获得的情意,以及感受、体验。     

宇宙生成论向玄学本体论的转化

贵“无”论玄学属于本体论范畴,而汉代神学目的论则表现为宇宙生成论。汉魏之际人物批评所诞生的贵“无”人材哲学与汉儒关于宇宙产生之前元气混沌无形观念的结合,是宇宙生成论向玄学本体论的转化契机。在其结合过程中,人材哲学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的存在和发展,是把传统的宇宙本根由天地之外移向事物之中的主要动因。汉代宇宙观所提供的丰富资料,则为这一历史性转化奠定了思想基础。     

《辨骚》和《文心雕龙》枢纽论

刘勰的《文心雕龙》枢纽论有五篇论文：《原道》、《宗经》、《征圣》、《正纬》、《辨骚》。《辨骚》是从文学的语言表现和写作方法上指导写作的总论。既然作为文学总论,《辨骚》就不可能和《诠赋》一起置于文体论中,让读者面对一体而二论莫知所以,所以刘勰自己把《辨骚》放在枢纽论中是没有错的,不管是从论文思想还是从行文条贯上都是毫不含糊的。     

《文心雕龙辨骚》“折衷”解义——以刘勰的“辨《骚》”为例

“折衷”作为《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较典型地体现于《辨骚》篇。就“辨《骚》”而言,刘勰在对汉代诸家关于经、《骚》关系所持论点进行梳理,以及对于“骚经”（概指《楚辞》）本身进行“擘肌分理”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了关于这一问题的“势”和“理”,即《辨骚》中《楚辞》“四同”、“四异”于经书的结论。关于这一点,在《楚辞》文本中是有迹可寻的。     

《文心雕龙》与儒学及玄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是儒学思想,不是玄学思想;《原道》中的“道”是儒家之“道”,不是玄学家所说之“道”。但刘勰又以“通变”、“日新”的革新观对玄学采取了慎重的态度,既有某些汲取和肯定,也有某些排斥和非难。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既不是孔子的原始儒学思想,也不是两汉的今古文经学思想,而是魏晋以降经过加工、补缀、渗融而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儒学思想。     

从《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谈“枢纽”论

刘勰创作目的,首先在于通过"言为文之用心",实现儒家人生三不朽价值;其次,通过《文心雕龙》的著述,纠正齐梁文章创作过程中的不正之风;再次,在于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正"本"清"源"。因此,《原道》乃为作家进行正确地创作立一大本源,亦即为文章创作寻找哲学上的理据。《征圣》是为了"师乎圣"的,也就是要求从创作主体上学习圣人为文之精神与为文之法的;而《宗经》是就创作实践立意的,确立了文章的风格特色与论文的最高准则;《正纬》提出"芟夷谲诡,采其雕蔚"的文章流变思想;《变骚》从文章流变的角度,提出要做到"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坠其实",才能防止文章发展流变中的"浮诡"、"讹滥"文弊发生,使得此后的创作步入正确之路。     

刘勰自觉“论文”对《文心雕龙》的影响

在《文心雕龙·序志》篇中,刘勰明确说明自己是在"注经"难以成家的境况下选择"论文"的。刘勰的这一自觉转向对《文心雕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其确立了《文心雕龙》的性质、苦心经营《文心雕龙》、"文之枢纽"的根本着眼点在"文"、尊重文体的自身规范、重视辞采和文学技巧等多个方面。刘勰对"论文"的自觉与时代的重文风气、以往的"论文"传统以及自身穷困的处境、通达颖悟的文学修养等因素有关。     

纪念“《文心雕龙》的功臣”——牟世金的《文心雕龙》研究

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牟世金是主要的核心人物和真正的功臣。他能够在学会的成立和发展中起这么大的作用,又是和他在《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成就紧密相关的。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牟世金是研究《文心雕龙》的学者中非常杰出的一位,他的成就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三部主要著作中:《文心雕龙译注》、《刘勰年谱汇考》、《文心雕龙研究》。他对刘勰生平家世的研究、《文心雕龙》文本的研究、《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研究,都有相当突出的成就和贡献。他不愧是"龙学"发展的一位卓越的功臣,在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不应当忘记牟世金的功绩,让我们永远怀念他!     

关于魏晋的“言意之辨”和文学理论

魏晋时期,中国哲学围绕言意关系问题,曾经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对当时和后来的文学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当时哲学上的阵势是势不两立,而文学理论家并不简单地是此非彼。现在许多人对“言不尽意论”完全否定,对“言尽意论”完全肯定,而又有人认为“言不尽意论”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基础。看来,如何评价这一场“言意之辨”,及它对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影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不揣浅陋,想谈一些个人不同的看法。     

弘扬中国古典美学的优秀传统——读《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

广西师范大学副教授赵盛德先生笔耕不缀,潜心苦研,继《古文论的民族特色》一书问世后,又出版了《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漓江出版社1988年),为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艺苑增添了一朵新花。梁代刘勰的《文心雕龙》的确是一本体大思精的宏书伟著,历代注释者、研究者浩如烟海,络绎     

试论《文心雕龙》的“外总论”

《文心雕龙》头五篇,论述被刘勰称之为“文之枢纽”的指导写作的五大基本原则,今人多称它们为“总论”。现在,我们又提出个“外总论”,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实所罕闻。这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非也。请试论之。 五、六年前,就有人提出:《文心雕龙》的前五篇和后五篇都是总论。乍闻此说,颇感惊异,后来仔细考虑,才觉得,把后五篇也称作“总论”,虽欠精审,但大旨却很可取。说它欠精审,一是因为后五篇不全是总论,二是因为后总论与前总论有区别,而这区别没有讲出来。 《文心》的最后一篇是《序志》,为全书总序,显然不能列入后总论。不算《序志》,所谓“后五篇”,就是《时序》《物色》《才     

风格论——《文心雕龙》散论

《文心雕龙》“各师成心,其异如面”,是指风格与作家的个性、修养的关系;“因情立体,即体成势”是指风格与文体的关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平时序”,是指风格与时代的关系。时代风尚对文学创作风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文章体式对风格特征的体现是有限制的,创作个性的发挥不能不受前两者的制约;但是一个时代的风格、一种体裁的特性,又必须通过作者的独特风貌来显示。     

重构教化的美学：《文心雕龙》对“文”的理论再造

针对浮华不实、只顾雕饰辞藻的文坛状况,为重建文学的教化理想,刘勰从文道关系、创作主体和作品本身三方面对“文”的内涵进行了美学扩充和归正。通过恢复文与道的必然性关联,刘勰论证了文章教化价值的形而上根源;通过打通六朝的感物说与儒家的“诗言志”传统,刘勰重塑了“感物吟志”的创作主体;通过发展先秦两汉儒家文质观,刘勰从文章形式与内容两方面重新定位了理想之文。刘勰通过文论思想将儒家教化观与文章审美观相融通,在一种整体性的视域中,创造性地重构了彰显儒家人文精神的教化的美学。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山”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习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从先秦儒家到《文心雕龙》,这种以山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体仁”“比德”“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仁厚思想的基本脉络。“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以山比德”思维和言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立,到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以山喻文”的生动言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     

“言意之辨”与古典阐释学的意义生成

“言意之辨”几乎囊括了中国古代关于语言符号认知的全部观念,也几乎包含了古人如何认识、体验和言说世界的全部经验,因而也就奠定了中国古典阐释学的思想基础。在古代学术思想史上,“言意之辨”的核心是意义的存在方式问题,并由此形成了古典阐释学的方法论特征。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处理文本问题的基本经验,而且将阐释行为本身从一种还原性的“解经”活动转变为向着经典去建构和开辟意义世界的“读书”的过程,进而生发出一种此在的形而上的阐释学意味。     

从“上善若水”到《文心雕龙》的“以水喻文”

自古以来,人们喜欢用"水"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悉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从先秦诸子到《文心雕龙》,这种以水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从"体道"到"比德"再到"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水性智慧的早期脉络。水近于道,体现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和形象言说。崇尚水德,表现中国人的人生态度。许多文论范畴、概念,如"源""流""清""深""浅""滥""润"等等,都是把文学艺术拟水化的暗喻。毫不夸张地说,关于水的基本术语,大多可以在《文心雕龙》中找到。这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的思维和言说方式——把水的存在状态作为文学艺术结构形式的象征,即"以水喻文"。举凡艺术构思、文学风格到审美批评等文学的系列流程,都可以看到《文心雕龙》的这一思维和言说。以水喻文彰显了刘勰文法自然的审美意趣。